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光是邪恶，上帝与众神皆为虚无

教我电影的老师，陈映先生曾提到过贝拉·塔尔，她说她在比利时学导演的时候，班上有一个比利时哥们特别喜欢这位导演，自己创作的风格也模仿他，坚持用粗粝的黑白胶片，坚持拍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热衷于长镜头，并且绝不玩弄跌宕起伏的故事，只拍最简单的东西。

毕业以后，那哥们果真跑到匈牙利去找贝拉·塔尔，要跟着他拍片。哪想塔尔却说自己已经不拍电影了，“我现在钓鱼，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钓鱼。”

2011年贝拉·塔尔拍完《都灵之马》后，便放下了摄影机。他说对他而言，这是一部最纯粹的电影，“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当你看完电影，你变强大了还是变软弱了？”

关于贝拉·塔尔有两句话经常被提起，一句是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在《时间的工作》里写道的：“如果你不愿意花7个小时看贝拉·塔尔的电影，看他电影里连绵的雨水落在匈牙利的平原上，你就没有时间来领悟艺术的幸福。”

朗西埃指的是贝拉·塔尔拍于1994年的《撒旦探戈》，对于这部全长7个半小时的影片，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在我有生之年，每年能看一次《撒旦探戈》，是一种幸福。”

当他们都使用了 “幸福” 这个字眼来形容贝拉·塔尔的作品时，许多人却提出了质疑：“可是你的电影并不是表现生活是一件好事呀？” 贝拉·塔尔被很多人称作悲观主义者，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展现生活的 “黑暗面”，挑剔着社会的问题，用影像传达着愤怒和悲伤，这样的电影会让人 “幸福” 吗？

对于这个质疑，2016年贝拉·塔尔带着他封镜之作《都灵之马》来到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反把问题抛回给了观众：“许多人说我过于悲观，然而我想问的是，作为观众，当你看完电影的时候，你变强大了还是变软弱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不得他这个问题的要领，直到最近重看这部影片，并留意到这个镜头以后，才稍稍能够理解导演的用意——

荒原上的一间小石屋，简陋，几乎原始的生活环境，一对沉默不语的父女，过着贫乏、重复的日子。这是影片的第三个镜头，整个镜头长达6分钟，展示了父亲驾马车归来后，女儿给他换衣服，收拾什物，然后用炉火煮土豆等等繁琐的日常动作…… 做完这些之后，她坐到灶台边的窗前，久久地望向窗外。

在无休无止的呼啸声中，小屋的窗外是一片荒凉的平原，平原之上狂风大作，没有人烟，远处的小丘上，一棵枯萎的大树直立在这漫天黄沙和恶意的咆哮之中——沉默的对视，面对着这无聊的荒野、人类的绝境，镜头里的这位女性不躲不避，仿佛用生命在抵抗时间的侵蚀。

贝拉·塔尔从16岁开始拍电影，最早他拍摄了一个吉普赛工人 “一无所有” 的生活，以一种愤怒的口吻试图与社会主义匈牙利的社会问题作斗争，使得他被列进当局的黑名单里。从最早的那部短片开始，贝拉·塔尔影像里的人物，无论身份多么低贱，生活多么贫苦，都呈现出一种人类尊严的面貌，那种尊严，是直面苦难，毫不遮掩的姿态。

这种尊严，让人即使面对惨淡的人生，也能够留有些许勇气。也许这正是他所说的能够使人“变得强大”的地方所在吧，毕竟根据罗曼·罗兰的说法，这是一种真正的、唯一的 “英雄主义”。

尼采为何抱着马痛哭？

“都灵之马” 是一个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故事，据说尼采在晚年精神崩溃之前，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1889年的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街6号的大门，也许是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拿信。离他不远处，或实际上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他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于是，马车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此刻已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有人说，尼采是因为那匹马才发了疯，也有人说是别的原因，我们同样一无所知。可是，尼采究竟为什么在那个当下，会用自己的身体挡在那个马车夫的皮鞭之下，抱着马痛哭呢？

历史上抱着马痛哭的，尼采并不是第一个，尼采在1887年生平第一次读前苏联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在他的小说《罪与罚》里，年幼的男主角拉斯科利尼科夫曾目睹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不断鞭打不胜重负的瘦马。当路人见到如此情形时，有几个人也拿起了鞭子，也开始抽向那匹马，并高呼着，吹着口哨，嘿嘿笑着朝它的眼睛猛抽。

拉斯科利尼科夫泪流满面，大声叫着，不顾鞭子打在自己脸上，抱住那匹奄奄一息的马，可是那些抽马的人不但不停下酷刑，反倒高喊着，“杀死它！” 终于结束了那匹马的生命。

这个场景深深印入了尼采的脑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想象一幅道德上泪眼婆娑的画面，和狄德罗交谈。冬日的场景，一个老车夫，带着极其残暴的犬儒主义表情，比四周弥漫的冬天还冷酷，对着他的马撒尿。那匹马，可怜的、受虐的造物，四下张望着，充满感激，非常感激。”

……

没想到数个月后，这一切成了现实。

在《都灵之马》里，贝拉·塔尔的马以绝食来反抗人的残酷驭使，驾着马车归来之后，这对住在荒原上的父女发现他们的马开始绝食，并且再也不肯拉着马车行走，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工具，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他们被困在了旷野里——奇怪的事情就是从那开始的。

整部影片分为了6个章节，分别对应着《圣经》里上帝创造世界的6天。

第1天，父亲乘着马车归来；

第2天，来了一个买酒的客人，他说了一番话，关于城镇的毁灭，关于人类的审判，关于没有上帝也没有神，关于价值的终结——尼采的话语到来，上帝已死；

第3天来了一群吉普赛人，他们偷喝了井里的水，并送给女儿一本圣经；

第4天，井水枯竭了，父女俩收拾行李，牵着马车翻过山丘，准备离开这里。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原路返回，没有人知道在山的另一边他们遇到了什么。

第5天，屋子里的煤油灯再也点不着了，失去了光。

第6天，绝望的二人，坐在餐桌前，面前的盘子里放着发芽的土豆。

“传说神用6天创造世界，我想象一个相反的过程。” 贝拉·塔尔说，也就是说，《都灵之马》描绘的是一个世界 “毁灭” 的过程，价值的坍塌，生命意志遭到剥夺，一切都趋向贫瘠，狂妄的风席卷大地；人们试图逃离却失败了，不得不回到原地，等待死亡来临。

这一切，都是从那匹不愿成为工具，与人类抗衡，甚至试图 “取代” 人类 “崇高地位” 的马开始的。或者说，是从人类意识到自己并不具有这种地位，意识到自己与那个 “可怜的、受虐的造物” 并没有本质区别开始的……

也许，这是贝拉·塔尔对于尼采为什么抱着马痛哭，给出的一个答案吧。

灯灭了，“上帝死了”

在影片中最绝望的第5天，已经失去了水源，父女俩试图逃离却又重返故地。这一天他们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照常起床，收拾衣物，喝了点酒，然后一人吃了一个煮土豆。天黑以后，女儿拿着一根柴火，试图点亮挂在屋子中间的煤油灯。一开始灯亮了，可是火苗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完全熄灭。

“为什么你不把油加满呢？” 父亲问。

“是满的。” 女儿回答。

灯再也点不亮了，一切陷入了黑暗。

在香港电影节的时候，贝拉·塔尔突然问了观众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灯灭了，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现场观众都回答说不好，因为那是一种绝望和毁灭，那时贝拉·塔尔沉默了许久。

访谈结束后我同我的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她问了我一句：“一个点着灯的房间里，最黑的地方是哪里？”我回答说是离灯最远的地方，她说不对：“有一个词叫 ‘灯下黑’，是说离光最近，被罩子或者灯架挡住的地方所产生的阴影，才是最黑的。”

我们都有一个成见——如果没有灯，就只剩黑暗。可是按道理说，如果没有了灯，没有了光亮，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黑暗了，恰恰是灯光孕育了黑暗。

当上帝高高地照着人世，代言着某种最高价值的时候，那些黑暗的、“最低” 的东西也就随之而生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有史以来强者打着 “神” 的旗号欺压异教徒和弱者；与此同时，弱者又以道德为大本营试图对抗和限制强者。

尼采的 “超人” 并不是要站在 “神” 那边，也不是要站在怜悯 “弱者” 的那边，他独立于概念和规范——一切价值重估，上帝与众神皆为虚无，熄灭了、燃烧尽了，好与坏都是虚无。

其实《都灵之马》里那场父女翻越山丘试图逃离家园的戏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远处的山丘上立着一棵树——据导演说那棵树正是他选择在这里取景的原因—— “山上之树”，这个字眼出现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第一部的第八节，“树愈想升向高空和亮处，它的根就愈有力地追求伸向地里，伸向下面，进入黑暗，进入深处——进入罪恶。”

如果说那棵树所在的山丘是 “超人” 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界线，那么就不难解释父女俩在山丘的对面看到了什么（导演用了一个固定镜头远远凝视着父女消失在地平线上，完全没有告诉观众地平线的背面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中途折返了——彼岸的那个世界，跟这边的世界也许没有任何区别；光亮与黑暗也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罢了。

“这棵树独自屹立在这里的山坡旁，它超越了人和兽向高处生长。
……
现在它在等待，一再等待——它到底在等什么呢？它的住处离云层太近：它也许在等待一道闪电？
……
一道毁灭的闪电。”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

正如贝拉·塔尔说的，“死亡瞬间，我们不会再纠结所作所为是否有意义，我们已老去的灵魂、这个世界都不复存在。”

哪里都去不了，只剩当下，等待着毁灭的到来，也等待着自由。

或许，正因为如此，朗西埃和桑塔格才会认为贝拉塔尔的电影是令人 “幸福”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