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明月几时有》（2017，导演许鞍华）不仅突破了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甚至挑战了经典的电影编剧法。
从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正统的“套路”来看，我们推崇的是那种大的国族观念，即以国家、民族大义置于个体生命感觉之上，从而在一种崇高而悲壮的情绪氛围中凸显中华儿女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的那种凛然正气，和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的慷慨激昂。《明月几时月》则选择了一个更小的切入口，聚焦于方兰的革命经历，以及在母亲被捕后的情感两难，中间还穿插了几组人物对于“团圆”的期盼（方兰与李锦荣，方兰与刘黑仔，方兰与母亲）。显然，《明月几时月》在处理宏大题材时更低调，更具“私人化”的特点，因而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从经典的电影编剧法来看，一个电影剧本首先要确定结构，如戏剧式结构、散文式结构或小说式结构等，在确定了结构之后，影片应确立主情节、主要人物，进而发展出集中而明确的主题。但是，《明月几时有》在结构上却显得十分另类：主情节和主要人物不断被其它情节和人物所冲淡、削弱，从而导致影片缺乏一个贯穿性的戏剧冲突，也缺乏一条清晰的主要人物成长、变化的命运轨迹。
在核心情节上，《明月几时有》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
在这三个叙事段落中，一条主线若隐若现，即方兰从倾向进步，到接触“革命”，最后参加“革命”，并在“革命”中完成成长。但是，《明月几时有》不满足于只勾勒方兰的“革命经历”，而是在她周围安排了刘黑仔、李锦荣、母亲等人物形象，这固然丰富了影片的人物谱系，但也容易导致主线不清晰，主要人物刻画不深入。
从人物塑造来看，刘黑仔属于“扁平人物”，基本上没有体现“人物的弧光”。但是，影片通过几个事件（三次杀汉奸）体现了刘黑仔的性格：机智勇敢、冷静无畏、潇洒从容。由于刘黑仔基本上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他需要承担起串联情节、联络人物的功能。但是，影片并未以他为核心来联缀全篇，而是采用了一种“接力式”的谋篇布局方法，即通过刘黑仔影响方兰，再通过方兰来影响方兰母亲。本来，这也是一种极为巧妙且富新意的结构方式，但是，方兰的恋人李锦荣实际上游离在这个人物关系网络之外。而且，李锦荣虽然在“革命事业”中充当了“交通员”的角色，即通过他将日本人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但是，李锦荣的性格刻画比较表面，性格发展也显得突兀，观众未能看到刘黑仔或方兰对他的影响。推而广之，郑家彬在影片中戏份并不重，他没有参与全部情节或见证人物的全部命运，方兰、刘黑仔也没有对他的人生命运或者价值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影片以他的讲述来回忆历史就显得理由牵强，意义模糊。可见，影片《明月几时有》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将全部人物统摄在相互缠绕的网络之中，更未通过“立主脑”的方式让其它人物和事件都为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服务。
当然，我们也可以努力还原导演的意图：影片并不致力于“立主脑”，而是努力“密针线”，即在有限的时空里尽可能承载更多的内容含量，进而展现“乱世”中的人生百态和普通人身上的刚健雄迈之气。例如，刘黑仔的个人魅力和传奇经历感召了方兰这类本来游离于革命之外的普通人。同时，方兰的革命经历又促使她母亲因体贴女儿而开始支持革命。另一方面，李锦荣的机智、隐忍也在影响张小姐这样出身富贵的女子走向革命之路。这样一来，除了李锦荣这条线与方兰那条线牵连不够之外，这些人物倒是都在“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人生选择方面找到了意义共通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影片”，表现普通民众在家国动荡、外族入侵的乱世，如何在身边人的影响下开始参与“革命”、理解“革命”、支持“革命”，甚至为“革命”献出生命。所以，影片有着电影《青春之歌》（1959）、《红色娘子军》（1961）式的情节框架和人物设置，即通过“引路人”将徘徊、旁观者引向“革命之路”。这种结构方式固然能让观众产生一定的情感认同，并起到积极正面的“教育意义”，但从艺术效果来看，这种结构方式也存在一个“隐患”：创作者为了突出“引路人”的主导地位，必须让他们在一出现就已经“成熟”而不必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必须让他们高度符号化才能完成情节发展中的功能性作用，这势必降低“引路人”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相反，观众对“引路人”所“拯救”、“影响”，或“启蒙”的人则兴味盎然，因为这些人物因其不成熟才有可能流露真性情，才有可能呈现一条完整的成长“弧光”。
而《明月几时有》相比于《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更为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将那位“引路人”刘黑仔塑造得更具江湖气息，更具谐趣和人情味（比较而言，李锦荣就塑造得比较平面化），将“被引导者”塑造得更具文艺气息，或市井气息，或富贵气息。这些气息正好可以填补影片因过于正统而容易导致的空洞苍白。
所以，《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个人风格较为明显的影片，它巧妙地借助一个 “主旋律影片”的情节框架，在其中融入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个人气息（母亲知道方兰投身“革命”后，有担忧，有劝阻，甚至怕女儿会拖累队友），而且通过远离过于庄严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而使影片具有日常化特征和悲凉气息。例如，关于老年郑家彬，影片通过一种市井化座谈的方式来表现“革命”对于人物来说不过是特定情境下的一种自发选择，仅是人物生命历程中的一段记忆与经历，不必赋予国家、民族的高度才具有意义。至于那些革命岁月中的战友，于郑家彬而言也主要是一种私人层面的思念，而非国家层面的缅怀。
也许，《明月几时有》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将全部人物和情节通过某种方式粘合起来，使影片在情节的集中性、人物关系的相互缠绕性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断裂、游移，甚至使部分煽情点因铺垫不足、力度不够而流于空洞（尤其是李锦荣那条情节线），但是，许鞍华实际上是用一种更为日常化、私人化的方式来回忆“革命”，用一种更加平和超然的方式来铭记那些历史上未必伟大但必将熠熠生辉的名字。这未尝不是一种书写历史，表现崇高的合理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