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是一个信任和关爱的圣地。置身其中我们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2008年，瑞典第一个门控社区对外开放，一个只有授权业主可以访问的门控住宅区，这正是社会特权阶层如何摆脱周围环境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也是欧洲社会越来越趋于个人主义的众多迹象之一，伴随的是过去三十年里政府债务增长、社会福利缩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即使在瑞典，一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随着失业率上升和对个人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惧，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了一个“不信任的社会”。普遍的政治失望感也破坏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从而重新退回个人自身。但这是我们期待的社会发展吗？
在我为拍摄孩子之间欺凌事件电影《游戏》（Play，2011）做前期准备的时候，我一再遇到那些在公共场合需要我们帮助的无助的人。曾用于电影《游戏》中的抢劫部分，就是在宁静的哥特堡光天化日下真实发生过的，在商场里，在电车上，在公共广场上，而成年人面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似乎熟视无睹，毫无反应。
“他人”的存在对于我们自己的“帮助驱动心理”是有抑制作用的，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旁观者效应”或“旁观者的冷漠”。实验表明，提供帮助的概率和旁观者的数量成反比，因为在大群体中存在这“责任扩散效应”，尽管同时也有证据表明群体的凝聚力可以平衡集体冷漠。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父亲的少年时期，西方社会应该有着一种责任共享的共同认知。
他说在他六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很放心让他一个人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玩。他们只是简单地在他脖子上挂了个家庭地址以防他迷路。这让我们想起当时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了，其他成人都会被视作这个社区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一员提供帮助。反之今天的社会氛围在团队互助上大不如前，更遑论我们对于社会的信任了。我们现在视其他成年人是我们孩子的威胁。因为这些念想，卡勒·波曼（Kalle Boman, 制片人和瑞典哥德堡大学电影艺术教授，是波·维德伯格 Bo Widerberg , 罗伊·安德森 Roy Andersson多年的合作伙伴）和我将之成型为《广场》的想法，一个在社会中寻求信任和对我们当前社会价值进行再思考的探索的艺术项目。
“我相信一个简单的方程式，信任就是投桃报李；如果我们缺乏信任，事实上就会助长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个人主义倾向。
电影名字《广场》源于我们2014年冬天在南部瑞典凡达洛乌姆博物馆（Vandalorum Museum）最早的展览项目，这是永久安装在凡纳摩市（Värnamo）中心广场的一个探索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实现共识的理想化的示范性展览。如果有人站在凡纳摩市由LED灯圈起的“广场”，他就有责任需要对别人求助时作出反应和行动。
我们采取的唯一新方式就是选择去唤起价值。“广场”是一个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处所，它借鉴了几乎所有宗教中都有的互惠伦理学（黄金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如果我把自行车没有上锁就放在某地然后被偷了，大多数人会认为我只是在自责。
凡纳摩市的展览是我们对社会和谐理想的一个实验：社会和谐取决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一个简单的选择，“我相信别人”或“我不相信别人”。参观者需要在两扇门中选择：左边，你相信别人；右边，你不相信别人。大多数参观者都选择了前者，但是在被问及让他们把钱包和手机放在展馆的地上时他们都冷眼回应。这个矛盾说明了按照原则行事是多么困难。
在电影《广场》中我们直面人性的弱点：尝试做正确的事情时，最难的部分不是在价值观上取得一致，而是每个人的行动。如果要营造没有贫富差距的公平平等的社会，我该如何对待乞丐？我应该保持自己阶层的生活方式，然后每天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或者我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恢复我们之间的平衡？第一世界大城市里极度贫困的加剧和无家可归人口的增加使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
在我第一部长片《非自愿》（Involuntary）中，我参考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实验来反思集体需要如何会让我们跨越自己的底线。
这些测试众所周知，也被用于证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译者注：美籍犹太裔政治家、哲学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关于普通人的恶性和个人对于权威服从的观点。
现在我将1973年在普林斯顿进行过的“好撒马利亚人”实验（the Good Samaritan）引入了《广场》。当时四十个神学院学生参加了一次他们认为是宗教学习的活动。在完成所有的调查问卷之后，他们被告知要抓紧时间赶去另外一幢建筑，但是采用不同的速度。去的路上，有一个演员扮演的成员假装摔倒，装出很需要帮助的样子。所有的神学院学生都清楚“好撒马利亚人比喻”含义：“在他人需要是应该伸出援手”。这四十个学生提供帮助了吗？大多数没有，而结果显示被告知更快速度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帮助的愿望也越少。
克里斯蒂安有不同的性格：他即是言语上的理想主义者，又是行动上的愤世嫉俗者，两者又都兼备强势和弱点，等等。他是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父亲，和我一样在文化领域工作，希望通过“广场”项目找出一个针对存在主义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确信“广场”是一个开拓性的想法，也真切希望通过艺术给人们启迪新的思路。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察言观色的社交变色龙，他熟谙如何在组织中扮演高位的形象，同时迎合着捐助者、观众和艺术家们的不同期待。
克里斯蒂安面对着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承担责任，信任和被信任，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但是在陷入困境时，他的个人行为显然有悖于他一直提倡的道德原则。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就是一个关于矛盾的生动例子。在电影的结局，我们都该评估他个人从中吸取的教训。
《广场》呼唤一种自然亲密的表演方式。克里斯蒂安和他啦啦队女儿之间的父女之爱形成了电影中的情感核心，同时通过具体的画面展现了对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追求。事实上，这些女孩子通过相同重要的个人表演努力成就并团结成一个高效的集体。这也是视觉演示证明信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十岁的女孩高空翻转坠下，她相信同伴们会接住她。啦啦队长的聚焦，以及喜悦都说明美国社会最好的这一部分，也可能就是美国人对国家失去信任的这种“团队成员效应”？
克里斯蒂安的经历阐述了苏格拉底提及的两种实现正义的途径：社会契约和个人伦理。正义就是遵从法律以换取别人对他们的服从，但更重要是，正义也是一个管理良好的灵魂的状态。所以，有正义感的人一定也是快乐的人。古老而又诱人的想法“做正确的事”，即“正义可以买到幸福感”的说法并没有过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观察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高度重视互动的志愿者增加了对他人的信任，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助人者之高”。也许人们会取笑克里斯蒂安笨拙而又尴尬略带滑稽的行为，包括对电影中其它的一些笑话，但是说不定也可以潜移默化而分享他关于正义的想法。
作为一种讽刺，《广场》夸大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最糟糕的趋势，比如媒体在报道时忽视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对那些严重的问题进行了改造。博物馆雇佣了公关专家用来对展览和“广场”项目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渗透式的媒体推广。专家们讽刺说“广场”这个主意太“好”了，以致于如果采用自愿参与的方式的话将没有人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真得缺乏任何边缘话题或者争议，为了让媒体记者们愿意报道这个展览，我们必须制造一些争论话题。”
在瑞典、美国、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你在那些极端主义政党都能找到相似之处：他们都通过极具挑衅和极端话题的辩论来吸引普通大众的注意力。在瑞典，就有这么一个政党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第三大政党。《广场》里的公关内容我受到了瑞典著名公关公司Studio Total“挑衅技巧”的启发。
悲剧性反讽 （tragic irony）已经将社交媒体转变成恐怖组织招募新人最好的推广工具。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无人肯吸取教训，正是媒体的歇斯底里引导越来越多欧洲人加入了ISIS，或者在《查理周刊》遭受袭击后给哥本哈根的恐怖袭击提供了参照。几年前，新闻道德还会阻止报纸或广播出现令人震惊、来源可疑或被操纵的画面。但随着媒体开支的锐减和裁员的影响，新闻工作者不堪重负，媒体报道也随之越来越耸人听闻。现在只要求图片需要爆炸性内容，但是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比如，艾兰·库尔迪之死的图片就举世震惊。一副简单的图片就在欧洲甚至全世界报纸上突然改变了对于庇护难民的“看法”。它表明，一张具有挑战性或有足以突破我们所面临的无以休止信息流的极强感染力的好图片，影响力会有多大。
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表明了我们需要一张好图片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媒体已经不再捍卫自己一定的基本立场了。事实上，使用耸人听闻的图片所做的不道德报道已经成为了常态，并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广场》试图用一种轻松荒诞的方式来提出这个紧迫的问题。电影里公关专家们制作的旨在推广展览道德标准的 Youtube短片明显是虚构的，它揭示了媒体是如何成为我们看待并误解世界的帮凶 。
我觉得分析这种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相信运动画面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强大的表达方式，因此也比任何时间都更为危险。与此同时，电影可以允许我们有机会进入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事情还无法靠自己实现，但是通过电影我们可以用心感知。电影可以用一种更为批评性的方式警醒我们去反思那些常规习俗和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有人告诉我他们整晚都在和朋友们讨论我的电影时，我很激动，因为那时我的电影已经在电影院外发起一些改变了。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