最早知道谢晓东是在王竞导演的《大明劫》，他是主要编剧之一。那部电影里流露出的知识分子式的格调颇为独特，而后翻看他的履历，才知道这已经是二人的四度合作。晓东导演高大硬朗，说起话来有条不紊，理智冷静中又透着一丝未被现实磨平的愤怒。这也使得我们看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走出尘埃》时，也能感受得到他对人物的反思和自嘲式地刻画。而他一口顺溜的北京调调，让人无从得知他其实是个上海人。
电影在3月17号已经上映，正如我们所见，排片十分不好，以上海为例，仅有非常有限的影院上映，而一天不过一到两场，黄金时间段基本无场次。或许，这跟许多低成本且没有大明星、大宣传的国产电影命运一般，匆匆上映，未及被人记住，就已经在大银幕上消失。
对于身兼本片导演、编剧与制片人于一身的谢晓东来说，这绝对不是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作为一名职业制片人，或许这个结果，也不是真的不可预料。无论如何，希望读者能在下面这篇针对《走出尘埃》与导演职业生涯的畅聊中，一窥这个怀抱着热情，且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电影人。
记者：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及，是临近开机时原定的导演人选退出，您才接手《走出尘埃》的，这部片子也因此成了您的首部导演作品，有为这个决定做过哪些准备工作吗？
谢晓东：开机之前确实是琢磨了一下子，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因为虽然也拍过那么多片子，但毕竟不是作为导演。但是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吧，因为这个剧本毕竟是自己写的，烂熟于心。其实我每次写剧本都是带着画面写剧本的，不是说纯粹文字思维写剧本，包括以前的片子，每一个镜头的戏都在我脑子里面，拍这部戏，其实已经完全有画面了，接手以后就很快（进入角色）。
对我来说，做导演最重要的就是演员，导演导演，其实就是指导表演。轻重缓急分出来了，首先就是演员。秦勇是个新演员，所以要进行很多拍摄前的准备，而这个准备是非常充分的，从台词到情感的起伏，每一个细节基本上都做到烂熟于心了。此外，我觉得导演不只是对男一号、女一号的关注，我觉得这个片子之所以还能呈现得不错，是所有的演员，哪怕只有一句“是”要怎么说，这个都需要精雕细琢。最后每一个演员呈现出来的都还不错。
记者：这个剧本是您写的，那接手当导演拍摄后，有推翻自己作为编剧时的构想，或者说做了某些重大的调整吗？
谢晓东：我拍电影时从来不推翻剧本，就按剧本拍。因为我写每一个剧本都花了很长时间，都是反复推敲，所以剧本一旦开始拍摄，也就是它了。
关于摇滚
记者：《走出尘埃》里的主角方和平是一个摇滚歌手，包括电影里还提到前风暴乐队的另两位成员祥子和二勇，您在设想这些摇滚歌手的命运时，都是有原型人物在的吗？
谢晓东：没有。但是因为我对摇滚圈很熟，我知道大家的生活状态，或多或少的就把他们浓缩到这两个人物身上。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摇滚歌手吧，我们生活之中20年不见以后，会聊到很多相熟的人啊，他们去哪了，他们都怎么了……很多这种事情。
记者：摇滚更像是年轻人表达情绪、想法和自我的音乐形式，像片中方和平这样的中年人，最后仍然通过摇滚表达愤怒，是否会让他看起来不太合时宜？
谢晓东：我觉得不是合时宜与否的问题，因为摇滚这种音乐就是表达真实的形式，这种表达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撞击，是直白的、赤裸裸的。这跟影片里我想表达的东西是浑然一体的。
电影是造梦的嘛，我觉得里面的东西不是为了让你去真实的追求，而是给你造一个梦，能在你心灵上轻轻地拨动一下，我觉得有这个就够了，所以最后方和平表达了自己的不屑——就是我的音乐、我的梦想、我的人生，不需要你们评判，算是来自心灵里的呐喊吧。我觉得这是符合人们观影的需求，这两个小时满足了。最后可能出门我见了客户、领导又低头哈腰，但起码这两个小时我爽了。这种轻轻地抚摸，也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能温暖或者说净化你一下，我就的就很不错很不错了。
记者：您之前提过，认为三四十岁的人看到这个片子会特别有情感上的共鸣，您有设想过那年轻人看到这个片子，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否会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呢？
谢晓东：我在做片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谁会来看。说句实在话，我在做一个电影的时候，是想表达创作者内心的东西，一个想法。那么拍出来以后别人说：这不就是现在那个时髦的话题吗？我说什么时髦的话题，他说就是有句话叫做：大学毕业十年，你再看镜子里的你，（会发现）已经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实际上从放映效果来看，也是有一些生活经历的人看会非常深有感触。不过我觉得“中年人”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可能是迷茫或者说忙碌的人吧。
记者：电影里有秦勇老师饰演的中年摇滚歌手和青年摇滚歌手黄一冰之间，关于音乐、梦想、人生这些话题有一些讨论和争执。这段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很难说谁的立场更准确，不是有阅历的人说的就是对的。您当时是怎么设想这种对立的呢？
谢晓东：我觉得人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呢，比如跟家里的反叛其实会变成你父母的毒药。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给年轻人看，他们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你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笑）
记者：您是觉得这是一条必然的道路吗？
谢晓东：我希望他内心中，哪怕有一天、有一刻、有一点还能找到你自己，这就很不错了。
记者：就像这个电影的结尾一样？
谢晓东：对。我觉得这样就代表生活还没有把你全部磨光，还有色彩。
关于结构与拍摄
记者：这部电影前面很长的一部分，您都有在刻意地压抑情感上的东西，几乎没有怎么表现摇滚，而是留到了很后面才出现。我好奇的是，拍摇滚必然是表现舞台上的内容，而前面都是生活化的场景，这两者是分开的，您是怎样去平衡这两者，才能在电影里表现得不突兀和断裂？
谢晓东：这个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从结构、到影片最后呈现都是这样的。在前半部分用一种纪录片的感觉去拍，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生活场景图。这里边每一个人物的设置，包括喝醉酒的乘客，他们都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些群体就构成了尘埃。
这个前半部分基本没有主线，让观众看到四五十分钟觉得要没意思了，快要看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就转了，转成线性的方式，让主角去寻求自我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结构设计，前半部分更像一个蒲扇的形状，圆的；后半部分像个把儿，直的。而且包括这两者的布光、机器都是不一样的。之前我用的多是肩扛、手持，后面更多的是稳定的拍摄，推拉摇移。
记者：您使用手持和稳定两种手法分开来拍，是想在一部片子里拼接出两种不同的效果吗？
谢晓东：同时使用两种结构的电影非常少，因为确实很不好写，接得不好就很奇怪，但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尝试的行当”吧，不去做一些创新又有什么意思呢。而事实上，这恰好是《走出尘埃》被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拍法，包括这种布光都挺眼前一亮的。
记者：我记得您保留方和平这个角色代驾司机的身份，是因为您之前跟路学长导演一起想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这么设定的。
谢晓东：对。
记者：我觉得代驾司机这个身份，让汽车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很奇妙的空间，包括您在片中多次重复拍摄司机载客这个场景，您是怎么考量和设计这个部分的呢？
谢晓东：你看的非常仔细。当时我和学长讨论这个人物设定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头，一个人是清醒的，一个人是喝醉的。谁在说真话，谁又在妥协、发泄呢？喜怒哀乐，其实两个人是一种不对位的、立体的化学反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记者：片中拍摄排练厅的时候，您多次让机器架在舞台的位置，背面拍摄歌手们练习，后景是通往门口的台阶，台阶上方是门透进来的光，这有点像是模糊了表演的时间，是演出前还是谢幕后？也制造了一种流动性，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空间的？
谢晓东：在找景、布景的时候，考虑了这种空间感给影片的流动性，以及构图的生动性，让画面不呆板吧。包括这个台阶上上下下的感觉，我觉得也是人内心上上下下的感觉。
记者：我记得这里有一个秦勇老师站在台阶上回头的镜头，后面也有他代驾以后从停车场走出来，前面是大强光，您背拍他一个回头，这个画面的设计感很强，有点像呼应您“走出尘埃”这个主题。
谢晓东：可以这么理解，人总是要走路的嘛，有时候向前看，有时候回头看。（笑）
城市与都市
记者：电影里的主角是一个摇滚歌手，但是在电影的前半部分我们几乎听不到摇滚，反而有大概五次轻爵士配乐，为什么会选择爵士呢？
谢晓东：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想要的。爵士乐我认为是城市人的音乐，它的乐器是能代表不同人的内心。就像是人在一起先沟通、交流，然后一起笑、也可以一起哭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城市中才有的，去表达人复杂的心理上的活动。这也是上海电影节选片人看中的地方，他说终于看到中国的都市影片了。其他拍城市的影片他只是场景一些的城市，但他不是都市，你比如说伍迪·艾伦的就是都市影片。
记者：您能再讲讲“城市”和“都市”这两者，在电影呈现上的差别吗？
谢晓东：比如上海、深圳都是大都市，而这种大都市的特点就是人情感以及生活上的复杂性。生活绚烂不单一、多角度，而这种多角度下一定会反射出来人们复杂的心态，以及时间上的变化，他可能上午是一种心态，到晚上就是另一种心态了。可能都没时间舔自己的伤痛，又要笑脸相迎下一个场景，这种感觉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很有色彩。这跟小城市、乡村是有差别的。
关于角色设计
记者：作为一名女性观众，我自己对晓芸（冯波 饰）这个女性角色挺感兴趣的。她在片中更像是方和平生活上的“帮助者”，感觉人到中年能碰到这样一个女性，好像不太真实，您最开始是怎么设想这个角色的呢？
谢晓东：我觉得电影还是一种“梦”，是内心的渴望。我觉得很多男性，包括这电影放完以后有人给我留言，说这辈子要是找这个老婆也太牛掰了。我发现有一些女性观众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会哭泣，就问过一个观众为什么哭，她说：那就是我呀！（笑）不一定是实际的她，但是可能是某个时段内心的她。
我觉得在都市里，很多时候人是孤独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孤单的。我觉得女人和男人都一样，都需要某种慰籍，某种伙伴吧。晓芸这个女性她处于离婚之中，还没有完成手续，那这段时间她没事儿干什么呢？做代驾吧。我跟很多女司机交流过，都是这样的。反正就是出去转转，不求赚多少钱，而是走进社会里，有这么个人聊聊天什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晓芸和方和平他们俩是搭帮过日子的感觉。但这个女人也是在观察：这哥们儿靠不靠谱啊？后来是方和平跟她说：我不能再拖累你了，等我缓过来你都老了，这个时候我认为这对女人来说，反而是个信号，就是这个人我可以依靠。
我也跟若干女性都聊过，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说就这才是爷们儿。所以我并不是说成心为了方和平设计一个角色，她就是都市中的一类人，这类人就是所谓忙碌、迷茫的，孤单或者说孤独的那类人。但我觉得这个人的火、她的真在哪呢，就是（为了方和平）把那钱拍桌子上，她内心就是一种不顾一切，而这个不顾一切我觉得是都市人最向往的东西。
记者：我们通常说北方的喜剧是一种语言上的喜剧，您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在北京，包括北京话制造的这种诙谐的效果。但您在片中另外设计了一段二人转演员参加选秀的桥段，您是怎样考虑把这种喜剧形态放进去？
谢晓东：我们说中国传统的这个戏曲（京剧）就是生旦净末丑，其实这生旦净末丑就是社会的人生百态。所以包括王大勇、潮爷这些人物设计，有点像丑角一样的。
记者：您在片中通过潮爷的口，一直提到收视率、关注度、流量这些，您是对现在的这种比较功利的媒介环境有某种表达吗？
谢晓东：你又看得很准。为什么潮爷是这么一个混蛋的，无情的形象，他其实代表了社会上的一些推手。这些推手是无情的，而人的内心是柔软的，我觉得这两者有巨大的张力。所以我才想设计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潮爷突然就对着影片说话了。我觉得这些幕后的推手就是把观众视为傻逼。
记者：我想到电影里玻璃的那个桥段。潮爷站在透明的玻璃上对王大勇说：我们和他们（员工）的差别就是这层玻璃，这个挺有意思的，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
谢晓东：这个确实是成心设计的，因为上面这些人他们看下面的芸芸众生，觉得他们都是傻逼。
记者：我记得结尾秦勇老师上台时，皮夹克里面是穿了一件画着宫女的T恤，那个是他当年表演时真实穿过的衣服吗？
谢晓东：那个是他儿子大珍珠画的。
记者：您这部片子的摄影师何山，这是他第二次拍长片，您是什么契机下跟他合作的呢？
谢晓东：我是看了他的《心迷宫》（忻钰坤导演），然后看中了他的手持能力。希望他继续做手持，自然光拍摄，而他抓得都挺好挺对的，我觉得他抓拍能力也挺强的。
我这片子前半部分有很多手持，尤其秦勇又是一个新人演员，这就要求摄影师有抓拍的能力，因为他的情绪可能（演）一遍就没了。另外我也问过他拍了多少天，这在些天里拍了多少素材，发现他手挺快的，不纠结。因为我们这片子也没那么钱和时间用来纠结，他的这两条我觉得都跟这个片子很对。最终呈现的效果我觉得也非常好，何山还被上海国际电影节提名最佳摄影，也挺为他高兴的。
规划着做电影
记者：你是07年做编剧开始，正式踏入电影行业的吗？
谢晓东：我在写剧本之前是先做了发行，想先把这个行业弄清楚再做片子。如果不明白市场、回收，没办法做制片人。我需要知道片子出来以后，回收的前景在哪里，根据这个算计花多少钱，这才比较保险，这也是制片人必须要了解的。
记者：您先是编剧，然后做制片人，现在又做导演，以这三种身份工作的时候，心态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谢晓东：我觉得编剧是纸上谈兵，导演是刺刀见红，做制片人呢是保证找到最好的剧本，最好的班子，最合适的资金，来呈现一个最好的结果。这是三个不同的工作内容。
记者：你对这三种工作或者说身份，有自己的倾向性吗？
谢晓东：我其实都挺喜欢的，因为都不太一样。
记者：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选择在这个年纪进入电影行业，是因为电影是一种工具，能够表达您想要的东西。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电影，以及什么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把电影作为自己新的事业呢？
谢晓东：我从小就很喜欢电影，我觉得电影是很奇妙的，尤其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感受到有这么多天才的电影人，像科恩兄弟啊、伍迪·艾伦、大卫·林奇……这些天才导演他们把自己的诉说包裹在影片当中，让你很愉悦地完成两个小时的旅程。你感觉这些人真的太聪明了，做得太棒了。我也想过是写书呢还是做电影，然后觉得电影是最完美的，因为除了电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让人在黑色的空间里两个小时，两眼盯的就是你的作品。
记者：我知道您挺关注社会题材的，下面会想做一部这样的电影吗？
谢晓东：下一部片子是关于民国初年的，目前正在筹拍过程中，导演和编剧都还会是我。
记者：您是准备往导演的工作上倾斜吗？
谢晓东：因为现在合用的导演都被签约了，我也找不到导演，不费那脑子了，算了自己来吧。（笑）
全文完
采访、整理：石头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