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年前的第一季在英国黄金频道第四台上映开始，《黑镜》（Black Mirror）就给整个社会提供了话题。目前，《黑镜》第三季由“奈飞”公司（“Netflix”）出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黑镜》都被认为是继承了《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的黑暗画风，并一发不可收拾的预言了一个不完美、日益浑浊的黑色未来。不出我们所料，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黑镜》的编剧和制作人是个深刻、敏锐的人。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比如他对真人秀的厌恶，对电子产品的排斥，对社交网络的抵触，当然，还有对猪一样的傻瓜政客的憎恶。但最好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怎么说。
“在好莱坞，没人敢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
—－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
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最新专辑《你想要世界更黑暗》（You Want It Darker），可以当作巧克力爱好者们的宣传标语。同时，它也能够赋予这部英剧一个非常契合的定义。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作为以短小精干著称的英剧《黑镜》的主创之一，被认为是继《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之后鲜有触及该类题材的大师。由 “奈飞”公司（Netflix）出品的《黑镜》第三季，包含了六集故事，这六集就像是六部分开的电影一样，打造出了现代主义的品牌形象。有人甚至将布鲁克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特别是从2015年9月21日开始，《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连载了关于前首相戴维德·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自传故事《请叫我大卫》（Call me Dave）。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小笑话引发的丑闻：卡梅伦差点被迫在学生开学典礼上将他的阴茎插入一只死猪的脑袋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黑镜》第一季的第一集《国歌》（National Anthem）,我们可以发现故事里同样有一个虚构的首相，为了拯救被绑架的威尔士公主，被迫在电视直播上和一头猪（这一次是活着的）发生性关系。虽然他的预言价值并没有感动原作者，但是这种思想几近扭曲的情节已经足够引起大众对于它如何能在这样的电视剧里面通过视觉表现出来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了，同时也表达出了对于民粹主义政治的一种不安。
“正是这样一种巧合使我对于我自己的精神健康产生了疑问……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种雷同是不正常的。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或者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好几个小时里我都觉得不舒服。在所有的剧集里，没有任何一集能让我有这种想法：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够‘回归现实’……”
最近，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沃多(Waldo)的故事又产生了某种关联。沃多（Waldo）是第二季《沃多时刻》（The Waldo Moment）中虚构的一只动画熊，它在大选时以极其粗俗的方式表达出了对于政界的厌恶和不满。这一次，布鲁克回答时选择了回避，根据他的说法，这集的原型是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译者注：前伦敦市长，卸任后支持英国脱欧）,也有别的评论家指出其原型本来是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一位意大利幽默作家、演员。这位演员在某天突然大喊着“去你妈的（Vaffanculo）”然后投身政治。然而，布鲁克作为“英国制造”娱乐业（其实也就是一半靠才华，一半靠欺骗）的顶尖制作人，他确认说：“在这集里面，主角控制着沃多，并且对政界满怀敌视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改革的领导者或者想成为那样的人。这种沉重的责任把他彻底击败了。而特朗普最不缺的就是去领导的勇气，但是其结果却是令人恐惧的。”
说到比这些还要再私密一点的话题，我们还可以讨论到另外一集《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这集故事里，一个女人和一个假装他已死的丈夫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活在一起。最近，美国科技新媒体网站The Verge宣布，这集电视剧源自俄罗斯机器人制造者罗曼·马祖伦科（Roman Mazurenko）的灵感。在罗曼·马祖伦科死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好朋友将他死前在所有社交网站上的的信息全部集中起来并且输入到一个机器人大脑中，使得这个机器人代替罗曼的位置，在他死后能够自动回复人们提出的问题，并能与他们“交谈”。这样的方式貌似也成功了。今后，不管查理本人再怎么说，所有这些从这位英国编剧脑袋里面产生的想法都逃不开从“巨蟒剧团”(Monty Python)开始到迈克·李（Mike Leigh）的《裸露》（Naked）而形成的传统所造成的影响，并且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它们都会成为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而这，都或多或少的给人们带来了恐惧。
在《黑镜》中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人物们所使用的黑色幽默和反讽的语气，都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这样的风格是很英式的，对么？
这点确实，我本人受“巨蟒剧团”的影响很大，还有克里斯·莫里斯（Chris Morris），阿曼多·扬努奇（Armando Iannucci）(《副总统 Veep》的创作人)，还有在60年代写过轰动一时的《火星人袭击地球》（Quatermass and the Pit，1967）的奈杰尔·内尔（Nigel Kneale）等人的影响。一方面，我是受到了讽刺喜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来自最黑暗的科幻小说和恐怖电影的熏陶。所以，《黑镜》是所有这些类型作品的浓缩版本。
采用电视剧是希望避免《1984》里那种未来式氛围，因此，《黑镜》里不会去描述一个明确的世界，也因此，不会出现类似于邪恶的组织或者不清不楚的结构。
说到缺少恶人的角色，我想说，一个机器人威胁说要毁掉世界和一切事物这从来都不是我喜欢的部分。这些情节我看到过太多次以至于现在都不会令我害怕了。我也很难想象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嘟囔着说：“我要造一个机器来毁掉地球！”我觉得用这样的东西来毁掉我们自己会比那些东西来得更让人胆战心惊（他从口袋里把自己的智能手机拿了出来）。
说到这个话题，能不能说明一下剧里高科技产品的概念具体是怎样产生和运作的呢？
我们和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以及他的团队在制作每一集的特效时合作都非常紧密。我们对于所有想象出来的产品都有一个详细的清单，记录着哪些点子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只要电影脚本确定了，我们就着手讨论挑选产品清单里面可以用得上的。为了让人们认可这些成果，这项工作必须非常细致，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和需要谨慎考虑的部分。我很享受这种过程，去研究那些尚未出现的科技，因为这一过程涉及到非常科学严谨的方法，最后却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表达: “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么肯定它一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存在，而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因此，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在于去设计这些产品。当然我们也得把每一项产品注册登记，以防哪天卖掉这个专利就能挣钱。尽管如此，好吧，我还是认为如果谷歌哪一天要是想商业化《黑镜》里面某种邪恶的发明一定不会给带来人们什么好印象。
“我认为如果谷歌哪一天要是想商业化《黑镜》里面某种邪恶的发明一定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
——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
在这部电视剧里，您觉得什么是最难在这部剧里面实现的部分？
很奇怪，很多事情你从来都没期待过。比如说，在《急转直下》（Nosedive）这集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在屏幕上，人物也变成了后端产品。而这其中那些用来支撑剧情的逻辑分支都要更加复杂一些。在圣诞特辑中的《白色圣诞节》(《White Christmas》)这一集里面,把人们“困”在现实世界里的这个想法着实是一个挑战，并且······
在第三季里，布鲁克超越了剧本原有的已经很接近成熟的步骤，挑战了新的类型：他先是选取某个故事题材（侦探类，罗曼蒂克类的，恐怖类的，婚姻类的，未来故事类的······）在这其中加入一些长期或者短期之内会实现的高科技的产品。很明显这样的未来思维因素改变了一切。“我们先是产生一些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以最坏的场景中付诸于现实逻辑。这一过程类似于将事物从现实中转化到喜剧中去的夸张手法。”它将“制作人”（showrunner）用一种让人意料不到的方式理论化。在这次的新一季里，它还给我们诠释了军队如何在虚拟世界中实行任务。这一款新的电子游戏的开发是基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也模拟了雄蜂传播花粉的过程。每一集情都不一样，并且都给人们带来同样让人生气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来自于去探索自己制定规则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有大大小小神奇的发明创造，而这些创造又不会让你觉得陌生。总的来说，随着情节高潮部分到来而让你冷汗直流，连去厕所也不想去的那种紧张也会给人带来愉悦感。每一集独一无二的制作方式由于没有刻意营造的悬念而大受欢迎。布鲁克深谙极致之道，他自己把这个叫作“假设想法”（What If Ideas），他完全不害怕直面观众们内心无可否认的某种程度上阴暗的偷窥癖，以及深度挖掘目前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人类临近崩溃的最大压力点。但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对正义的时刻思考。《黑镜》中的诙谐并非粗鄙而明显的，相反地，它是不动声色却又发人深省的。
《黑镜》里面每一集的脚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和我们说说这些制作和参与的人员们是如何在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形式上达成一致的呢？
我们试着尽可能早得与每一位导演签好合同，有时甚至是在脚本写好之前。每一位导演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所以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设定规则。总的来说，因为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就像一部短电影，所以导演们也觉得非常吸引人，这也让他们有了自己发挥的空间，可以在每集的视觉社会里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那么在拍摄过程中您又主要负责什么呢？
有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点子或者是台词，又比如说有技术上难题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能派上用场的。这些时候我就会在正在拍摄的这段情节里加一些内容，重新编写一遍。但大多数时候，我都会事先制定好这集故事里的世界规则，然后提醒他们哪些事情会破坏这些规则。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保持在外围观察，因为我不想插入到演员和导演之间，去破坏他们二者保持的关系。
也许在今天，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是去试着做一些并不完全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在最近15年生活在脱欧前，撒切尔后时期英国的土地上，如果你不知道首都马麦酱（Marmite）或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重要性的话，你可能就不会知道谁是查理·布鲁克。但是，一切英式的东西，不管是正常的还是奇特的，在电视里出现的还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对于布鲁克来说都是耀眼的，并且就像里奇· 瓦斯（Ricky Gervais）或 卢梭·布兰德（Russell Brand）一样具有尖酸刻薄的人物性格。举一个例子，在2004年乔治·布什（George Bush）快要成功当选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编辑的布鲁克，比任何时候都要喜欢讥讽人的他，列出了三个最负盛名的刺客的名字：“约翰·威尔科斯-布斯，（John Wilkes-Booth），李·哈维·欧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约翰·亨克利·乔丹（John Hinckley Jr）,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呢？” 这段话自然就导致了后来《先锋报》（《The Guardian》）需要站出来发表声明去做解释。但是木已成舟，布鲁克的信箱里塞满了辱骂他的话，还有人威胁要杀了他。甚至有些人计划要穿越国界线，找一名狙击手用来步枪去解决掉他。“那时候我只敢在靠着墙走路，在树下，时针的滴答声里。”布鲁克开着英式的玩笑说道，好像有着一些痛苦溢于言表。另外一件事，比这件事情还要久之前就发生了。
1998年，查理·布鲁克还不到30岁，他主要的爱好在于去骗骗那些在杂志社里因为某些目的而信任他的人，换种说法是， 那些墙头草们。1998年，他在“PC地带”（PC Zone）的杂志上专门让他去介绍一种革新式动物园的（当然这是假的）专栏里，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赫尔穆特·维尔斯特勒残酷的动物园》（《Helmut Werstler’s Cruelty Zoo》）。文章讲述了一位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鼓动孩子们使用动物来发泄，他让孩子们把动物活生生的绑起来去疏通动物身体的血管。这篇文章还配上了很多用Photoshop做成的图片，图片上可以看到各色的孩童疯狂地敲打着猴子的头颅，直到把它敲成碎片。我们只能把这个解释为布鲁克给人们开的一个残忍又荒唐的笑话。很多年以后，在开了自己的网站“电视回家吧”（“TVGOHOME”）后，他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在网站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复制了很多电视节目，但是，这些节目和原本的节目千差万别，可以说，这些节目都是让人完全接受不了的。这些主意全都是出自于布鲁克扭曲的大脑，就像节目的名字：《反对毒品的稻草》（《Una paja contra la droga》），故事简介是这样的：主持人罗兰德·罗荣（Rowland Rivron）穿梭于伦敦商业区那些最黑暗的角落，向那些好奇的人攀谈着，他给了他们这样的提议：要是谁愿意在摄像机面前自慰的话，他就送给那个人一袋可卡因粉。这些节目的播出都让布鲁克在英国社会惹怒了一大帮得罪不起的敌人，比如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班克斯（Bansky），等等。
您从新闻写作到科幻作家的转变是一种自发性地转变吗？
是的，因为我之前就写过很多电视喜剧的剧本。我感觉自己有时候在做那些新鲜事情都是凭运气的。我也并不比别人优秀多少，我只是在策划的时候会找很多不同方面的专家来和我合作。可能我唯一缺少的就是将我的这些不同的事业永远保持在同一水准上的能力而已。我在电视事业上越用心，我在做其他事情的上需要花费的精力也就越多，特别是写剧本的时候。
那为什么现在要参与到媒体事业中去呢？
因为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清晰必要的承诺，这样他才会对事情的认识更加明了。我越来越难做到站在一个简简单单的观众的角度上去看了。如果说电视剧里某一个场景演得不好，我的脑子里就会想到一切可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做《屏幕擦》（ScreenWipe）的时候,尝试把所有的新闻消息都变成娱乐人们的“秀”，就像人们在看《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的游戏一样。这才能让我粗俗一些，拥有嘲讽者该有的距离感······
您年轻的时候，还做过关于传媒的社会学研究。您那时候的老师是谁呢？比较让您记忆深刻的相关读物又有哪些呢？
实际上，我没有······我那时候其实是个游手好闲的学生，成绩也是半吊子。因此，我那时候唯一感兴趣的也就是那些专门制作电视广播的工作室。我写了一篇30分钟的情景喜剧，并且在实践课可以使用的教室里把它拍摄了出来。我现在已经把这篇东西弄丢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是烂透了。它讲述的是一位绝望的老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听起来像是自传，是吧？（大笑）其他的嘛，我就从来没集中精力在理论课上过，当然也没听懂过。这相对于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来说是非常讽刺的。为了毕业拿到学位，我不得不写一篇记录，而我决定用游戏的主题来写，那时候正好是世嘉五代（Sega Mega Drive）游戏盛行的时候吧，我想。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不合规矩。所以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投身另外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中去，一项我从未做过的工作·······我说这些都是想说明，那些电视，电影和某些英国评论都对我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那些伟大的理论要大得多。
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布鲁克在“书呆子”（“Nerds”）杂志社（PC地带，PC Zone）里逐渐成长起来，他写的滑稽短剧可以媲美当时的“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11点晚间秀”“The 11 O’Clock Show”），他在《先锋报》上撰写了许多反讽类型的连载报道，他参加了多次为庆祝《屏幕擦》而举行的宴会······总之，在开始着手准备《黑镜》之前，这位胡子浓密的作家已经有经历了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科技，去嘲讽政治化的媒体，去锋利他战斗的笔尖。八月中旬的时候，在新一季上映的欢呼下，他又一次在推特上惹怒了保守派党员戴维德·戴维斯（David Davies）,因为这个人坚持要给难民的孩子们做牙齿检查来测验孩子的真实年龄。“咦？在他们检查牙齿的时候我也可以拍他们吗？可不可以穿着统一制服去检查呢？”总之，对于我们来说，布鲁克的风格是一个大发现，但是，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黑镜》可能只是某项计划的高潮部分。一个对电子游戏充满热爱的怪人的作品，而这个怪人却从未停止向魅力无限的硅谷（Silicon Valley）进行的实验去学习的渴望。
在最新一季里《游戏测试》（Playtest）里面，主人公试玩了一款虚拟现实的游戏。您本人最近玩过VR吗？
正是因此，我其实也是参考了微软全息眼镜（Microsoft HoloLens）使人们能够看到全息照相的办公室或者房间里的那部分功能的。同样我也有一个Oculus Rift眼镜，用来看剧中的虚拟之家。这完全就是人们期待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也让我觉得难受极了，因为焦点没对好，我都要吐了·····然而，我最近也试了Playstation公司的“Kit VR”组合。我的天哪，根本不值得信任。我发现“空间侵入者”（Space Invaders），“毁灭战士”(Doom)，“马里奥64”（Mario 64），还有第一个Playstation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你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会觉得这也许会改变一些事物。这里面有些东西确实是有效的。我用这个系统玩了一个汽车的游戏，令人震惊的事我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很真实，我能够辨认出来。到达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大脑马上命令我接受指令，并对我说：“去那边！”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之后我试着从窗户里把头探出去，但是又会有个声音突然告诉你不能这么做。简直是奇怪至极！
在您看来，所有这些高科技在未来给人们指出的是哪一条道路呢？
我想，在未来十年内，人们就可以戴着VR，穿着虚拟的衣服走在街上。但是我不敢想象这些带来的精神后果······人们经常说“哦，有了这些VR眼镜，不久之后人们肯定都不想活在现实生活里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他们这种人特别让人扫兴，他们应该自己先去尝试尝试再下结论。但也有可能，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几年里，也许这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最让人吃惊的是，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把布鲁克当作仇视科技的人。而“制作人”百万的粉丝们却一直都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恰恰相反。布鲁克一直是一个忧心忡忡而又热情满满的人，他永远都在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位主人公年轻时候的岁月，你就会发现，他的热情最后绝对不会是说说故事，拍拍电视喜剧，打打电子游戏那么简单的。
您的童年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相当恬静安稳。我生长在一个绿草悠悠的小村庄，非常英式的地方。有点像霍比特人里面的地方！越长大，我就越对喜剧感兴趣，那时候是有点刺激和令人兴奋的。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者说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核战的危险给我带来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个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还记得有时候电视上会播放相关纪录片，这让我惊恐不已。有一个节目叫《威胁》（Threat），里面会播出一些我看过的最错乱不堪的图像画面。有时候也会播出一些BBC放出来的剧作······有些片子很天马行空的，内容很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先验的。
您还保留着您在童年接受过的贵格会教育（十七世纪在英国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与英国国教意见不合）吗？
从宗教分类上来说，可以说我的父母确实都是贵格会教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派。相对而言，我的祖父母们是虔诚的贵格会信徒并且在社会上也处于中心位置，我的父母在某些教规上并不严谨遵守，而我就更加不把贵格会当作一个宗教组织了。所以说来我并不特定的去相信某一样东西。我和我的祖母在武装解除核武器的问题上经常意见不合。我还参加过游行，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你。只要每次在社会上出现和核相关的事情，我就会跑到街上去。但是，简要地说，就是在今天，我也依然对宗教类事宜不太敏感。
您的父母以前是从事什么的呢？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的时候是一名电工，但后来因为生计上的原因，他成了社会勤务兵。我的母亲之前是一名服务员，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手工制品的商店。生产和销售衣物。他们不是那种会逼你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父母，他们还会在我刚刚投身喜剧行业的时候非常支持我，我那时替一本杂志写了一篇稿子叫《呼噜！》（《Oink！》）说到这个，我在制作总理和猪那一集策划的时候坐在我妈妈旁边那个场面一定非常奇怪······
那您去好莱坞推销自己的剧本和想法的经验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去那里工作不会让您特别动心吗，就像之前那些其他的英国人一样？
我们可以说是这样的，那次的体验很有趣·····但是，说实话，我也并没有准备好让全世界都能发现我的好点子。你去赴约，然后人家不停地对你说你的一切想法简直都太棒了，你出来之后自己心想：“哇哦，恐怕这次他们会买下我给他们提出的五个电影的方案了！”然而，实际他们并没有买任何东西。事实就是没有人敢把心里想的东西真实的告诉你。而到了最后，我把一季《黑镜》做完以后，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六部电影一样，而在电影院的话你就要等上好几年去排电影的档期。有时候，你是等不到排片机会的。从这一点上来看，我的确选择了属于我的领域。
在您看来，您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才是最颠倒混乱的？
在最新一季里，我们尝试了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剧集，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认为我们的故事都是僵硬的只会搞恐怖和灾难类型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拍摄一些给人产生希望和念想的剧集。并且可能如今就正好是这样的；混乱，其实是试着做一些并不完全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
｜翻译：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