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天才就在于：将这种尖锐的分析放入巧妙的语言艺术中。”
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何以存在于中国？他的作品在广受欢迎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上极具挑战性。在今年中国电影市场蜕变成为票房机器之前，冯小刚长年以来被看作是中国高票房的保证。他的作品带有独特的草根文化色彩，杂糅着辛辣讽刺与愤世嫉俗。他在柏林电影节评委展映周上映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似乎在冯拿手的两方面有了深入的发展。
以16部长片，生于北京的冯小刚奠定了自己本土文化高票房喜剧匠人的地位。冯小刚的“招牌”是贺岁片，一种自1998年《不见不散》以来，在大陆形成的独特类型电影（但在香港电影中，有类似的先例）：众星云集，讲述家庭友人之间的喜剧，片档在中国旧历新年前后，引领了贺岁片的风潮。冯的电影很少有票房哑炮（虽然两部舒淇的作品08年与10年的《非诚勿扰》稍逊一筹）。他的贺岁片结合北京文化特色，接近一种诙谐的性质，但更市井。阴暗，讽刺，藏不住锋芒。冯的“北方文化”吸引着首都以及北方的观众，但在南方这种稍显纤细的区域则没那么受欢迎。
对于讲普通话的观众来说，冯与他的编剧们创造出的对话内含一种辛辣的讽刺，基于北京话本土的幽默。这是一种基于北京以及周边数百万人形成的一种文化态度：权利就在他们身边，无时无刻地存在于他们的生命之中。北京人的幽默感是对当下社会异态的一种自知的，露骨的，愤世嫉俗的玩味。冯小刚的电影中（以及北京现实生活中），经常展示了这种官方语言与背后的意义之间的反差。从冯小刚讽刺的文字游戏中，主人公可以言说的只是部分，而无言的真相则被深藏在文字的表面之下。只有冯这样的语言大师更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来回穿梭（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如此策略显得辛辣而又睿智）：一方面，充分了解政治宣传与官方语言的运作，另一方面，又能在此之上表达出透过表面的独立思考。
北京特有的语言模式不仅可以追溯到1949年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自13世纪元朝以来，北京作为首都，便逐渐发展出一种面对权威时表现出的敬畏，恐惧，不屑的语气。这也是冯小刚电影中始终贯彻的语调，2002年的《大腕》、2003年的《手机》直到2004年的《天下无贼》，始终坚持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语言艺术。近来冯小刚在一些更加简单直白的类型片上摸索：时代剧（2006年的《夜宴》）；战争片（2007年的《集结号》）；浪漫喜剧（《非诚勿扰》）；以及历史题材（2010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12年的《1942》）。
《我不是潘金莲》于去年十一月在中国上映，此前曾摘得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金贝壳奖。本部电影遵循了冯小刚以往的风格，而有有所突破。电影用一种黑色寓言的形式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农村生活。片中李雪莲一角由当红女星范冰冰饰演。李雪莲是生活在江西农村的小餐馆经营者，而江西则是中国发展较缓慢的省份之一。片中“泛江西”口音同美国电影中的“泛中部”口音类似，将乡村人从都市现代性中分离出来，而他们身上的单纯和朴实又可作为观众站在较高社会地位俯瞰而产生的笑点。但随着影片的推进，与其中对道德的逐渐深入挖掘，观者则会产生同感，进一步尊敬片中人物。
李雪莲为了全家可以申请一套新房，而和丈夫秦玉河离婚。但秦却趁机娶了别人，住进新房，假做成真。李雪莲寻求远房亲戚法官王公道废除这份假离婚，好让她和秦玉河复婚后真正离婚。王公道看来之前的离婚程序上一切正常而未准允。李雪莲不接受判决，向上级权威申诉。未果，她找机会跪地拦下了史县长的车，但被却县长打了马虎眼。李雪莲并没有放弃，又去前往寻找菜市长，后者则命令当地警察拘留了她。这次没有审判没有定罪的短期关押暂时搓了李雪莲的锐气。但之后她的丈夫则指责她婚前不贞，以三教九条的伦理道德公开侮辱她的名声，说她是“潘金莲”。潘金莲是文学虚构人物，以水性杨花著称，出自明代小说《金瓶梅》，小说中潘金莲毒死丈夫，同一众情人发生关系。片名《我不是潘金莲》是李雪莲对丈夫的侮辱进行的愤怒的回应，而这也成为了李雪莲这个人物一生的使命追求。（英文片名《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在翻译上试图与潘金莲对位，但这里对福楼拜的引申则显得有些尴尬。）
巩俐饰演的秋菊可以算是李雪莲这种女性人物的先例：不断与权威斗争，守护自己的正义。确实，张艺谋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经常被拿来与《我不是潘金莲》做比较。《我不是潘金莲》的第一幕戏同张艺谋的影片结构类似。两部电影均讲述了主人公从基层一步步走向高层权威，申张自己的正义。
电影跟随李雪莲来到北京，此处则有一段党内高层的会议，以李雪莲一事指责当地县长无作为。这次自上而下的问责，层层追溯到李雪莲的基层。冯小刚将北京的剧情安排在两会期间，全北京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最高水平以备会议的正常进行。正是共产党官员说话做事的一向风格。冯小刚在这里的处理忠实地还原了官方场合的标准与言行，从表面上看像是高唱赞歌，但其中暗含着一种讽刺的语气。
第二幕跳跃到了十年后。（冯小刚亲自配音旁白，第一幕时是“十年前”，第二幕则是回到了现在。）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上访，如今的潘金莲一头短发，面黄肌瘦，在第十个年头打算放弃。但不断找上门的新任地方官员让李雪莲再次走上上方的道路。她假借与老同学厨师赵大头（知名喜剧演员郭涛饰演）结婚，趁着新婚之夜潜入北京。笨拙的官员们最终还是追赶上了雪莲。心灰意冷的雪莲在北京郊区的果园里本想要上吊自杀，上来阻拦的果农（著名喜剧演员范伟饰演）却说让她去隔壁果园自杀。电影以李雪莲的笑声结束。但国内上映的版本增添了稍显乐观的尾声，多半是为了回应国内的电影审查。我们看到多年以后的李雪莲，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餐馆工作。虽然尾声也出自刘震云的原著小说，拍摄时特意增加了尾声以应对广电总局。但个人认为电影原先的开放式结局才是导演的初衷。
上文花了不少篇幅总结剧情：为接下来的电影内容，含义以及形式的分析将有所帮助。假离婚的设定——李雪莲想要复婚然后再真结婚——从本质上讲是荒诞的，剧情如此设置本身也是一种空洞的能指。而其背后的意义就在于故事没有意义。假设李雪莲的目标达成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讲，观者的收获又从何而来？从形式上讲，空洞的剧情追求迫使观众的注意从内容转移到剧情结构上，试图从中组建自己的解读。许多剧情线索暗示了李雪莲上访者的身份：电影中一位束手无策的官员甚至还指出了这一点。上访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意义。从封建时期继承下来的习俗，平民通过上放直接向权威高层控诉自己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如今地方政府常阻止上访者去中央申冤，如此行为会对当地政府和相关官员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当地政府，警察以及政府雇佣的打手经常通过劝诱、贿赂、关押等方式阻拦上访者。李雪莲在片中经历了上述种种方法。虽然她上访的理由显得荒诞而空洞，但她在剧情中遇到的各级阻碍却是写实的。
如赵亮，张赞波以及马莉一行中国先锋纪录片导演，均以《上访》（2009），《有一种静叫庄严》（2011）以及《生于北京》（2012）正面探讨上访的问题。这些独立纪录片展示了上访者家破人亡，遭到非法暴力与囚禁，仍不顾一切上访北京，最后确实一顿徒劳。但这些影片因为是“体制外”而未在中国公开上映。冯小刚借用这种社会现实的核心，通过套用一个看似愚蠢的故事外壳，展现出故事背后真实的悲痛。片中的官员也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我不是潘金莲》影片结尾处，两位官员在走廊里讨论着李雪莲的事虽然是“小事”，但“小事”与“大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两人同时还提到虽然李雪莲的事情得到了解决，但如果体制的问题不解决，之后还会有更多类似李雪莲的案例。这段对话在电影节放映的版本中更加尖锐到位，但在国内公映版本中后期配音修改掉了一些细节。
《我不是潘金莲》不仅是一部从表面批判上访体制的影片。影片中投射出的活力还从语言的微妙，用词与用词中体现出来。冯小刚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付诸于电影文本之中（而非次文本）。影片中的分析隐忍，准确而尖刻而不抽象。充分地激发出观者对影片核心问题的讨论。冯小刚的天才就在于：将这种尖锐的分析放入巧妙的语言艺术中。权力在中国如何发声，官员如何斥诸权力，公民如何于权力对话——顺从，反抗，回击，时而撤退。是一场与权力之间微妙，优雅的舞蹈。《我不是潘金莲》重的市长，法官，官员等等实质上都是软弱的人躲在强势的党背后。有人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势力，有人则不会。也有如李雪莲这样的公民懂得如何以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与权势对抗。
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笔者留着没有讨论。准确地来说并不是细节，而是观众们一上来就会注意到的：影片中使用了两种荧幕比例。大部分影片使用了原形构图；但在李雪莲来到北京之后，构图在穿过隧道以后变为了正方形（但由于视觉错觉，显得稍微有些长方形）。有许多电影评论谈到圆形的构图来源于传统中国画，笔者却没有找到确凿的史料支持。当代艺术家魏东为冯小刚的原形构图提供了一些灵感：甚至冯小刚的工作室还收藏着几幅魏东的作品，并且出现在了电影的开场中。
冯小刚与摄像师罗攀在圆形与正方形的切换上非常的巧妙：通过提前在圆形构图中设置方形物体由江西转向北京；又通过方形构图穿过圆形隧道展示了由北京到江西的转换。两种构图中，冯与罗出人意料地克制着场面调度。影片大多是远景，中远景与中景：几乎没有特写，也没有跨肩与反打镜头。在冯与罗的设置下，影片多由多人长镜头组成，除一些横向摇镜之外几乎没有镜头运动，很多处镜头越过了中轴线。视觉上的效果是疏离的：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构图或精致或奇特的自然景致上。圆形构图在电影中象征着自然，女性，团结，一体以及人性。
而方形构图则是冯小刚用以展示权力的方式。取自北京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方形城市规划与方形庭院。如此构图展示了权力的构成，阳刚，坚硬，以及困境。李雪莲身处在圆形构图的世界中，却不惜两次闯入方形的世界。在电影节的版本中，电影的方形构图随着李雪莲爽朗的笑声扩宽成宽荧幕。最后一幕是一汪绿色的池水上浮着的荷花。在一片平静之下，暗藏危机。
｜翻译：王柏桐
版权合作©️Cinema 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