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8天
2016年12月10日 星期六
片名：苏利文游记 Sullivan’s Travels (1941)
导演：普莱斯顿·史特吉斯
上海，酒店
有每天按排片表追看的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以后能否在周末都排上喜剧片，要像《雨中曲》那么欢乐的，不然看得太难了。是啊，生活已经不容易，何必再拿电影为难自己。这可能也是喜剧片导演对这个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让观众在辛劳之余能多一些轻松+愉快。不过喜剧片导演自己不一定满足，他们往往还要问：人民需不需要喜剧？需要什么样的喜剧？
1941年的《苏利文游记》处于Screwball Comedy（神经喜剧或乖僻喜剧）最热闹的时期。坦白说，我对这类电影并没有太多共鸣。今天来看，那些手法、笑料以及密集对白，隔着时间的毛玻璃，在今天看来显得很低幼。但是《苏利文游记》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一位好莱坞大导演厌倦了拍摄商业大片，一定要拍一部能反映人间疾苦的社会写实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因为许多商业导演都有这样的反省与抱负，也所谓情怀。但是这个叫约翰·苏利文的家伙，特别天真，他真的弄了一套流浪汉行头，只带十美元，就要去亲身深入社会。
凡事在电影里出现导演这个角色的，多半都是导演本人的自况。《苏利文游记》的导演普莱斯顿·史特吉斯在电影史上是昙花一现的大人物，据说在片首署名“编剧和导演某某某”的，他是第一人。那个年代的导演好多都是传奇，我曾在一篇诸如“影响世界的科技发明”的闲文里，读到史特吉斯在20岁出头时发明了一种接吻时不褪色的唇膏，当时他在纽约管理一家商场。然后他以编剧进入电影业，在42、43岁时连续执导了《棕榈滩故事》、《淑女伊芙》、《苏利文游记》几部载入影史的作品。
《苏利文游记》里的导演约翰·苏利文就像史特吉斯本人一样，一位好莱坞王子，他几乎把自己想象成悉达多王子一样，想把电影当做信仰来面对人间疾苦，去普渡众生。
苏利文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历险之后，终于被错当罪犯关进监狱，成了真正的底层人民。在最苦不堪言时，他与电影重逢了。这是狱方给予的“礼拜天恩典”。放映的是迪斯尼的米老鼠和高飞狗，所有在生活面前苦不堪言的观众们，在银幕前放声大笑。落难导演苏利文也笑了，他不敢相信这种处境下的自己，竟然还会笑。这时候他意识到了喜剧片的意义，“贫穷无锥之地的人们也有发笑的权力”。
这次重看，倒没有被米老鼠和高飞狗打动，反而被囚犯们看电影的地方让我很感动。一个种族隔离下的黑人小教堂，显然他们和囚犯一样，属于下一等人。当幕布垂落，黑人牧师请求教众们说：不用语言、不用行动、不用注视，让这些客人们感到不受欢迎。然后他们唱起圣歌，欢迎这些特殊的观众。这大概就是史特吉斯最诚挚的信仰和宣言：在电影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倒未必同意将电影等同于信仰。而是纯粹为这个1941年的黑人唱诗场景所感动。
苏利文最终在现实主义电影和喜剧片中选择了后者。他在落难之前一直想拍的反映穷人生活的电影，叫作“O Brother, Where Art Thou”。最后他放弃了这个项目，重新去拍能让穷人们笑的喜剧片。这个被放弃的片名，在2000被科恩兄弟用在了他们的电影上（译作《逃狱三王》）。因为前不久刚重看了这部乔治·克鲁尼演的片子，所以这次在《苏利文游记》里发现了科恩使用了一些致敬的片段，比如一位疯狂开车的小孩就来自这部影片。这种也算是重看经典的小趣味。
《苏利文游记》是那种用天真的眼光去神话电影的电影。好莱坞将其奉为经典之作。如果你问我重看这部电影，有什么新鲜的看法，我其实并是没有。如果非要说有的话，我只能说女主角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竟然还是那么美，就像15年前第一次看见这部电影时一样美，就像75年前她演出这部电影时一样美。凝视这张脸，你会讶异电影竟然可以让容颜如此不朽，永远像新的一样。这也许是这部天真的喜剧对我而言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