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我在弗罗茨瓦夫度过了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正如汉斯·阿尔伯斯（Hans Albers）在大屏幕上为演员提供火苗时，大厅里的人听见了火柴擦拭的清晰声音。我，被这吸引住了：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默片如此之美，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着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于是有声电影就此诞生了。
随后的几年，有声电影技术日臻完善。我们明白了阿尔伯斯曾说的，让他兴致盎然的，并不仅仅是他提供了火，而是他要提供火的缘由。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巴黎，我们在报纸上阅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女士在第三排坐了下来，因为入场太晚，她没法找到满意的座位。她向前排的帅气先生小声说道：”能烦请您将帽子摘下来吗？“这位先生回过头:”对不起女士，我是电影中的人物。”这是立体像。
非常著名的一位英语演员给我写道：“我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我并不是一个三维空间的演员，而只是一个平面。”这变得严肃起来。
今天法国电影杂志出版了一组数据：“1953-1954年：百老汇的宽屏电影赢得了胜利：收获了6045千万的票房收入。新的2.5*1，2.3*1和1.8*1的屏幕最终赢得了胜利。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遗憾。
然而回头是有意义的。向前进——尤其是今天我们常常感觉脚下的土地不再只是一块地毯——我们不再清楚走过的每一步是否有任何意义。例如在戏剧的历史上，照明灯的创造并不比席勒的出生更有意思，合唱团的消失也不如莫扎特或者库尔特·威尔（译者注：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1900年3月2日－1950年4月3日，是德国作曲家，自1920年代代起活跃至过世）的过世更重要。
我并不反对新技术，也不讨厌他们的倡导者。我问弗里茨·克莱斯勒（弗里茨·克莱斯勒，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他如何看待电视机。他几乎是这么回答的：“当创造了留声机的时候，我反对留声机；当创造了收音机，我又反对收音机；因为我是一个激进的青年，我现在反对电视机。”
过去的发明，我反而认为充满了诸多魅力和诗意。我喜欢巴黎那微弱灯光照耀下的楼梯间内，古老的水力升降梯。大多数时间它并不工作，它的存在只是出于礼仪需要。但当它运行时，便是美妙的时刻，来自六楼的声响传达耳际。我们不得不抛弃白天的焦虑来享受片刻的安宁。我们像接受礼物般接纳这突然的宁静，再次思考将和朋友谈论的问题；再次寻找拜访朋友的初衷。
也许我是属于这样一类人，在反对大机器胜利的抗议中，我需要时间进行喘息。但至少有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电影技术中，黑白电影需要完整的一生去进行学习，但当我们完全拥有精良的机械设备时，我们能利用它做任何事而不用听其差遣。任何技术最终都将被人类征服。我们应该征服它，让它只服务于表达，让它透明化，成为现实的重塑，它应当只是人们思想、游戏、故事发展和梦想的工具。
“练习手指，练习手指”，我在萨尔布吕肯的钢琴老师说过，“长时间练习手指之后，旋律自然就来了”。我还牢记着这句箴言，它被订在贝多芬第一交响乐的标题上。我并没有多少天赋。我母亲给Herr Nellius每小时支付2.5马克，但我觉得就他传授的手指练习和旋律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认为这个价就不算高。
我发现电影也是来源于数年的手指练习。我们刚刚开始接近旋律，有时候甚至会听到主旋律，我想说：当我们开始看见……突然嘣的一声，这个时候出现了一项新发明；很快伴随电影发展接连出现两个、三个发明，如颜色、屏幕宽度、立体感……嘣的一下我们曾获取愉悦或遭遇困难的一切都要打翻重来。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阐明我的反对。进步不以人的意志而动摇，它并不会就此停止，因为这是它的属性。但我请求你让我抱有一丝焦虑。也许它可能会对未来的发展和我都有用。在“全景图象”面前，我是害羞的。其他人没有害羞，这让我很震惊。我看到太多的“全景图象”失去其幽默：拿破仑在莱比锡，在新纽伦堡的日子，从红海边走过的日子。对于庞然大物，我们不能设定界限。两位犹太祖父贡献了留给他们孙女们从欧洲回国的钱。纽约的第一晚，他们将四岁的孩子带到帝国大厦最顶端的平台上：“好吧，你现在要说什么？’祖父一脸自豪地问着。”我曾经想象地更大。“孙子如是回答。
我想再休息会。
我想表示遗憾，作为电影作者，不得不学会与公司、合伙人、发行商打交道，熟练运营各类设备、麦克风、放映设备、投影仪以及其它工具。如果50年前我们发明的是大屏幕、彩色电影，那现在的生产危机则是让我们回到小尺寸的黑白电影。
然而，我想有一天能够不费力就找到“就像我前面的森林”这样一个主题，它以颜色、三维呈现在大屏幕上。这些元素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能诞生真正的戏剧，也许某种此类东西亦会悄然产生。它并不一定非得是彩色、多样或者多面的：而仅仅一部分程序便能让人摆脱平庸。音乐配着的舞蹈可以从平面跳出走入三维，就像灯光照在多棱镜上，光束分裂并扩散了。在赌场的时候，有人抽中大奖，他可能会很快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和扩大办公室——不断地扩大、扩大……
前天中午我和法国一位最为聪慧、明智和思想的出品商共进了午餐。他刚刚从伦敦回来，那儿有人给他介绍了一项新技术——“超大维”——让一切都无所遁形。我告诉了我一种新体系：他和我推荐了奥芬巴赫轻歌剧。我说好的。我本来是想说对于奥芬巴赫是好的，即使是在神奇的灯笼上。
然而，我无法脱离电影而生活，就像失去挚爱妻子的丈夫一样。当她带着一顶夸张的帽子到家时，这可能会影响爱情，但却难得会威胁到他。她已经经常这么说道：“你没有用正常眼光看它。很快就好看了，再等等！”而且，我们可以将帽子修改到直到你认为漂亮为止：“你看，”她说道，“你已经习惯了！”
我必须要适应，以免在我在美国认识的英国杂技演员的厄运会降临在我身上。他曾经在好莱坞有一个小餐厅，叫做“三色”，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自己的职业。他跛脚了。“你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他说道。我总是在一条跑道的马戏团表演，但在芝加哥，我进入了一家四条跑道的地方。我十分不适应。我站在梯形阶梯顶端，我突然在想：观众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在斜眼看着上帝，他也许才知道骆驼在一道，魔术师在二道或者金字塔马在三道；在我下面是20位在卖弄技艺的小丑。但是我，我想着，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号码……然后我就掉落下来。
他不适应这个很长时间了。当我们不小心时，不会和他有同样的运气：他只是摔断了脚。
作者：Max Ophüls
《影评人杂志》1956年1月
翻译：小艺
校对：Pig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