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喬治‧克魯佐的《恐怖的報酬》（The Wages of Fear）

雙殺坎城&柏林

影片根據Georges Arnaud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由亨利-喬治‧克魯佐(Henri-Georges Clouzot) 和Jérôme Géronimi(克魯佐的弟弟Jean的化名)聯合改編，影片講述了在一個炎熱又與世隔離的小鎮上，人們唯一能作的事就是夢想有天能離開這裡。某天，機會來了，一個石油公司承諾要支付大筆酬勞給四位幫忙運送兩輛裝滿硝酸甘油的卡車司機。這任務聽起來很簡單，但一路上必須經過許多顛簸碎石地，性質不穩定的硝酸甘油很可能在當中爆炸，讓這趟運送過程充滿致命危機。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躍躍欲試。最終，法國人Mario&M. Jo、義大利人Luigi、德國人Bimba，獲得了這個「發財致富，脫離苦海」的機會。

亨利-喬治‧克魯佐一向有法國版希區考克 (The French Hitchcock)的昵稱。希區考克曾公開表示，自己之所以要拍攝《驚魂記》Psycho(1960)就是為了要與克魯佐的《像惡魔的女人》Diabolique(1955)，爭個輸贏，比個高下 。筆者認為，比之希區考克的驚悚片，克魯佐的驚悚片更加冷血，更加逼近現實殘酷，更加叫人不願面對。劇本裡明確寫道，石油公司老闆雇傭這些亡命之徒的動機——「他們不屬於工會，他們也沒有任何親戚，萬一出了事故，沒人會來找公司麻煩。」

為《紐約時報》撰寫了27年影評的著名影評人Bosley Crowther認為，「影片的G點正是來源於那幫人，車載硝酸甘油的小心翼翼，屏息凝神。你坐在那裡，等待著戲劇化的『爆炸』。」大姐大Pauline Kael直接將這部電影冠以「上世紀五〇年代最具原創性、最具震撼力的法國情節劇。」就結構而言，整部影片可以被乾淨俐落地化成成上下兩部分。前一個小時是構建角色，鋪墊劇情。後一個小時是挖掘角色，發展劇情。就好像一個監獄，編劇虛擬化了一個坐落於拉美的名叫Las Piedras的城鎮。這個地方，進來容易，出去難。「自由」這個詞，對於那個地方來說，是個癡人說夢的辭藻。

1953年，影片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同年，影片還獲得了坎城影展的「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Grand Prix du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須知，該獎項正是金棕櫚的前身，二年之後，坎城影展才頒出它的第一片「棕櫚葉」——狄爾柏特‧曼(Delbert Mann)執導的《馬蒂》Marty。從這個意義上講，《恐怖的報酬》是第一部既斬獲坎城金棕櫚又擒下柏林金熊的電影。1954年，該片又贏得了英國電影學院(British Film Academy)頒發的最佳影片獎。

後來，霍華柯區(Howard W. Koch)和威廉佛瑞金(William Friedkin)分別以他們的電影《Violent Road》(1958)和《Sorcerer》(1977)，對原版影片進行了致敬。五十多年過去了，目前，《恐怖的報酬》正以100%的「新鮮度」以及8.8分的平均分，雄踞「rottentomatoes.com」的前五十名海外電影之列。2010年，《帝國》雜誌評選「全球最優秀的100部電影」，《恐怖的報酬》位列第九名。

反美主義|厭女症

劇組原定，M. Jo一角原本是由尚‧蓋賓(Jean Gabin)來飾演。但是尚‧蓋賓拒絕了這個角色，因為他認為，他的影迷無法忍受他去出演一個懦夫。最終，這個角色由Charles Vanel成功飾演。憑藉這個角色，Charles Vanel贏得了坎城影展的「特別推薦」(Special Mention)獎——評語：由於他的演技表現。

起先，克魯佐是計畫影片全程都在西班牙拍攝本。但是，飾演Mario的尤蒙頓(Yves Montand)和他的妻子西蒙‧西格諾蕊(Simone Signoret)拒絕去西班牙工作。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當時正在西班牙興風作浪的法西斯獨裁者——Francisco Franco。最終，影片拍攝於法國南部，靠近Camargue的Saint-Gilles。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破敗小鎮，是劇組在當地臨時興建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借由此片，尤蒙頓成功地從一個音樂廳歌手專職成為了一個電影明星。

1951年8月27日，影片正式開機。原計劃影片將拍攝九個禮拜。誰想，大量的問題，接踵而至。最要命的是，那一年法國南部的雨季綿長而洶湧。大雨造成了車輛的停滯，就連起重機也翻倒了，很多設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毀。克魯佐扭傷的腳踝，他的妻子Véra Clouzot也病倒了。到了11月，影片僅僅完成了一半的拍攝。隨著冬天的臨近，日短夜長，劇組索性停工了6個月。直到1952年夏天，劇組才完成了另一半影片的拍攝。結果，整部影片拍攝下來超過預算五千萬法郎。

由於克魯佐將影片中的石油公司SOC(Southern Oil Company，影射Standard Oil Company)，塑造成了一個負面的形象。長久以來，人們早就將這部影片貼上了「反美國主義」anti-Americanism的標籤。所以，當該片在美國發行的時候，好幾個詆毀美國人形象的鏡頭都被剪去了。可是，美國人給出的藉口卻是，影片太長(該片的導演剪輯版為148分鐘，法國版為156分鐘，美國版為131分鐘)，需要重新剪輯。拋棄掉所謂的政治元素，克魯佐認為，「《恐怖的報酬》完全是一部講述勇氣的史詩電影。他們的行為叫人們相信，即使是所謂的社會渣滓，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價值。」反英雄主義的是，等待四個流浪漢的並不是他們的愛人也不是財富，而是死亡。只有死亡，沒有英雄。關於影片的這一敘事策略，克魯佐早就通過人物的對話，注腳了出來。Luigi對Mario說道：「你看，他就好像行屍走肉。」Mario反問他：「你認為，我們不是？」M. Jo更是在臨死前說道：「我的身體聞起來就像屍體。」

除此之外，《恐怖的報酬》還引申有一個厭女症的話題。出現在劇中的Linda(克魯佐的妻子Véra扮演了這個角色)總是受到各種男人對其精神和肉體的雙重侮辱。她，跪在地板上，抓著骯髒的抹布，翹著屁股，永無盡頭一般地擦拭著地板。對於她來說，受男人淩辱是司空見慣的。Mario的出現好像帶給了她一絲希望，但她卻又隸屬於酒店老闆。

反美國主義也好，厭女症也罷，筆者認為，《恐怖的報酬》是部十足的「標籤電影/符號電影」。渾身上下都被石油浸泡的M. Jo就是又一個鮮明的例子，陷落、骯髒、無力、死亡，好像那不斷洩漏的石油，翻湧而出。

葬身穀底，萬劫不復

影片開場，克魯佐就特寫了幾個孩子正在玩弄蟑螂的鏡頭。這一敘事策略，強烈地暗示了劇中四個流浪漢的命運。他們被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操控著(資本主義或者個人欲望)，他們的困獸之鬥註定是悲劇收場的。這個畫面不禁叫人想起路易士‧布紐爾(Luis Buñuel)的《黃金時代》Âge d’or, L'(1930)，以及後來《日落黃沙》The Wild Bunch(1969)裡出現的被螞蟻圍困的蠍子。

作為克魯佐的第六部電影，《恐怖的報酬》就好像《惡魔》Diabolique的一次預演。影評人Danny Peary指出，「《恐怖的報酬》不禁叫人想起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的《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1948)，兩部影片同樣描述了那些身無分文的流浪漢，為了致富，鋌而走險。影片的質感是骯髒而絕望的。」筆者認為，勇氣與怯懦，資本與生產力，構建了整部影片的DNA構成。所有的人物都是符號化的，Mario的激進與M. Jo的保守，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影片開場便一如《碧血金沙》，交代了幾個失業男是如何去謀求一份工作的。不同的是，休斯頓用他的開場，創建角色，建立某種詼諧幽默的氣氛。克魯佐的開場是慵懶的，是閒散的，是為了創造一種百無聊賴的倦態以及壓抑。

於是，兩隊人馬，猶如高空走鋼絲，上路了。影片的最後半小時，懸念迭起。一方面，Peter van Eyck飾演的Bimba利用硝酸甘油爆破了一塊阻擋道路的巨石；另一方面，Mario駕駛著他的卡車，碾壓過M. Jo，強行駛過一個因油管爆裂，蓄滿石油的大坑。後來，出於對自我行為的內疚，Mario體諒了M. Jo的軟弱，在M. Jo的彌留時刻，Mario一直試圖保持他的神志清醒。這兩個段落，佐以喬治斯‧奧利(Georges Auric)的電影配樂，以及Armand Thirard的攝影(高反差的光線與陰影構成)，成為了影史經典。筆者認為，這兩個段落之前的那段「倒車戲」亦立竿見影地突出了影片的主題——邊緣人物對於自我存在價值的拼死一搏。

相比較三個漸次高潮——髮夾彎、破石、堰塞油塘——的段落構成，筆者更為欣賞影片的小尾巴。Mario的情人Linda得知，Mario安然無恙，即將在2個小時之後，回到村子。一瞬間，似乎所有的悲傷都煙消雲散。另三位死者的遭遇，好像那陣吹散煙草的風，不值一提。人們開始狂歡。電臺裡開始播放理查•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藍色多瑙河圓舞曲(Blue Danube Waltz)。這裡，Clouzot利用裝置的對應：車載廣播對應酒吧廣播，利用音橋，勾連Mario的回家之路與村民的狂歡。同時、不同地，他們都在同一首舞曲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心情。Mario在盤山公路上，將車開出S型。他的情人則跳舞跳到暈眩。隨著遠焦鏡頭的逐漸疊加/放大/傾斜，坐在位子上的觀眾也好像體會到了一種暈眩感。終於，Mario墜崖身亡。諷刺的是，極端壓抑的恐懼並沒有殺死Mario，而是盲目的樂觀和輕佻殺死了他。葬身穀底，萬劫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