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所谓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但不足以成为一天。没有结束语，没有最后的高潮，没有盖棺定论，没有指挥棒搁在乐谱架上：电影就这么解散了，消失在尘埃中。
几天以来，尽是四处分散的感觉。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四个月前，他们这些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浪费一个小时来证明他们是多么不可或缺，而现在，他们像变了个人似得，不断向你证明他们的无能。他们想要离开。他们也许马上就要进下周开拍的剧组。“您看啊，您也知道我一直都很认真，但您应该只需要一个场记就行了。艾娃能做得和我一样好…再加上法国工会…我已经打过电话…那边已经同意了，让一个德国女孩做这件事…是的，我理解…抱歉，我有一封电报…”
从其他城市、其他公司、其他大洲发来的电报，就像战争最后一天时，在你背上捅上几把刀。
这个女明星有一封电报，那个女明星有两封，连美术师、他的助手、摄像师、服装师都有……我无意间把手放进其中一个口袋，却惊讶地发现，我连一封电报都没有。
莫里哀（Molière）就能够处理地很妙。他是一个个性很难相处的剧团负责人，专制又独裁。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报，没有其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电影。而我们这些人却对此无能为力：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利益竞赛，那条通向成功的阶梯之路。当然，那些逃兵也是很可悲的逃兵。他们很敏感，当他们满怀才情时，就像那“过誉”的录音机的震动膜片一样，在开始之前，已经嗅到了片场的空气，预感到了等待他们的命运。
突然，我们发现了在背景墙后那堵黑乎乎的墙；突然那顶假发也不如上周四贴合地那么好了；靴子上的扣子也坏了，剧本里的一页纸也不知何时掉了；似乎台灯的灯光都不如之前亮了；餐厅里的服务员把账单给我，让我结账；理发师问我要签名，并说道，“不是给我自己要的，是给我的女儿，她收集所有艺术家的签名。”
在我身后，有人窃窃私语“我要去英国。在法国南部，人太多了，每顿饭我只花500法郎！”我装作我只能听到一个方向传来的话：“皮埃尔，我求你了，再一次，再用力一些。”这仅仅是为了屏蔽艾瑞妮谈论她的假期……
“那些在假期开始之前，就想着假期的人，是不可能来我的剧场度假（工作）的。”一个剧场老板告诉我。在他看来，我表现地还很稚嫩。但实际上，他拥有的只是个外省的小剧场，没有什么电影。此外，剧场老板还有额外的补助。
制片人们可不是这样。他们喜欢放假。当人们注意到结束时，他们会微笑。他们笑着说“终于！”他们就这样微笑着。在影片开拍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他们露出了开拍的笑容。按照计算，在拍摄进行到后半部分时，他们的好心情就没了。他们丢失了河流的视野，尤其是影片拍摄通常会比预期的时间拖得更久，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的海里游泳，他们面前没有海岸，只能将将看到海平线。
我理解他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时间意味着大量的金钱。尤其在如今的萧条时代，做商人甚至有种英雄主义的味道。股票操盘和社会救济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拍摄最后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停战的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向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更偏爱编剧呢？您不喜欢导演吗？”他答道，“编剧在那儿，意味着产出了一个故事，而导演开始工作，意味着一张预算表。”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不会做制片人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尝试这个职业。当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噩梦袭来，我们不再像只有艺术梦想时那么轻松。不切实际又轻盈的想法，却恰好可以用来克服困难。在拍摄最后一天，我和制片人和解了。
拍摄的最后一天，就像最后一次，灯光熄灭了的样子。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片场，我和三个演员成为了朋友。“那些美好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熬过来了，”其中一个说。“多么美好的经历——可惜没有落幕！我们把背景墙砸了，当做落幕吧！”几分钟之后，我们把手当做斧头，开始徒手敲打着石膏墙。那是1930年。到了1955年，我顶着秃头，和头上稀疏的几根白发，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是如此的疯狂！不管怎样，我当时高兴极了！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还想再去一次那个荒废了的“竞技场”。那儿有些奇怪的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在我看来，是坚实的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同制作室老板商量，想使用并改造我的布置。不管怎样，那些想要重新继续我的梦想，并灌以他们自己想法的人，背脊都是坚实的。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如今，我是那么自由，我只知道着手去做。就在我们要收工的晚上，我把眼镜弄丢了，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我想要去眼镜店再配一副。这时，我亲爱的制片人却帮我找回了。那我下午应该干嘛呢？
拍摄的最后一天，应当在悲伤的氛围中度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道“如果没有拍摄最后一天，哪来下一次的开工第一天呢！”
原文发表于《电影手册》1956年5月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