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257天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片名：一九零零 Novecento (1976)，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南京，家
凡是立意宏大的历史片，大都想要找到某个著名的日子作为戏剧的起点或终点。昨天所看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的最后一镜，是林登夫人给巴里所签的汇票，我们的视线被引向落款日期：1789年12月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日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贝托鲁奇的《一九零零》则以1945年4月25日意大利解放日为开场，然后回溯到半个世纪之前。日子的重大，使得史诗片变得更具仪式感和象征性。
我分别在夜晚和清晨，看完了《一九零零》的上、下两部，总共将近5个半小时（我自己是第一次看完全片）。上半部尤为生动精彩：乡村里的童年时光、年轻人在林中的舞会、浪漫不羁的爱情、农民的劳作和抗争，充满了令人难忘的场景。在贝托鲁奇御用的摄影大师维多利奥·斯托拉罗的掌镜下，影片变成迷人、华美、流动的画卷——想让大师的镜头停下来真心不容易。贝托鲁奇有时会牺牲戏剧性，在人物塑造和剧情连贯上留下瑕疵，但他的野心和激情仍然足以吸引人。
到了下半部，时局变化，法西斯上台。影片的基调变得痛苦、黑暗、残暴，并且有些简单的意识形态说教。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关系的讨论都略显幼稚（真正动人的还是画面：农场主们打猎与警察镇压农民抗议的场景并举）。学者彼得·邦达内拉甚至说影片的最后一幕（农民公审地主）的场景，让人联想起红色中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许正是如此，对贝托鲁奇充满好感的中国政府，将故宫首次开放给西方人，允许贝托鲁奇在十年后进入拍摄《末代皇帝》。但是意大利左派并不满贝托鲁奇的“意识形态不清、自恋和自满”。
《一九零零》当然还是好看的，因为贝托鲁奇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之后，就力图要拍摄这样一部伟大的通俗电影。投资部分来自好莱坞，使用了庞大的明星阵容：杰拉尔·德帕迪约和罗伯特·德·尼罗分别扮演农民的儿子和农场主之子。史诗剧经典的双主人公模式，也使得故事得以纵横开阖。多米尼克·桑达（Dominique Sanda）也留下了至美的影像——她扮演一位内心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女文青。法西斯大反派则是唐纳德·萨瑟兰扮演，形象到位得吓人，但角色稍嫌过火。
倘若看完5个半小时的《一九零零》，对意大利历史为背景的影片更感兴趣，我推荐接下去看长达6小时的电视电影《灿烂人生》（The Best of Youth，2003）。《一九零零》讲了同日出生、却属于不同阶级的两个朋友的故事；《灿烂人生》则讲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兄弟的故事，正好分别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意大利历史。
当然从《一九零零》出发，更可以看的是维斯康蒂的《豹》，它描写的是1860年当时代巨变来临，贵族们的命运——贝托鲁奇的原意是要抗衡这部影片。当然还可以看的是《木屐树》，埃曼诺·奥尔米在1978年拍摄的质朴而感人的作品，奥米花了整整三个小时去细致入微地展现19世纪末意大利北方的佃农生活（参见Day 204《银幕化为田野，日常成了诗歌》）。我个人更喜欢上述两部电影，同时感觉它们也有助于去理解《一九零零》的历史背景。
今天午餐的时候，我还读了两篇德里克·贾曼去世前的日记。有一段很触动我：
“现在我只会出于友情与怀旧而去电影院。我无法观看任何与作者生活无关的东西、表演、运镜，所有的元素，没有了自传色彩的元素，它们都只能给我带来很有限的乐趣。”
反观《一九零零》，最吸引人的精彩之处，都是和贝托鲁奇自己有关的——作为中产阶级艺术家，他试图让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产生某种关联，于是拍摄了大量与性有关的场景，但看起来并不算成功。在整部影片中德·尼罗扮演的那个农场主之子阿尔弗雷多最为亲切、可信，就像贝托鲁奇本人的自我投射，矛盾而迟疑。最后一幕：阿尔弗雷多在衰老之后躺在铁轨上的人间诀别的，从中可见贝托鲁奇的野心与激情化作宿命式的悲哀。历史进程、意识形态、电影技巧，这些都不如创作者的心事流露好看。
贝托鲁奇在电影里的自传性，更直接的来自取景。他本人就出生在那个意大利北部农庄附近。长达5个半小时的电影结束，我回想起电影里的场景，一场午后树林里的青年舞会立即浮上心头，小河潺潺、光影就像梦一样、陶笛声悠扬，摄影机散步一样穿行。贝托鲁奇看起来如此怀恋这样的画面，又觉得这是建立在人和人不平等之上的短暂美景，根本经受不起历史车轮的碾压。不管怎样，看到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能在胶片上变成了真实、美妙，这时还是赞叹贝托鲁奇的。
第38周“艺术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