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79天
2017年5月29日 星期二
片名：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1948)，马克斯·奥菲尔斯
南京，家
茨威格写于1922年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通俗的理解，是写了一个“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故事。高尔基看了之后，自称“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它感人之处，是一个女人一生都爱着一个不记得她的男人，不求任何回报，不求任何怜悯，最后失去了他们共同的儿子的生命，也失去自己的生命。茨威格的魔力在于：这样一个女人的爱状似十分卑贱，但到底发出了高贵的光芒；她为了爱状似放弃了全部自我，却又从未失去过一丝自尊。在我印象当中，整部自述方式写成的小说，看上去极为具体写实，但看完对爱有抽象的体悟。爱的本质，可以只是爱而已，并非要和所爱的人形成关系。
但是这样一部小说是非常难处理的，除了视点不一样之外，弄不好它就变成一个“怨妇电影”。如果做不到升华，那么这个陌生女人的爱情，就会从云端坠落到陋巷里。精读过小说的读者或许明白，小说中写到的“爱情的伟大”；但如果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故事的观众，可能反而误会这“爱情的低下”。这其中是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界限。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熟悉的有两个改编的版本，一个是1948年马克斯·奥菲尔斯拍摄的；一个是2005年徐静蕾拍摄的。出于理解和表达的不同，他们拍得基本是两样东西。我重看的是奥菲尔斯的版本。奥菲尔斯放弃谈论爱情的抽象，只写这个女人的命运，“仿佛一切都有算数”，她的不幸来自某种神秘的因果。
德裔法籍的马克斯·奥菲尔斯这个导演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命运相近，单万里老师有个介绍，他“从德国先流亡到法国，后到美国，最终回到法国。奥菲尔斯不仅生前流亡，而且死后还在流亡。他在德国病逝之后不久，他的骨灰从汉堡流亡到了巴黎…… 对我来说，生命就是运动——奥菲尔斯的代表作《劳拉·蒙戴丝》中的女主人公的这句台词，经常被评论家们用来说明这位导演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理解。”
奥菲尔斯把主人公的身份从作家改为音乐家，这是一个创作者非常敏锐而精妙的一招：因为电影毕竟是视听艺术（相应的他把女主人公的身份一度改为模特）。在小说中少女芳心的第一次悸动，是看到作家身份的男主公拥有众多精美的图书。而电影里，是从对方住处传出来的美好的音乐声。音乐即烘托背景，又推动剧情：弹奏的钢琴曲、音乐会的演出、音乐家的沉浮等等，主人公身份的改变使得一切都活络起来。
这部电影展开来首先给人的感受是“精致”，不仅是石板路、煤气灯、晨雾、夜色这些场景构成的“精致”，而且有镜头运动、对白、背景音乐这些语言构成的“精致”。有人说这部电影是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但也正是这种“精致”，使这个版本颇具有某种“幻灭感”。
我是一个奥菲尔斯迷，非常推崇他“复杂、流畅的人物调度和摄影机运动”。据说他本人曾谈到他的作品时说“舞会、音乐、剧场包厢、香摈酒、制服、仆人……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都是空洞无物的。我们为观众展示这些乔装打扮起来的虚无事物，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为了表现趣闻逸事。”——可见，无论是形式（运动），还是内容（景物），奥菲尔斯的指向都是“虚无”的感觉，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有集中表现的。
我在读小说时，觉得茨威格的文字是带着死亡气息的沉重的，这毕竟是一个丧子不久又自己垂死的女人的来信，但是这份沉重里面裹挟的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这份爱是超越时间、超越生命、超越信仰、超越物质、超越一切的爱。
这种热烈在小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表现。第一个阶段是窥视。小说里的这种窥视是一个小女孩躲在封闭的空间里，透过钥匙孔的窥视；是一个小女孩初次走入心爱男人的房间，贪婪得看着他房里的一切。小说里写，原先她的生活如此平常和沉闷，自从他的来到，“孩子的仙境，阿拉丁的王国就开始了”。可以说，她的爱产生于对文学/艺术的崇拜上。
奥尔菲斯也着重表现了小说里最为热烈的内心场景：那个女子盼望这个男人——认出她来。对她来说，世间最残忍的事是，她之于他是个陌生女人，过去是、未来也是。她用眼神呼唤、在内心渴望，这是非常炽热焦灼的情感。“被认出来”应该是一种爱的狂热仪式。
我重新读自己写的文章时，发现自己一直埋怨奥尔菲斯还不够热烈。当时期望有一个更热烈，热烈到升华的版本，它可能是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里的爱情故事。它应该有可信的热量。没有热量，如何让这位读信的男人，“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仿佛带着深切忏悔，最后“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尽管如此，奥尔菲斯还是百看不厌的，琼·芳登在他的镜头下也真是太美了。当我看到琼·芳登在车站上送别儿子之后，还是深受震撼。琼·芳登穿着一袭黑衣，从铁栏杆围绕的月台走出来，全然是死亡的意像，同时却也带来了强烈的美感，并昭示着爱的纯粹和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