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赵涛在戛纳电影节
人们常说有两个戛纳电影节，一个在红毯上，一个是在房间里。
一大早，我去卡尔顿酒店找英国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开会。忙碌的戛纳电影节，早餐时间是最佳的见面时段。只有刚进入行业的公司会在海滩搞派对。大部分事情是在房间里聊天时敲定的：一部两年后推出的电影，或者一次震动业内的并购，又或者一个导演致以另一个导演敬意。
敲开门，杰瑞米似乎刚刚起床，他睡眼惺忪地卷着香烟。我问他今年戛纳电影节怎么样，他说：“你知道，没有电影参赛参展，来这边会非常空虚。”我跟杰瑞米·托马斯是在2013年的戛纳电影节认识的，那一年，作为贝托鲁奇导演长期的合作者、《末代皇帝》的制作人，他陪贝托鲁奇来到戛纳。
我们在电影宫旁边的一顶帐篷里见面，他手里拿着餐盘，一边跟轮椅上的贝托鲁奇聊天，一边吃着东西，他吊儿郎当完全是美国做派。认识他后才知道他是地道的英国人。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电影只有一个叫《无用》的我们没有看过。
我不太喜欢和别人讨论自己的电影，不知为什么这样会让我害羞。我们如此相识，并决定一起合作《双雄会》。
杰瑞米·托马斯除了跟贝托鲁奇合作之外，为人所知的是他跟大岛渚导演的友谊。他制作了包括《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到《御法度》在内的大岛渚作品。大岛渚去世之后，杰瑞米·托马斯的制作也暂时离开了亚洲。
我们一起做《双雄会》，故事发生在香港，是一个关于1949年的间谍片。杰瑞米·托马斯听到这个计划非常兴奋，他说：49年的香港故事，中国、英国联合拍摄是最合适的制作组合。
他突然忧伤起来：“大岛渚去世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返回亚洲，我一直在欧美游荡，但我一直觉得我的前世是一个亚洲人。”2014年，我跟他一起在戛纳经典回顾单元介绍了大岛渚导演的《青春残酷物语》，从影院出来他望着我，算是叮嘱，也算是表白说：“保持联系，我们一定要合作。”
现在又过了一年，他返回亚洲的心情似乎更加迫切起来，在卡尔顿的房间里一直追问我什么时候能交给他剧本，要不要先汇些钱到我的公司。我们谈故事、预算、制作周期，之后便是沉默。
杰瑞米突然从桌上拿起一把zippo打火机，他说；“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我接过来打火机，上面刻着美国喜剧泰斗杰瑞·刘易斯的一句话；“人们憎恨我，因为我是多面的人，一个天才，一个富有的、世界著名的天才。”
我看着打火机上面的字笑了，杰瑞米说：“这把火机传承给你吧，当你去做更多事情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多面人。我们因为电影拥有一点点财富后，便会面临憎恨。”他的电影生涯一定也伴随着大众的误解，望着窗外的繁花似锦，他喃喃自语道：戛纳！
戛纳在外人看来确实是一个名利场、一个高速运转的造星机器。但对导演来说却是没完没了的工作，采访时重复100遍的问题和重复100遍的回答。我们在这里变成人肉复读机。
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此地？
今年我来戛纳是担任世界电影工厂青年导演工作坊的导师工作。法国外交部对外文化教育局每年从发展中国家挑选十位年轻导演，带着他们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长片计划来到戛纳，接受培训。出发前我读了这十个剧本，在这十个剧本、十个年轻导演的目光中，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着的贫穷，仍然让他们忧心忡忡。传统对自我的束缚、自我放逐的内驱力让我印象深刻。
布满游艇的戛纳似乎离他们剧本中的世界非常遥远，和他们讨论剧本让我一次次越过繁华，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面貌。
课程结束的那一天，来自阿塞拜疆的导演搂着我的肩膀说：“你一定要来阿塞拜疆。”我说我去过阿塞拜疆，从亚美尼亚到格鲁吉亚，再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他说；“我还以为没有人关注我们的生活！”我说：“把电影拍出来，把你看到的世界告诉别人，这就是我们来戛纳的理由。”
他站在海边，犹如站在高加索地区一望无际的群山上，他的思绪一定回到了他的故乡。远处电影宫灯火通明，某个剧组正在接受戛纳的礼遇，完成影片首映的仪式。
戛纳最感人的仪式是在卢米埃尔大厅结束放映后，那一束从黑暗中投射而来，打在主创身上的灯光。记得几年前，当时的法国使馆影视专员毕东对我说：“对制片人来说，为了戛纳电影节首映后，那一束洒在主创身上的光，我可以去死。”他是越南导演陈英雄的制片人，他说：“那是对电影工作者的注目和尊敬。”
就像是黑暗中的长跑者，创作过程孤独而漫长。所以在创办全球短片首映平台“柯首映”的时候，我想到了那句slogan：一束目光，照亮电影天才。
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关注的目光，就可以像是那束闪耀在卢米埃尔大厅的灯光，去鼓励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创作者。两年前我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在评审会议上我说：我不是评论家，我不愿意评论这些电影的缺点，我更愿意比较这些电影的优点。
我们为什么要来戛纳呢？在这个电影为上的地方，借一位法国作家所言：
我愿意在一个尊敬电影的地方失败，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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