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78天
2017年5月28日星期日
片名：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1991)，克劳德·夏布洛尔
南京，家
按：“和电影生活在一起”这个观影和写作项目，从去年12月3号开始，到这个周末，正好度过一半的时间。每晚观影，次日写作。这是我一生当中把日子“数得最仔细”的半年。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充沛的感情逐渐变成紧张的焦虑。这周排了“文学与电影”的主题，是因为这个主题自己比较熟悉。我曾在《看电影》正刊上持续5年写过类似的专栏（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督促自己多读小说）。本周选的七部电影，有五部曾经写过。电影我每晚照常观看，但在写作方面，就可以参考旧文修改。使自己的神经稍微得到休息。
第一部选择重看夏布洛尔所拍的《包法利夫人》，重要的原因是于佩尔的表演。在去年看完《她》和《将来的事》之后，于佩尔再次征服了我。我就一直想重温她扮演的“冷酷版”包法利夫人。这次重看，发现于佩尔而将浪漫的、狂热的、冷漠的、绝望的包法利夫人演绎得极为精准。
这部电影的故事，人人都知道。是个“老故事”。我重新翻了翻周克希先生译的《包法利夫人》，看到陈村写的一篇短文，说福楼拜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狂热写了四年零四个月，最后竟把写成的一千八百页原稿删节到五百页……“它不求夸张，只求把人原来的样子写出来。还有什么比人原来的样子更令人惊骇的吗？”我始终很喜欢夏布洛尔的这个版本，他触及到了“令人惊骇”的“人原来的样子”。
名著是迟早要被拍成电影的。但也有例外，比如《百年孤独》。因为马尔克斯不同意授权（据说他曾考虑过黑泽明），他说很多读者看完写信来说，里面的某某很像他家叔叔、或某某又像他家姑姑，如果拍成电影就会“毁了这一特征，因为电影不允许有普遍认同的特征。演员的脸，比如格里高利·派克的脸，就成了人物的脸。他不可能是你叔叔，除非你叔叔长得像他”。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是名著中的名著，米兰·昆德拉讲，有了《包法利夫人》，小说才赶上诗的地位。但是如果按照马尔克斯的说法，《包法利夫人》或许是最不应该被拍成电影的，因为大家对这部书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人人都是包法利夫人”。无论你生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度，都有可能成为或者认识某个包法利夫人。在中国人我们称之为“小姐性格，丫环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就是梦想与现实的不等衬。
所以，这个故事怎么拍、这个人物谁来演，似乎都会“毁了这一特征”——毁了小说给予的想象空间。但是越是这样，似乎愿意尝试的人越多，有据可查的影视剧已经拍了14个版本。最早的是让·雷诺阿1933年的作品，最近是2000年BBC的剧集，我甚至看到连俄国的索科诺夫都拍过一个版本。
我仔细看过两个版本，除了夏布洛尔，就是好莱坞黄金时期的大导演文森特·明奈利在1949年拍的黑白片。之前在第10周写到歌舞片时，我曾经三次写到明奈利。他拍的版本是典型的好莱坞改编法，将小说的枝叶几乎都被砍伐完毕，剩下一个枝干；二是加入一些道德说教，道德说教是为了为我们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赢得观众的同情。剧情按照传统的戏剧模式改造，这种改编是安全、而且简便的，因为福楼拜本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大纲。为了强调其“通俗”，好莱坞把包法利夫人命运简化成一波三折，在两段情节转换时，都会制造一幕高潮。
明奈利版本适合没有没读过这部书的人，看完了解一下包法利夫人的命运。但也许看完也不会觉得福楼拜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根本不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所在，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如何，当时的人们穿着什么衣装，过着何种生活。而夏布洛尔拍出了这些。
明奈利这部电影的最大价值恰好是在舞会的段落中，摄影机在音乐和舞蹈中记录下了包法利夫人对上流社会的虚荣和疯狂的羡慕之情，到达了极致；明奈利更了不起的地方，是她最后接近破产时，在一个破旧旅馆里面对着一面镜子起舞，这是画面叠上当年舞会的盛大场景，现实和虚幻交映，让人不胜唏嘘。我想明奈利结构这部电影时，基本是用这两组舞蹈的镜头支撑起包法利夫人的精神世界的，一次是膨胀，一次是塌陷。
比起明奈利的版本，夏布洛尔要显得沉静的多。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沉静”就意味着闷。但是相对明奈利那个粗笨的版本来，夏布洛尔的细致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要知道《包法利夫人》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俗”。19世纪法国乡下农庄的生活是很难再现的，按我的有限想象，夏布洛尔是把“外省风俗”拍出来了，当然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但也与包法利夫人的遭遇融合到一起，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何种生活环境下。据说里面的所有服装都是按照19世纪的样式订做的。这已经够看了。但是夏布洛尔肯定不仅要拍一组风情画，他的努力是要拍“仿佛是福楼拜本人构思的电影”，这一构思不是图解小说——尽管非常忠于原著，但要拍出小说的意境来，使用的不是文学技术，而是电影技术。
和好莱坞那个版本相比，夏布洛尔既拍出了福楼拜小说里现实主义的部分；也拍出了浪漫主义式的诗意。这并非说它的成就比得上原著，但就电影本身来说这是一部杰作。甚至电影本身的结构都有小说的味道，在前半部分是“丘陵式的”，有所起伏，但舒缓平静；后半部分则是惊涛骇浪，节奏越来越快，直至包法利夫人的死亡。
福楼拜自述他如何写鲁道夫引诱包法利夫人的段落：“今天……我即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情夫又是情妇。我骑着马，在秋日午后穿过一片树林，头顶上是金黄的树叶。我是马，是树叶，是风，是两人交谈的话语，是绯红的太阳……我是我那两个恋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作品；而导演必须借助他的眼睛—摄影机来完成他的作品。在夏布洛尔的电影里也出现了这样的优美段落。我觉得他描写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动声色，却表达准确的。百无聊赖有时只是这个女人穿戴整齐在花园的角落里一坐，气氛就出来了；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则让这个女人推开窗户面向外面也就足够了；讲她是购物狂，看看她的穿着、打开她的衣橱就够了。这是夏布洛尔这部电影最精妙的所在。
这个版本的争议，主要在伊莎贝尔·于佩尔塑造的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这个形象超出我们想象——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她完全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式的美女，要知道小说里面她是读浪漫爱情小说滋养大的乡下女孩。但是于佩尔的包法利夫人极度冰冷，不近人情，完全是温婉的反义词。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是于佩尔的个人形象与表演造成的，而是导演夏布洛尔本人要的效果，为此他特意不提起艾玛（后来的包法利夫人）在修道院里读小说、听歌曲、开放对爱情和生活的向往的“前史”，而明奈利的版本是刻意强调这些的。
他们的区别在于“同情”二字。夏布洛尔说不要你们同情包法利夫人，而更应该关注的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本身，他首先在视觉形象上让人们不得亲近这个女人。他甚至也不像明奈利那样丑化莱昂和鲁道夫，也不美化包法利先生，每个人其实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漩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树枝一样相互纠缠，很难用善恶的道德观简单分开。如果用简单的“道德观”来看待《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在夏布洛尔的理解上，包法利夫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使她走向毁灭的——命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