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格拉底（Socrates）和安格尔（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画家）是同一个人，生活在现代拍摄电影，他会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一个悖论的爱好者、自满一旁丛生的荆棘、一个富有远见的怀疑论者。他是电影最重要的形而上学者、道德的哲学家。那些认为电影不再能处理观念的人应该看看基耶斯洛夫斯基处理时间和命运、正义和道德、灵魂和上帝难题的作品。他没有答案，但他不会停止发问。“苏格拉底在这方面与我很近”，他承认，“但从另一方面说，理性主义者柏拉图（Plato）也离我很近。我会提防那些‘知道’的人——尤其是政治上，这些知道答案的人可能会做最坏的事。”
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回答问题时，苏格拉底式的相似之处被增强了。他彬彬有礼，但却是严厉缜密的。你会感觉自己有点像个傻瓜，燃烧的想法在对话中被浇灭了。你也会回想起波兰在共产主义领导下的那些年里，最不光彩的职业就是记者。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 Wajda）可以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父亲辈的波兰电影人，解剖国家的《铁人》（Man of Iron，1981）中，警方代表就是一个记者。基耶斯洛夫斯基对这种工种可能还有一点残余的谨慎。
他于1941年出生在波兰西南部，比雅尔塔会议早三年，成长于一段漂泊的经历。基耶斯洛夫斯基一家跟随他的父亲，一个土木工程师，四处寻求结核病的治疗。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十几岁时，他的父亲因结核病去世。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模糊，是一段朦胧的，既没有创伤也没有成就的时光。他和父亲的关系很重要，大概是因为父亲的早逝，似乎是带着悔恨的铭记。基氏电影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通常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十诫》中家庭的悲痛就是伤痕累累的，最伤感的第一诫中，小男孩因为相信他的父亲而溺亡。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妈妈是一个办公室职员，影响了他进入洛兹电影学院学习。瓦依达和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也就读于这所学校，耶日·斯科利莫夫斯基（Jerzy Skolimowski）和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期的同学。他被学校面试又拒绝了3次（也许早期就是沉默寡言的），是为了让母亲开心而坚持。进入那里之后，他就看电影（“很多，很多”），然后开始制作通过70年代来描述世界的纪录片。他1969年的毕业作品是洛兹的城市肖像，到处都是污垢和荒谬。不过当了无生气的现实主义有了哲学上的张力时，你可以嗅出他会成为怎样的长片创作者了。他的电影主题有工厂、砖瓦工人和铜矿，但也有像《被访者》（Talking Heads，1980）这样的电影，他向波兰人提出三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做什么的？你最喜欢什么？”
1989年秋天，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策划了一个大型的战后波兰影展。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盛气威严的《十诫》（Dekalog）在此北美首映，这个非凡的系列由10部1小时的电影组成，主题宽松的基于十条戒律，是当时影展的重心。
由波兰电视台出资，这部拥有极度野心的作品花了三年时间编写剧本、拍摄以及后期制作。以《影迷》（Camera Buff，1979）、《机遇之歌》（Blind Chance，1987）和《无休无止》（No End，1985）引爆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现在站在了他艺术力量的顶峰上。这个系列从悲剧到随心所欲的黑色喜剧，用美、焦虑和优雅审视了华沙一个住宅区内居民的内心生活和日常琐碎细节。
人权律师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也是他的联合编剧，最初提出这个想法；基耶斯洛夫斯基找来9位摄影师，创作出大相径庭的视觉质感。《十诫》展示了波兰最伟大的演员的深度和广度，如勃库斯洛·林达（Boguslaw Linda）、克里斯提娜·杨达（Krystyna Janda），奥尔基尔德·鲁卡斯瑟维克茨（Olgierd Łukaszewicz）、达尼尔·奥勒布里斯基（Daniel Olbrychski）、格拉齐娜·扎波罗夫斯卡（Grażyna Szapołowska）、杰基·斯图尔（Jerzy Stuhr）和泽比纽·扎马洲斯基（Zbigniew Zamachowski）。
剧集的先后顺序没有严格的遵循十条戒律的顺序，每一个部分都自成一体，而且这个系列可以以任何顺序观看。在其他方面，通过主题或情绪，这些剧集是枝节交错的。大多数故事关于亲子关系，某一集的主角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剧集中的旁观者。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也称赞它，他为一个公开发表的手稿写过简短的序言，谈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皮耶谢维茨：“他们有非常罕见的把想法转化为剧本、而不是仅仅是谈论它们的能力。通过故事的戏剧动作塑造他们的观点，从允许观众去发现真正发生的事件上获得了额外的力量。”
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是一个道德家或特别地笃信宗教（他在多伦多时说：“我把这个交给牧师”）。他是一个黑暗、阴郁的讽刺家，他的故事关于命运、机遇、爱和脆弱，其达到的表述的深度和情绪的强度都令人难忘。这些作品隐射了政治——角色经历的伦理和道德谜题与导演出色的纪录片有很大关联——也触及到了由第一个波兰出生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ean Paul II）、团结工会运动、戒严令的实施和共产主义的倒塌引发的社会紧张和政治骚乱。
在多伦多首映两个月之后，柏林墙倒塌。在此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后一次造访芝加哥，这座城市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波兰流亡者。国家支持系统正处于无序之中，谈到这些剧变，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过去我们拥有钱但没有自由，现在，我们有了自由但没了钱。”
有幸在那个秋天的电影节上看过《十诫》的人都公允的将其奉为大师之作。一个残酷的转折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因为复杂的冷战时代权利协议，这部电影在北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凭借他的声望与法国制片人、参展人马林·卡米茨（Marin Karmitz）确定了接下来四部长片的新计划：《两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1991）和《蓝白红三部曲之蓝》（Three Colors: Blue，1993）、《蓝白红三部曲之白》（Three Colors: White，1994） 和他的最后一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红》（Three Colors: Red，1994）。1996年3月13日，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
Janus Films在这位导演逝世20周年之际，为《十诫》制作了一个美丽、精致的4K修复版本，CC标准电影也发布了蓝光影碟。
Q:《十诫》在结构上为顺序和含义做过什么具体的研究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不知道，有很多是偶然的事件，因为我相信机遇是某种诱因和推动力量。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我知道很多人遵循机遇的规则而活，包括我。
Q: 你认为这十部电影形成了一个整体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很难说，它有一定的完整度。当时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但真正的考验是它如何停留在人们的脑海和心里，我的看法就无关紧要了。
Q: 在第八诫中，有一个神秘的人物（阿图尔·巴奇斯Artur Barciś饰演）在观察主要的角色们，他与结构的关系是什么？
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不是一个连续的系列，是由不同故事构成的一个循环，这个角色让人们有机会意识到、提醒人们他人的存在，目睹着同样的事情。所有的主角都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不停的与彼此相遇。这个神秘的形象总是在最戏剧性的时刻走进来，注视一会儿然后离开，不说任何内容。演员问过我很多次：“我是谁？我饰演的是怎样的角色？”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我知道很多人和那个旁观者一样，看着我们但一言不发，我认为这个角色就是其中之一。
Q: 在构思和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有试过在可能出现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情况下做一个平衡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不是我的重心，我总是试着创造这样的结局：影片结束，主角变得更聪明了、知道得更多、理解了一些事情或对待彼此更加人性。我觉得20世纪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待彼此太过冷漠。
Q: 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去协调你的艺术追求和获得经济效益是不是一件难事？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需要一个理由去拍电影，恰好有钱或有机会去拍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理由。必须得有真正内在的驱动力，必须得有我认为重要的事。现在这个时刻（1989年秋天），我完全是空的，我需要重新充实自己。
Q: 你的电影捉住了波兰生活特有的社会、文化的节奏，如果是关于法国或德国的话这会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很难说，波兰是一个糟糕的国家，我很惊讶我们能够容忍它。我的生活相对舒适，因为我可以环游世界。我们国家存在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去寻找想象的问题。波兰都是在受折磨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反过来说这也很有启发性，我们日常生活的极端性使每个人都极度的紧张。我们非常痛苦，就好像一个人从楼梯上跌下，所有的东西都砸在他身上。
每天我们都从上千层楼梯上跌下，每一件事情都极其复杂；我们总是在面对羞辱；我们总觉得生活在一个糟糕统治的国家，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样子。因此，我们对任何形式的疼痛都非常敏感，这有点像撕开表层的皮肤，任何一种形式的触碰都是非常痛苦的，即使是爱意的。
Q: 你是在寻找一些现实不允许我们寻找的事情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这样的，但这样的寻找是徒劳的，就像你在挥手，但没有人知道他要往哪走，这是盲目的寻找，只是没拿着盲人手杖而已。不仅仅是我们不知道该走向哪个目的地，而且也不知道面前会出现什么障碍。
Q: 《两生花》的故事是《机遇之歌》、《无休无止》和《十诫》中的部分回响。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关于学习的可能性，不过是潜意识的，从他人身上获得的经验。这部电影中没有多少机遇，当然，人性从来没有从它犯过的错中学到过什么，不过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就非常不同了。
Q: 你选择了九个不同的摄影师拍摄《十诫》，《蓝白红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是不同的摄影师，你是怎样形成这样特定的视觉质感或者风格的？
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依赖于主体，《杀人短片》（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1988）的故事非常粗野，所以它需要一个非常相似的呈现方式。《两生花》是非常诗意的，因此我也这样决定的风格。基本的视觉概念已经写在字里行间了，聪明的摄影师会明白的。
Q:《两生花》和《蓝白红》三部曲中，有一种关于移位的深切感知，或是关于流亡的艺术家。这和你个人与波兰的疏远有关吗？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是一个波兰人，我生活在华沙，我对于自我的身份没有任何疑虑。（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和我）一个接一个的写了这四部电影的剧本，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这些概念出现在了脑海中。我们用独立的故事去审视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概念涉及到每一个人，与我本人或我来自哪里无关。
Q: 音乐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两个维罗妮卡通过一个穿透性的空灵咏唱融为一体；在《蓝》中，另一篇围绕着一个女人生活的超验散文，朱丽叶•比诺什扮演一个作曲家的遗孀，而她可能也参与了他的创作。音乐对于两部电影来说都有一种萦绕着的精神上的力量。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只在开车的时候听音乐，我真的不懂音乐，这对我来说不是很好的经历，但我确实认为音乐有一种能够净化的元素。
Q: 谈到《蓝》的结构，你使用黑屏和音乐为丧失了亲人的比诺什制造一种时间变缓的感觉，这使我想起另一个玩弄时间的导演。
基耶斯洛夫斯基：实话说我在电影学院时就不再学习电影了，自那之后我也很少去电影院，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看方式。当然，我们都从我们的同僚经验上获得过好处。
Q: 同僚？
基耶斯洛夫斯基：那些描述这个世界的人。
Q: 你如何向你的演员描述你的作品？你对女性的指导看上去尤其细腻，在导演和表演者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希望给所有的演员一种对自由的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为电影带来的不止是他们的手艺。他们使用亲身的生活经历，而我从中汲取。我爱他们所有的美德和错误，和所有的歇斯底里。我们只是几日、几周的坐下来，简简单单的聊天。至于女性角色，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事先寻找到那个正确的女演员。如果我能找到那个正确的女演员，我就能确定她可以为她想要的表达找到正确的方式。
Q: 你怎样看待自己电影创作者这个身份？
基耶斯洛夫斯基：去看，去非常仔细的观察，去记录下那些想法和观念是如何影响文化和身边的人们的。
Q: 你如何评价国际电影行业的状况？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认为世界电影正面临一场危机，文化的危机，电影的一个特定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在等候一个新的。有些东西必须改变，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这个世纪之末，它通常与文化领域的一次显著的危机有关。坦率的谈论每一件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Q: 为什么你决定拍完《蓝白红三部曲之红》之后息影？
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我已经拍完了所有，现在我的感觉是一直在拍摄同样的电影。到1987年，我已经拍摄了14部电影，已经超额了，是时候让别人上场了。
本文为“洛兹电影学院传奇”专题文章。
编译：大树懒
校对：潜行者
原文作者：Patrick McGavin & Zbigniew Banas、Quentin Curtis
原文地址：rogerebert.com、independent.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