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孩子》（P’tit Quinquin，2014）之后，我一直很想拍喜剧电影，囿于没找到好的剧本和合约，这个想法就被搁浅了很久，直到Arte电视台找到我。对于拍什么我有百分百的决定权，因此，我就选择了悬疑喜剧题材，不过完全是按照我的方式来拍摄，带有一点实验性质，添加了滑稽甚至是怪诞的元素，既兼顾叙事，又展现如画般的风景。诚然，我离最初我那所谓的自然主义风格越来越远。故事发生在奥珀尔海岸，我曾居住在那里，对这个区域了如指掌。一些老旧的明信片让我想起了20世纪初海岸边靠渡贵族过河为生的摆渡人。
与拍《小孩子》不同，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识的，对滑稽的情景也把控得力。故事的背景在1910年，新贵族、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初现的年代。且四年后，一战爆发。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已经逝去的画面，我是通过一些明信片来找回那个时代的风景。在维桑有一座19世纪末新埃及风格的古堡，在加莱的北部我们把这称为“荒谬”。在写剧本时，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萦绕不去。古堡的主人只允许拍摄外观，内部是在另外一个装饰十分精美的城堡拍摄的。拍摄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呈现一幅符合20世纪初的画面，使用数字拍摄就要比胶片好得多。另外，高清画面给过去的风景增添了超现实的气息，这种现代技术并不会让人觉得故事发生在现代。我参考了麦克斯·林代（Max Linder）的喜剧——他身上那法式贵族幽默和僵硬的感觉；还有Laurel和Hardy的身体搞笑——翻滚、滑动。
影片意在展现人性的复杂和人的表里不一，同时这又是一部混合了滑稽、感人、恐怖、伤感等各种类型的电影。我尤其喜欢意大利喜剧，比如迪诺·里西（Dino Risi）和埃托雷·斯科拉（Ettore Scola）的《讨厌、肮脏、下流》（Affreux, sales et méchants，1976），成功地把喜剧和悲剧融合到了一起，笑声发于悲惨，又维持着贵族的形式。影片中两户人家的靠近令人紧张，同时我又添加了一条超乎时代的爱情线，警探的调查又给叙述增加了悬疑和神秘。电影可以超越理性，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我想把这些极致发挥到极致——贫苦的家庭食贵族人肉，贵族之家的乱伦和模糊双面的性别，两个家族都各有各恐怖的地方。
我想要在严肃黑暗的情境下找到笑点。如果玛鲁特简单的爱上了一个女子，这样的爱情故事没什么新奇的，也不吸引我，但如果在爱情之上赋予一丝神秘就不一样了，比莉是一个女孩，只是问题是她时而是疯狂的女孩，时而又爱扮演成一个男孩。但这绝对与同性爱情故事无关，关键问题是出在双性性格。有些音乐的力量是电影无法企及的，我也从未在我的电影中用过这么多的音乐。我喜欢用没用过的音乐，因此我翻出了一个19世纪的作曲家纪尧姆·勒克（Guillaume Lekeu，1870-1894），他的音乐非常雄浑有力，让人想起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马勒（Gustav Mahler），正适合于《玛鲁特》的壮丽。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接近观众的一部电影（译者问：真的吗？）。
具有年代感的背景需要剔除现代社会的中的东西，比如飞机、轮船之类的。在之前的电影中我会使用特效技术，但从未像《玛鲁特》一样，使用了那么多特效。因此《玛鲁特》是我拍摄电影以来最省心的一次，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留到后期处理。我不喜欢把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对立起来，我只根据角色需要来选择演员。Van Petegnem家族的人物都比较戏剧化，需要对表演掌控自如的专业演员。我最先想到的适合安德烈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法布莱斯·鲁奇尼（Fabrice Luchini），我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他，希望他能接受这个角色。为了不让观众一眼就认出鲁奇尼，他的外表、肢体行为、说话方式和口音都改变了。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瓦莱丽亚·布诺妮-泰特琪（Valeria Bruni Tedeschi）也是被改变了很多。扮演玛鲁特（Brandon Lavieville饰）和比莉（Raph饰）的两个年轻人都来自北方。玛鲁特的扮演者Brandon Lavieville很快就找到了，而且玛鲁特的父亲就是Brandon Lavieville现实中的父亲，我喜欢他父亲的面容，很符合这个角色。比较难找的是适合比莉这个角色的演员，我在巴黎、北方都找了不少人，见了一些男孩女孩、变性者、双性者，甚至也找了LGBT协会的人，直到我遇见Raph，大概花了7、8个月。Raph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拍摄时她只有16岁，既有偏男性化的气质同时又十分敏感。
编译：suz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