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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6 这位先生,你幸福吗?

幸福只是一种心理情绪,提问就像透明的棱镜,折射出受访者内心更深层的光束。

《夏日纪事》剧照 | 来自网络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126天


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片名:夏日纪事 Chronique d’un été(1961),让·鲁什/埃德加·莫兰
南京,家

看《夏日纪事》时,我自然而然会想如果有人突然在街上拦住你问:“这位先生,你现在幸福吗?”那么对着摄影机、对着话筒,我会如何反应。多半会以借口没时间,拒绝了事。但也许会直接回答,我很幸福,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看电影度过;或者,我并不幸福,因为每天早晨起来还要写一篇观影日志。等等。如果对方刨根问底的话,我想在回答时多半还是会流露出尴尬或者带点虚假的表演性质吧。

让·鲁什,这位人类学纪录片作者觉得,即使是拍摄对象因为摄影机的介入而表现出尴尬或表演,这也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真实”。

《夏日纪事》很有意思的是,开场让·鲁什和另一位作者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一起讨论如何开始拍摄这部影片,并说服一位名叫作玛斯琳•罗丽丹的女士上街去提问——只需要提问,你幸福吗?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觉得幸福,等等。接着在影片中间,我们还能看到摄制小组在总结拍摄经验和拍摄意图。在末尾,鲁什和莫兰把影片中出现过的受访者请到放映厅,看这些素材,让大家讨论,自己或他人在镜头前的表现是不是真实。玛斯琳觉得自己是个特别棒的女演员,她把自己演成了这样,而鲁什认为这是一个更真实的玛斯琳,是一个被摄影机发现的、生活表面下的玛斯琳。

对于《夏日纪实》拍下的1960年的巴黎人,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不真实,什么是更真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电影中的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以及我们这些多年以后的观众。而比寻找标准答案更有意义的是,这个由摄影机如何揭示被拍摄者内心的过程,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被展现出多层次的、复合的心理机制。这次心理层次和面向的重叠、组合和冲突,使得影片中的人物特别生动。

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在片头介绍说,这是一部没有剧本也没有演员的电影,但同样是由男人和女人表演出来的,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是一次新的体验:真实电影。

我最早知道“真实电影”这个词汇,可能是因为法国新浪潮的那批人受让·鲁什的影响很大。真实的环境、长镜头、跟踪拍摄、同期声,是他们共同的美学风格。现在已经溶入到商业片、广告片中了。戈达尔受到让·鲁什影响最为明显,除了拍摄手法,他也喜欢在电影中突然发问、或者面向观众进行称述,用摄影机介入故事现场。

我找到一份“较为纯正”的真实电影清单如下:

《夏日纪事》,法国,让•鲁什,1961年
《心像这般大》,法国,弗朗索瓦•莱兴巴赫,1961年
《美丽的五月》法国,克里斯•马盖,1962年
《北站》,法国,让•鲁什,1964年
《甜蜜的村庄》,法国,弗朗索瓦•莱兴巴赫,1965年
《爱的集会》,意大利,皮埃尔•帕索里尼,1965年
《协和广场》,法国,路易•马勒,1974年
《愚公移山》,荷兰,尤里斯•伊文思,1976年
《美国哈兰县》,美国,芭芭拉•考普,1976年

让·鲁什,玛斯琳·罗丽丹,埃德加·莫兰 | 来自网络

我自己以前一直经常混淆法国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与北美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纪录片流派经常被互相引用和类比。我这两天也找了一些材料进行梳理。

“真实电影”这个名词最早是描述维尔托夫的作品,因为他的电影(如《持摄影机的人》),没有演员、没有布景、没有剧情。但是维尔托夫也被认为是“直接电影”的源头,像德鲁、李考克、怀斯曼、梅索斯兄弟(昨天看的《灰色花园》)就是秉承没有搬演、没有场面调度的原则。让·鲁什早期在非洲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也被认为是“直接电影”。

以《夏日纪事》为开端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真实电影”,有人溯源是现代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作品。这种纪录片形式是,“普通人可以借这种电影检验他们的生活经验”,回答拍摄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据说“直接电影”的先锋米歇尔·布鲁在巴黎时,对法国人拿着麦克风追着被拍摄对象提问,感动非常震惊。显然这两种纪录片方法都在纪实,但本质上很不一样。

以“真实电影”和以“真实电影”方式制作的纪录片,都引发过争议。“真实电影”很多是“意识形态化”方面,“真实电影”一般是在“剥削性”上。当然只是我自己在一部分当代纪录片评论和放映现场中,得到的一个粗略的印象。

在《夏日纪实》里特别让人难忘的是玛斯琳•罗丽丹(Marceline Loridan)走在协和广场独白的一幕,摄影机由近及远拍摄她的剪影,看上去既孤独又美丽。这位犹太女人,曾经被抓入集中营,臂膀上还留下了德国人刻下的编号。她回想过去,喃喃自语,哼唱着歌,非常感人,仿佛被摄影机打开了内心世界。在影片拍完之后,她结识并嫁给了纪录片导演伊文斯(Joris Ivens),协助他完成了最后一些作品,如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

另一个被跟踪拍摄的女孩玛丽露(Marilù Parolini),是从意大利来到巴黎的,白天做打字员,晚上去上学,她喜欢巴黎,想融入法国,却陷入了困境,在摄影机前泪流满面。15天之后,摄制组重新找到她,她觉得已经被这次拍摄改变了生活。她不再哭泣,并得以另一个角度看待原来的生活。后来她交上了新男友,这个人就是《电影手册》的编辑雅克·里维特。有人估计是埃德加·莫兰介绍的。她后来不仅嫁给了里维特,还在他的一些电影里担任编剧工作。

读到这些八卦当然很让人欣慰。但是,影片提出来的问题“你幸福吗”,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在影片中有两个受访者的回答蛮有意思。其中一个中年男人说:如果我觉得不幸,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过得太幸福了。另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说:我知道只要我们感觉到幸福,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幸福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叔本华的名言:“幸福和快乐只不过是一层迷雾,我们只能从远处看它,一旦走近,它就消失不见了。”所以说,人类学家让·鲁什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设计的问题很妙,幸福只是一种心理情绪,提问就像透明的棱镜,折射出受访者内心更深层的光束。

玛斯琳和玛丽露 | 来自网络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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