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60天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片名： 山椒大夫（1954），沟口健二
南京，家
之前的三部沟口（《残菊物语》、《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真是一边看一边觉得惨，如果你是初次观看的观众，希望就在连续性的破灭之中，直到最后。在戏剧性方面是绝不会反转了，但是沟口总是在精神性方面给予一种升华。它的满足感绝不是具体的和世俗的，而是纯粹的、形而上的。
《山椒大夫》是我第一次看。之前一直望文生义，以为讲的是一位“大(dai)夫(fu)”（医生）治病救人的故事，谁知打开来讲的是一位“大（da）夫（fu）”（也就是庄园主）剥削和折磨奴隶的故事。沟口开宗明义，一行字写在电影之前，“这是世上最悲惨的故事”。让人在开始就不抱希望地看下去。
故事就不复述了，因为实在太惨，不夸张的说观众经历的是两小时的受难。原著是明治大家森鸥外的小说，故事其实是民间的流浪艺人（多是盲人）弹唱流传下来的。据说电影已经删去了其中恐怖和残酷的情节。但还是很惨。倘若不是要欣赏沟口优美的电影技艺，日本绘画式的镜头，大概完全可以放弃吧。
影片的最后一场是失散多年、受尽苦难的母子相认的戏码，有老年扮相的田中娟代和年轻演员花柳喜章来演（他是《残菊物语》主演花柳章太郎之子）。我不太懂日本传统戏曲，据佐藤忠男老师说是按照“文乐的木偶演技和净琉璃的说唱速度”来表现，大概可以感受到这种“庄重和严格”的气氛。最后的一个镜头是摄影机缓慢地摇向大海，戈达尔说他的名作《轻蔑》最后一个镜头，是向沟口的效仿和致意。
总之看这部电影时，一点激昂的情绪都没有，直到最后都觉得“啊，沟口一点欢愉的余地都没有留给我”的感觉。但是在最后一刻，心灵当中似乎又产生一种净化的感受，支撑母子二人活下来并能相见的，无非是一种圣洁的信念。沟口无疑是用非凡的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
这让我翻过来想一个问题，苦难和绝望（也可以叫做“丧”），作为艺术的主要内容，究竟有何意义——当然除去宗教性的恫吓或者心理受虐方面的隐秘快感之外。阿兰·德波顿和另一位艺术理论家约翰·阿姆斯特朗有本书叫做《艺术的疗效》，曾经写到过如何欣赏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画。普桑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相信受苦是人间常态，“我们的希望大部分不会实现，能活下来就已经了不起了。”他根据《创世纪》里诺亚方舟的故事所画的《洪水》，把人间描绘成一个堕落的世界。德波顿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假设，生活总是很糟的，好的恋爱关系迟早破裂，那么这些艺术作品，或许能让我们在心灵受创或怨天尤人时，寻找到可以慰寄的场所。
德波顿这么说有点心灵鸡汤，但也是一种解释之道。就像观看沟口的作品，说到底虽然不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快，但也不会变得更坏。因为他用艺术的方式让我们认同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欢愉不过是短暂虚幻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苦难中，凭借意志可以获得一份尊严和安慰吧。
我的一位好朋友（某女士…）读了前一篇文章之后，和我讨论戈达尔的话，说“沟口再平庸的作品，也很难挑出瑕疵来”云云。她觉得说得没错，因为看沟口的电影基本上看能剧和昆曲折子戏一样，可以完全不在意情节和立意，只看表演的高级格调。沟口的境语，就是一种严格程式化的表演。而这些电影都像传统戏剧一样漫长，是因为具有“前现代的时间意识，就像缓释胶囊一样释放时间。”
在看完《山椒大夫》之后，我想起这是所看最后一部沟口，于是就翻出一张新藤兼人导演的《沟口健二：一个电影导演的生涯》，两个半小时，采访了39位和沟口一起工作过的演员、工作人员、朋友，甚至还有沟口夫人所住精神病院的护士，材料可谓详实。纪录片拍于沟口去世后的八、九年间。透过沟口的生命经验，来表述他的理念：好电影不是有意识拍出来的，而是通过内心激情拍成。
几乎所有人都说“沟口是个可怕的导演”。纪录片中尤以田中娟代的回忆最为关键。这位日本国民女演员初次接下沟口的电影，沟口的场记就给她送来一大摞相关学术书，要求她通读。开拍后的经验就更糟，沟口和御用编剧依田义贤会不停地修改对白，有时一部戏拍下来，没有一句台词是剧本上的。田中说她在拍戏时喜欢第一个到片场，可是无论她多早来，沟口总是已经坐在角落的阴影里。他也不午休，甚至不去洗手间，怕中断他内心的情绪。于是他在片场会随身携带一只尿壶。
田中、依田他们曾经跟随沟口去巴黎卢浮宫参观，说沟口第一次站在《蒙娜丽莎》面前，在众多随行面前痛哭流涕。当看到梵高的画之后说：田中、依田，我们还需要努力啊。沟口身边的人，都既惧怕他暴躁发狂、又理解他为艺术不惜一切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会像孩子一样大发脾气。但他和他的电影里都没有任何欺瞒和虚伪，他一直保持这自己的坦诚和直率。只要走出片场，他对人似乎都算友善。有位年轻的女演员忍不住说：沟口导演在片场里面是鬼，片场外面是佛啊。
新藤兼人导演早年在沟口的剧组做美工，曾经和他很亲近，有一次沟口反常地请他吃饭，郑重其事得说：我爱上田中了。他似乎对谁都说过这话，连小津都知道。但是没有对田中娟代表白过。本质上，他还是个害羞的男人，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位工作人员确定沟口真的爱田中，因为有次一位摄影师要拍一组导演和演员的照片，请沟口望着田中，沟口就是做不到。沟口似乎也不懂得如何和女人和睦相处，导致他早年被情人刺伤。沟口的助理说他有次故意“很做作”地告诉自己：“当你背上被刺了一刀，你才会懂得女人”。
而田中娟代在纪录片中坚称，沟口健二爱上的也许只是她塑造的女性形象，那些沟口电影里的女主角。在那些女主角身上，沟口似乎既享受女性的自我牺牲，也表达男性迟到的忏悔。田中娟代说起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沟口，她回忆说：两个人都找不到话说，相对沉默，就像默片里一样。
沟口去世前，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编剧依田义贤送来一本自己的诗集，沟口在扉页上写了两行字：初秋新凉，真想和摄影所诸君早日开工啊。三天后，沟口去世。
我看新藤兼人的纪录片，意识到沟口电影与京都的关系，毕竟他是最“日本性”的导演，又多拍古装剧，真是离不开京都。1956年，沟口就在京都去世，骨灰被分葬在位于京都市左京区的满愿寺与东京的本门寺（日莲宗的佛寺）。据说视沟口为英雄的戈达尔曾经在1966年访问了满愿寺，一时使这里成为影迷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