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树大招风 》不管是对银河映像，甚至是香港电影，都是近五年成功而完整的一笔，为时代下注脚，却不再由老导演杜琪峰操刀，而是欧文杰、许学文、黄伟杰三位新导演讲出香港回归前后，三大贼王的故事。没有什么刻意经营的情怀，只有一份偶然或者必然的失落缠绕其中；从贼王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如何由盛而衰，现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可算是「天下无贼」了，不过孟子的话言犹在耳：「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贼王又寄身到何处了？
借题发挥讲九十年代
树大招风的意象提供了一个解读方向：大树是盛极之时的香港，招来了什么风？是一阵狂风，来自三个大贼叶国欢、季正雄和卓子强，欲在回归前兴风作浪，却不敌时代变化，面临各自的极限（而非大限）。而他们失败最大的原因，恐怕又是源自于风，来自北方的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的盘算总敌不过大的盘算，香港人的盘算，是想在回归前赚个盘满钵满，「佢地落黎之后饭都冇得你食！」（编注：他们来了后饭也没得你吃！）
九十年代是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最后一个时代。导演把三大贼王的起始与结束都放置在那个充满「盘算」的年代，而香港人性格透过三个大贼的形像表露无遗。卓子强代表当时大香港主义的极端，自信可以抢尽香港所有富豪钱财，威胁香港各路人马；他白手兴家，一手绑架大富豪的儿子，「巧借」三十亿。卓子强自我膨涨到极点，心忖世间没有不能征服的高山，处心积累要三大贼王破天荒合作，「没事是办不到的」豪语背后是香港人「世界仔」性格的最大弊端：什么事情都好，根本就没有概念。结果才刚抛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意念（它是香港人的「极限」），下一秒已经车毁人亡。
叶国欢旗兵出身，勇悍而自傲，面对九十年代炒楼好过去打劫的大气候，放下身段北移广州做走私生意，洗心革面当生意人。本应只是偶然摸摸机枪怀缅过去，却被大陆官场黑吃黑，一再拨动自尊，「他们敢抢我！」这句话其实是一代贼王栽在大陆官方「人治」底下的哀鸣。吊诡的是，叶国欢抢香港人的钱，却同时继承著香港人发展轨迹，在中国发展惨遇滑铁卢；当他欲再作冯妇，但时代已经不容许「窃钩者」了。
至于季正雄更是代表著绝妙的香港人，隐藏行踪和身份，故弄玄虚，其实只是一个人云亦云不学无术（从他照搬连长的说话可知），强充大头（公文袋的钱越给越少）的人。面对九七回归，时不与我，季正雄无所适从，就像处于夹缝之中挣扎求存，但那些挣扎和内心两难的状态，都欠缺确切的反抗意识，直到电视机因为被飞虎队撞到天线而打开，刺耳的高频声吵醒了他，坐在空荡无人又不属于自己的家，季正雄的命运到此戛然而止。
必然还是偶然的相遇？
电影中串连三个贼王的机遇，在于一个江湖传闻，很像《麦克白》中女巫的预言，必然地或者偶然地将贼王的命运扣起（不知为何《选老顶》又是很麦克白）。这种遇合本来可以很美好，他们三人出现在风满楼，是合作的美好开始，却已经接近结局，我要尝试说清楚电影带给我的失落是：必然或者偶然地，香港出现了一个可以把我们带往更美好未来的机会，然而那个机会同时是香港人的「极限」，于是各有前尘，于是失之交臂。
多少人都曾经幻想过回归作为历史契机，意图藉此推动甚麽，或者实现某些理想，现在回望，仍是徒添唏嘘。我相信，也很喜欢回归作为一种特殊的时空，它是生灭的瞬间，是刚吃下肚消化不及的梦想，记忆是呕吐大作后的一地污秽。
同样也要注意电影中构造九十年代的关键：电视机。三个大贼的戏份不若而同都强调电视机播放的画面和声音，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本地文化研究当年就指出，九十年代是声音主导的文化，我们观看荧幕的同时，在声音中获取怀恋，电视机标志性的雪花画面对新一代而言已经罕见，但放置于电影结局，不也是一种关于旧有的死亡的暗示？或者说，我们喜爱的九十年代已经无法盛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