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吉斯切内克（Matti Geschonneck）比我想象的还要健谈，往往是我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总是能够就电影和个人经历聊上一会。应该是这部电影有他自己太多相似经历的缘故吧。《光芒渐逝的年代》（In Times of Fading Light）是根据德国作家恩根·荣格（Eugen Ruge）的同名半自传体畅销小说改变的，作家的父亲沃尔夫冈·荣格（Wolfgang Ruge）和电影中的角色库特（Kurt）一样，也是东德著名的历史学家，更是当时体制内忠诚信仰的坚定维护者。不过，荣格自己是在1984年的时候（东西德合并之前）来到西德。小说原著作家的这段经历在访谈中被导演马蒂提起多次，“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党的老干部，他也曾经在集中营关了六年。他很长寿，去世的时候已经102岁高龄。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依旧坚定得秉持着社会主义理念。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和父亲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事实上，马蒂比荣格更早，也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当时的西德。这些类似的经历和相同的家庭背景，都促使导演将其改编成电影。“尽管我是在1978年就来到了西德，但我并不是有些人期待的就此开始一心批判之前的体制，我也不希望电影《光芒渐逝的年代》被人看作是对那个体制的一种清算。这不是我想要的。”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政治题材电影，这点我不否认。《光芒渐逝的年代》是在陈述一段历史，它尝试着进入了德国历史那段难以言说的一个阶段。我是通过功勋老干部威廉的女婿、历史学家库特作为目击者，通过他贯穿起了这个家庭的变迁，然后通过祖孙四代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经历来反映当时人们精神状态和情感的复杂性。因为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只有重新回顾历史，我们才能更容易理解当下。”
在东西德合并之后，处于前体制内前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和生活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一般很少被提起，包括作家荣格和导演马蒂的家庭都是如此。“所以电影表现的家庭生活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家庭，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相对而言复杂性更强，所以我不想只是简单的用漫画式的人物表达来实现。《光芒渐逝的年代》并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情节，它更像是一幅社会风俗画；它不是由情节来推动的，而是通过翻开画幅的方式来展现人物以及社会变迁。”
“看到小说时，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同时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小说中人物夏洛特（威廉的妻子），她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跟随革命者威廉奋斗一生，最后来到了东德，但是在之后的岁月里，她的寂寞，特别是我能感受到她最后去世时的寂寞，也许她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的。所以，除了感动和温暖之外，感伤是我这部电影里最重要的基调。与此同时，我又不希望这种感伤是一种完全负面的情绪，它还是存在着肯定人生的积极意义。”
除了马蒂强调的落寞的“感伤”， 我提到了自己在观影中感受到的几段略带喜剧色彩的桥段。马蒂很开心得说这就是他希望实现的效果。虽然他觉得观众有时候联想“太多”。他说观众会发现很多连电影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观众把自己生命中的部分经历带入到了电影中。这是我期待的，观众们进入了电影，然后有他自己的感悟。”
“东方佛教的禅宗中就有提及过，佛祖坐在河边，看着河水流淌，河水就是生命本身，它兼容并蓄，有悲伤也有快乐。我的电影其实也是如此，感伤是最主要的基调，但是却也充满了希望。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在决定拍摄这部电影三年前，我先发现了能够将这种复杂情绪充分表达的音乐，那就是俄罗斯作曲家Aram Khachaturian的Masquerade华尔兹舞曲，我把它放到了电影葬礼之后的尾声。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绝妙音乐，它本身就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诞生的。那是1941年德国侵略前苏联，莫斯科围城战的前夕。原本举行的音乐会也被迫中断。我非常喜欢这段音乐，你在音乐中就能感受到悲伤和欢乐是并存的。我一直期待这样的音乐，竟然让我实现了。”
在原著小说中，荣格按照时间线索把四代人分阶段（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叙述，同时用1989年10月1日这个生日庆典作为人物和情节的聚合点。“小说可以这样描写，但是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就需要做一些设计。所以我直接就浓缩成了10月1日威廉生日那一天来表现。”
虽然电影描写的发生在家庭聚会的一天里的生活场景，但是人物的复杂性依旧可以通过所有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表现出来。特别是家族的第二代、历史学家库特更具有代表性。他的母亲夏洛特抛夫弃子改嫁给了老共产党员威廉，之后跟随着他来到了东德；当时踌躇满志希望反对纳粹的他和兄弟一起登上了一辆开往错误方向的火车，结果在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一关就关了十年；对生活强烈不满靠酗酒麻醉自己的妻子伊莲娜；以及曾被自己和威廉寄予厚望现在却放弃家庭学业逃亡西德的儿子萨沙（小说作家荣格原型）；当然，还有一个温柔的情人，以及和儿媳妇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当马蒂重新强调了电影中人物复杂性的时候，我也就势提及了我的疑问。
“其实在当时的东德，拥有情人并不是一件道德败坏的象征，这或许是很多观众很难想象的。另外，就像我之前提及的，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并不是我原创的，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小说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很多人物都有着真实的生活原型。比如你可以把小说作家荣格就看成是电影中的萨沙，尽管他在电影中基本缺席。但是他又始终存在，而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荣格的父亲就像电影中库特的生活经历一样，在前苏联的古瓦格集中营被关了十年。”
始终缺席的萨沙的重要性，在生日宴席上尤为突出。当威廉的妻子、萨沙的奶奶夏洛特一直强调着“只有萨沙才能装好这张餐桌”时，老威廉就是不信邪，在邻居的帮助下他装好了桌子。但是没过多久，家族的第四代、萨沙的儿子马库斯在试图靠在桌边拿食物时，桌子塌了。这个场景被很多观众都认为是一个隐喻。“这应该是作家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我觉得确实存在这种理解。虽然我自己在拍摄电影中并没有考虑过这个场景背后的隐喻，但是第三代人去了西德，第四代人最终成了压倒这个桌子（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确实存在这种联系。”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还有人提到了夏洛特床边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也是一个隐喻。夏洛特为何会读《安娜·卡列尼娜》？是不是因为她原本是一位资产阶级女性，后来爱上了革命者；而现在却在慢慢毒死他。她看这本小说，也是因为这本小说本身就是一部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小说？其实，我们在拍摄电影三个月前决定的还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我并没有观众所解读的这种深意，只是给电影中的人设一本符合实际需要的场景道具。观众们的过分解读有时候并不见得是创作者们的那时那刻的真实想法。”
另外有一点观众们可能相对注意较少的就是，导演其实在电影中特别希望表现出当时政治时势下苏联当时对于前东德整个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重新回顾下电影，确实在很多场景设计和人物对话中 。
时势变迁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在《光芒渐逝的年代》中以一种感伤的情绪渗透其中，但是马蒂还是强调了这种感伤也是他个人最真实的一种体会。同时它不存在简单的单一意义指向，不是简单的是还是不是，对还是错。清晰得表达这种感伤是他拍摄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但与此同时，他认为这部电影更适合用“悲喜剧”来称呼它。马蒂指出，在描写相似时代背景的电影中，《再见，列宁》是一部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和它相比，《光芒渐逝的年代》相对来说更让观众扎心。“我并不是通过这部电影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但是伤痛和爱情一直存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构成电影非常重要的主体。我们可以怀念过去的爱情，但是不意味着就是怀念过去的时代。”其实，就笔者看来，《光芒渐逝的年代》比《再见，列宁》更勇敢一些，毕竟，导演没有尝试去掩饰，而是通过勇敢的直面时代的剧变。萨沙去了东德 ，在这个微妙特殊的时期，剩下的所有人都需要面对和思考。
“电影展现的故事是东西德确定合并前一个月时间，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当时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什么，可是故事里的人物是不知道的。所以作为导演，我需要非常谨慎得把握好这个尺度，把当时人物对于略显迹象但又带有强烈不确定性的未知未来的微妙感觉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