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254天
2017年8月13日星期日
片名：马耳他之鹰 The Maltese Falcon (1941)，约翰·休斯顿
南京，家
这个星期我一直在翻看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历史、批判与风格》（徐展雄译，广西师大出版社）。书中有个故事让我觉得饶有趣味：
1993年的某一天，艾美奖得主、电影人阿拉·切克马彦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跳蚤市场，在那里看到了一座和“马耳他之鹰”一模一样的小雕像。他确信这是1941年的名作在拍片时使用过的两个道具之一。于是切克马彦花了8块钱买下来，然后委托佳士得拍卖行去拍卖。佳士得估价5万美元。还没有等到拍卖，一位收藏者就说他曾在一个书商那里花45块钱也买过一个。切克马彦只好作罢。
只要看过《马耳他之鹰》的观众都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反讽。因为电影里的名为“马耳他之鹰”的黑色小雕像本身就是一个赝品。传说这樽沉重的雕像由黄金铸成，反派们通过追踪、阴谋和凶杀，打开得手的宝物之后才发现它是铅造的。亨弗莱·鲍嘉扮演的私人侦探萨姆·斯佩德讽刺说这是用人类“梦想的原料”所浇铸的。
《马耳他之鹰》是约翰·休斯顿改编自“硬汉派”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的原著。如果熟悉休斯顿的话，他确实非常关注人对财富和权势追逐而最终一败涂地的主题。我在看西部片单元时，曾经写到休斯顿和鲍嘉再度合作的《碧血金沙》（Day107），人对金子的贪婪、金子对人的腐蚀已经到了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步。《马耳他之鹰》则尽量用一种谐谑、轻快的语调。而且黑帮团伙成员被刻画成彬彬有礼、愚蠢、女性化的喜感角色。
真正让人震撼的并非故事情节的扑朔迷离，而是故事背景的阴郁压抑。在这个故事里唯一“幸存”下来的是亨弗莱·鲍嘉扮演的侦探斯佩德。他能又一次活下来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具有“高度克制的冷漠”——也就是我们说的“酷”。这种“酷”，也伴随着挥之不去的痛苦。如果你仔细看，他说话的样子就像强忍着自己的胃疼。
有人说黑色电影里私家侦探，就像西部片里的神枪手一样，是文明社会的调停者，只要有人付“少少的几块钱”（每天25美元外加开支），“他就乐意做沟通文明和犯罪的桥梁”。但是，侦探事务所和西部荒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分别是封闭的和开放的；垂直线和地平线（《好莱坞类型电影》，托马斯·沙兹）。黑色电影和西部片两位标志性人物——亨弗莱·鲍嘉有着死亡前奏一样的阴沉，而约翰·韦恩则烙印着乐观的理想主义。
时代不同，道德感也已然不同。亨弗莱·鲍嘉并不象征着遥远而美好的未来，只有神秘而痛苦的过去。如果我们愿意从《关山飞渡》看到《神枪手》（The Shootist ，1976，唐·希格尔拍摄的约翰·韦恩最后一部西部片，由韦恩曾经的搭档詹姆斯·斯图尔特和鲍嘉的遗孀劳伦·白考尔助阵），我们就能看到约翰·韦恩从年轻到衰老，直至死去。但是看亨弗莱·鲍嘉呢，是从一种坏（杀人和被杀的恶棍）到另一种坏（孤独和自私的英雄）的过程，好像总是一副将死未死的样子。他让我们想到生命的短暂和无意义。
《马耳他之鹰》虽然没有更多“表现主义”特征的视觉风格，但它定下了黑色电影的基调：混乱的道德观、愤世嫉俗的主题、以性为武器的女性、无情的男主人公、黑夜里的街道、低于眼睛视线的视角。在电影上映5年之后，法国人发明了“黑色电影”（FILM NOIR）一词。人们普遍把它视为第一部黑色电影。
我个人并不是喜欢所有的黑色电影，有一部分显得过于粗糙阴冷，但好的那部分值得我一看再看。它让人回首浸没在阴影里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了未来永恒的虚无。人生“除了麻烦和欲望，一无所有”——这是达希尔·哈米特的话。
当亨弗莱·鲍嘉要将心爱的女人交给警察时，女人说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你爱我”。但是鲍嘉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许下个月我就不爱你了……然后我会觉得被你耍了。”最后他又说，“送走你之后，也许我会度过一些糟糕的夜晚，但都会过去的。”
《马耳他之鹰》最后这场戏百看不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感，鲍嘉需要尊重法律、以及职业道德（那个女人杀了他不喜欢的搭档，但毕竟那是他的搭档），他更需要一个人活下去，胜过浪漫虚假的爱情。这也许是好莱坞最危险、也最诚实的时代。
第36周 比夜更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