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315天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片名：少年 (1969)，大岛渚
箱根，旅店
陪着家人从京都乘新干线前往东京，中途在箱根停留了一晚。大岛渚的《少年》是在箱根的夜晚观看的。这个片子让人心情决不能平静，就像是随着片中的小主人公四处痛苦地流浪。
《少年》是根据一则日本社会新闻改编：一对夫妇指使自己的孩子在路边故意撞车然后讹诈治疗费。发生的时期是19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腾飞之前。以我们现在国内新闻的说法，这一家人是以“碰瓷”为生的。父亲是一个犯有前科且极为自私的男人，被指使的少年大约十岁，母亲是继母带着她亲生的幼儿。
讹诈的犯罪手法，注定这一家人无法在一个地方久居，于是四处漂泊，以父亲的说法像是作战，以观众的看法就像是旅行，从南部四国一直到了北海道。大岛渚以这则社会新闻入手，暗喻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日本国旗在电影中随处可见。父亲教训儿子时的说法口吻，也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诸如：“我们要发起战争了，身上的、心上的武器都要用上”，或者“用心工作，听到了没有，不然就这样死去。”
《电影手册》手册的一位影评人以欧洲的视角来看待少年：“圆圆的脸庞，身着学校制服，头戴黄色鸭舌帽……看起来像是小津安二郎的《早安》再次上映。”但是传统的、平和的家庭已经不见了。孩子不再是吵着要买电视的孩子，而是“转变为一名小小的神风敢死队”，只是战场不再是太平洋，而是日本的街道上（彼时街道显得空旷、车辆也不多）。对我来说，“少年”的面孔和形象倒有一种熟悉感，大概是我在1960年代的日本摄影集中常见到。
尽管大岛渚在我看来一直再拍“抗议电影”，并且他的残酷主题在《少年》当中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大岛渚的电影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仍然震撼人心，并不完全依赖这个故事惊世骇俗——父母将自己的孩子推到车轮底下来生存下去，还有书写了家庭人伦关系构成的丰富面向。
拍摄《少年》时，大岛渚资金匮乏，只有1000万日元的预算。导演的演员妻子小山明子不仅担当女主角（继母），又要当小演员的台词老师。小山在接受采访时说，片子拍到一半就没钱了，制片人就瞒着大岛渚去给我接了两家酒的广告。这种片子拍到一半，妻子跑去拍广告，拿钱回来给剧组运转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这部低预算的电影，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力量，极为纯粹。随着剧情的深入、跟着景物不停的变化，色彩也开始转换，逐渐变成凌厉、直接的单色。电影学者四方田犬彦提醒我们说，作为电影史上的巨匠，大岛渚是罕见的极难辨认风格的导演。他在拍摄时，分镜有时极为随意和即兴，但总是能呈现令人震撼的效果。
当电影中的少年被沦为家庭生存的工具，却主动隐忍父亲和继母对自己的不公平。他在讹诈的“工作中”所受痛苦完全出于表演，但内心的痛苦确实完全真实的。但是令人电影让人感动的是，少年、这个十岁的孩子，在努力地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当父母争吵时，去安慰自己的弟弟，甚至试图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种爱。
在北海道，因为父母在积雪的街上争执，一辆车为躲避无人看管的幼儿、撞上大树，驾车的少女睁着眼睛死去了。这个景象让少年深受刺激，在影片最后流下眼泪。在那个时刻，我们感受到一种成长的痛苦。这种痛苦似乎超越对国家的隐喻、社会性的批判，而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在《少年》那里好像看见了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省，深刻的忏悔让沦为工具的孩子变成真正的人。很难相信，纯粹持有旁观和俯视的姿态的创作者，能拍出这样的杰作。只有与堕落的灵魂同行，才能剥开情感表层的权力关系、虚假的表演性，而发现藏在最深处、最微弱、却最动人的东西。
大岛渚说自己经常引用一句格言：“就像深渊里的鱼，我们只能自己发光。”看完《少年》，再读这句话，像是一种启迪。
第45周 每个时代的日本电影
10月9日（周一）《花火》（1997）北野武
10月10日（周二）《鳗鱼》（1997）今村昌平
10月11日（周三）《蒲公英》（1985）伊丹十三
10月12日（周四）《三里塚边田部落》（1973）小川绅介
10月13日（周五）《少年》（1969）大岛渚
10月14日（周六）《女人步上楼梯时》 (1960)成濑巳喜男
10月15日（周日）《东京物语》（1953）小津安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