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喜剧让人更加温柔；最好的悲剧让人变得强大。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90天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片名：无因的反叛 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尼古拉斯·雷
苏州，旅舍
江浙沪下了大半天的暴雨。路上大量的积水，有的如河、有的如湖，我是艰难地从家门口的水潭淌出来赶到火车站。准备前往苏州，在慢书房做一个新书的活动。火车因为暴雨而大量延误，赶时间的乘客们手持着车票，向检票员报目的地名，不分班次地涌上车。当然大家都得站着。虽然有些折腾，但我还觉得蛮有趣，因为这些小意外，短途旅行有了一点喜感。
晚上的交流也很好，大家围坐在一起，像是真正的分享电影和人生的经验，而不是听一个人说应该怎么看电影。之前看《童年往事》的时候，拿出《侯孝贤导演讲座》来，侯导在三天七场讲座的最开头，就讲“电影不是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对于想做电影的年轻人来说，“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然后又讲“还有一个眼界问题，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就会有一个眼界。
但是我昨天还是讲了蛮多，也没有准备，大家反映似乎还行。但我每次讲完总是有一种自我怀疑，觉得关于电影感受的问题，其实很私人、很自由的事，想要别人、更多人形成认同，就不那么有趣了。人就是这样，在自信和自疑之间来回摇摆。电影给人的感受，就像潮汐一样，一时涌上许多力量，一时又会让人觉得无力。
最近几天看关于“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是伴随那种潮汐般的感受。我在慢书房讲了一段《男孩与鹰》，讲到电影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在和社会、在和强权、在和成人世界做斗争。或许我们已经在成长过程中遗忘了，但那种挣扎和痛苦是任何人都经历过的。回到旅社，在夜里看《无因的反叛》。詹姆斯·迪恩在警察局说：“如果有一天，当我想清楚了。不再觉得任何事可耻，觉得我属于某个地方，那么……”忍不住很伤心。他指的就是想到自己长大之后，也会变得和这个世界一样务实、功利、麻木。
最近也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艰辛的生活中，还要去看这些悲剧。我觉得好的喜剧和好的悲剧都是那些愿意告诉我们真相的作品。最好的喜剧让人更加温柔；最好的悲剧让人变得强大。就像我之前写到过那些电影。
做完讲座之后，感觉说了太多没用的话，看《无因的反叛》时有些提不起精神来，当然尼古拉斯·雷不愧是我最爱的导演之一，拍得还是好得不得了。我尤其喜欢看天文台里讲宇宙的片段，人类在神秘而广袤的星空下的那种孤独感。它也让我想起《一一》里类似的场景。“人类，孤独的存在，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在这里我借用我十年前的书《未删的文档》中的一篇文章，如果想要继续阅读的话。另外，我刚巧读到皮革业老师旧文《活得太快，死得太早》里的一段八卦，放在下面。还是八卦比较治愈。
“一个男孩想尽快变成男人”，这是雷在创作剧本时写下的笔记。后来，有个小镇青年看过《无因的反叛》后，决定离开家乡去闯荡，他在自己的歌里写道“要走多少条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唱片的封面上，他穿着和詹姆斯·迪恩一样的牛仔裤和夹克衫，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鲍伯·迪伦。
无因反叛·死于非命
｜题记：《无因的反叛》，尼古拉斯·雷伊1955年作品。描写三个被家庭拒绝的孩子吉姆、朱蒂和柏拉图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反叛故事。詹姆斯·迪恩、纳塔莉·伍德、塞尔米·尼奥主演。该片是尼古拉斯·雷伊最著名的传世之作，也是詹姆斯·迪恩最为风靡的电影。
I。
片名：Rebel Without a Cause，意即“反叛不需要理由”。香港翻译为《阿飞正传》，视角从少年出发，（王家卫1990年作品特意借用这个名称）；台湾翻译为《养子不教谁之过》，视角从社会着眼。其实不必另辟蹊径，用《无因的反叛》还是比较贴切，自然传递出一种危机和酷劲来。这个名字原先是心理学家罗伯特·林德的日记式心理分析著作的名称，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少年犯罪的。但是尼古拉斯·雷伊没有以这本书为蓝本，而是“要拍一个邻家正常的孩子，即将失控的故事”，以改变“所有的少年犯罪来自贫穷家庭，所有犯罪是由贫穷造成”的误解。《无因的反叛》基本上讲述了纯真、幼稚、无力，失去父亲的庇护新的“垮掉的一代”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伊的故事来自他亲自上街头和少年帮派搭讪闲聊。他无法解释拍这部影片的原因，但是他说“我的想法来自报刊杂志，跟孩子、警察、家长，交谈的结果”。雷伊写了三个少年犯罪的故事，其中一个叫《盲目赛车》（The Blind Run），写一群孩子在穆赫兰道旁的隧道中，互相高速对开汽车，谁先掉头谁就是懦夫。在诸多来源现实的故事收集完毕之后（编剧斯图华特·斯坦恩也曾到警察局少年组观察），诞生了这个简单而有冲击力、有说服力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在《无因的反叛》上映前半年，一部主题相似的影片《黑板森林》（Blackboard Jungle）已经引起轰动。这部描写“校园暴力”的电影对摇滚乐的产生带来了巨大影响，影片“将青少年暴力、无政府状态和摇滚乐联系在一起，震撼了美国通俗文化”。而《无因的反叛》和同年代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1951）成为更重要的“反主流文化事件”，引发社会反思的浪潮。
在技术上，1953年刚刚诞生了第一部立体声宽银幕电影《圣袍千秋》（The Robe，亨利·科斯特导演）。但是尼古拉斯·雷伊这位曾经是有机建筑的创始者、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门徒，似乎对宽银幕有着天才一样的构图能力。《无因的反叛》开拍前三天用的是黑白胶片，之后改为彩色拍摄。一种官方说法是：福克斯公司却收回了刚获得的采用cinemascope技术的摄影机，华纳公司决定自行采用彩色cinemascope技术来拍摄这部电影，之前这个技术一直用在史诗电影中。另一种传奇说法是，因为詹姆斯·迪恩在黑白片中的造型比较“鲁钝”，必须穿啡色外套并戴上眼镜，而改为彩色拍摄，他的形象立即突出。
一时之间，詹姆斯·迪恩的造型：白色圆领T恤、红色短身夹克、蓝色牛仔裤，成为全世界年轻人的“理想制服”。实际上，银幕上呈现的一切，都得益于尼古拉斯·雷伊对色彩的高明判断和使用。在特吕弗最后一次访谈中，他提到置景和服装时说只有两个人敢随意使用“原色”（正红、正蓝、正黄），那就是雷伊和戈达尔，因为他们“对色彩有着天生的直觉”，而其它如特吕弗本人这样的导演则只敢使用“中间色”。
II。
在为纪念詹姆斯·迪恩去世50周年而发行的一套DVD中，有一段名为《目空一切的纯真》的记录片。编剧斯图华特·斯坦恩说《无因的反叛》的情绪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尼古拉斯·雷伊对自己身为父亲的职责有极为痛苦的感受；二是斯坦恩对自己身为人子则有着极度的愤怒。但是这部影片的视点，最终放在了少年人身上。影片中当拍到早上吉姆家中祖母、父母、孩子，三代人互相对峙时，用了极不自然的高视点，表现出一种不和谐。这场戏之后，詹姆斯·迪恩穿着那身“理想制服”奔赴“悬崖跳车”的比赛地，剧情亦从这里发展到高潮。
影片的开场是詹姆斯·迪恩在街头醉酒的即兴表演。接着他被带到了警察局，在这里吉姆和朱蒂、柏拉图巧遇。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见识到雷伊在宽银幕构图上的厉害，那是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主人公被安排一个画面内。吉姆在银幕的右上角稍远出，柏拉图和朱蒂在左下方近景，背隔着警察局的玻璃隔墙。接着吉姆走向柏拉图，脱下外套，想要给他披上，而被拒绝。外套在这部影片中是一个“戏眼”，表示友谊和信任。影片中间，朱蒂为睡着的柏拉图盖上外套，表现一种关爱；之后柏拉图在天文馆接受吉姆的红夹克，象征他重新信任吉姆的关心；而最后，吉姆的父亲为他披上外套，则表示了家庭的再次弥合。
关于吉姆父子和朱蒂父女的关系，是推动剧情的关键，尤其是吉姆父亲穿着围裙的戏，这来自编剧斯坦恩自己的亲身经历。父亲在影片中不再是权威，而是受母亲欺辱的小丑，无能、怯懦，尽管吉姆再三追问，也无法给出任何答案。他只能说“十年后你回头看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令人厌烦的家长论调。在警察局中，面对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吉姆就发出了“我快要疯了”的叫喊。这也是“无因的反叛”的先声，所谓“不知所以，只有愤恨。”而朱蒂的反叛（她被抓到警察局，暗示她很可能做了妓女），是因为父亲无法理解她，不能再像幼时那样疼爱她。而柏拉图是整部影片的“催化剂”，它的悲剧气氛由他的死亡营造而出，而他恰恰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柏拉图来到警察局是因为射杀邻居家的狗，这是剧作上有技巧的一个暗示。
这三个孩子被家庭以不同的方式拒绝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组成一个家庭。
III。
《无因的反叛》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雷伊说“当你是个孩子。二十四小时就像整个人生。”这是主人公吉姆到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他的境地是一个“局外人”，并不被接纳，而他渴望这种接纳，因此才会与帮派老大巴兹斗刀。那场天文馆露台上的械斗是一场仪式，是一场舞蹈（实际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的确是通过编舞完成的）。在吉姆赢得巴兹喜欢之后，他们依然进行了奔向死亡的“盲目塞车”，巴兹死于非命。比赛前，吉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这句话恰当的描述了这些少年的茫然和失落。
天文馆中的“校外教学”是这部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戏。斯坦恩加入编剧，是因为华纳公司原先派来的两位编剧都没有看出这场戏中的“宇宙感”，仅仅将天文馆当作是一个场地，而被雷伊开掉了。在斯坦恩的剧本中，天文馆放映的科教片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昭示着最后的悲剧。在无垠的宇宙面前，人类的确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孤独的存在，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人类在星空下的孤独感，恰好对应着少年在社会面前的孤独，他们被漠视、无助、孤立。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th observatory）原先是按照希腊神庙的样式建造，神庙台阶是希腊悲剧排演的地方。所以柏拉图被警察误杀在天文馆台阶上，被称为“死在宇宙神庙的献祭台”。斯坦恩有意识的将故事固定在黎明前完成，这是希腊悲剧经典模式，二十四小时、同一场景，保持着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
吉姆、朱蒂、柏拉图唯一的快乐来自后者被废弃的豪宅，在那里，他们自己组成了家庭。吉姆是父亲、朱蒂是母亲、柏拉图是孩子。斯坦恩在记录片中谈及这一场景，激动地说“小飞侠得以重生，他们逃离，来到理想的地方“永无乡”（Neverland）。神秘、隐蔽充满可能性。我们拥有了彼得·潘、温蒂和失落的男孩——就像歌剧一样”，而导演雷伊说“你在那个年龄，人生就像歌剧。”这短暂的时刻是影片唯一缓慢、松弛的段落。然而很快，少年间的寻仇，让柏拉图误以为自己又被吉姆和朱蒂抛弃了，激动之下，持枪射击，最后被误杀。虽然影片安排了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结局”：吉姆的父亲重新掌控了家庭的局面，他为儿子披上了外套。但是，詹姆斯·迪恩哭喊“救救我”的声音却传得很久很远。
IV。
1930年代，集体剧场（Group Theater）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授的自然主义表演方法（方法派MethodActing）移植到美国，伊利亚·卡赞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导演。二战之后，卡赞和集体剧场的同学组成“演员工作室”，詹姆斯·迪恩也是其中一员，而尼古拉斯·雷伊曾担任卡赞的助理导演。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叛》中演出的是“身心具疲、被动的”少年吉姆，他的演出和同是“演员工作室”成员马龙·白兰度在《码头风云》中的表现一起影响了美国电影中的表演方式。
影片里有一场戏，詹姆斯·迪恩躺在沙发上，看到母亲走下楼梯，雷伊用了一个精彩的180度的倾斜旋转的镜头。据说这个镜头是迪恩的想法。在他演出仅有的三部电影时，他都做了厚厚的笔记，他说自己准备不久后做导演。但是就在《无因的反叛》上映前不久，他驾驶着保时捷跑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24岁；1976年，扮演柏拉图的塞尔米·尼奥在寓所停车场遇袭，身中多刀死亡，37岁；1981年，扮演朱蒂的纳塔莉·伍德从自己的游艇上掉进海中遇溺身亡，享年43岁。
《无因的反叛》，就在死于非命中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