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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拍喜剧片?”——史特吉斯作品《苏利文游记》

《苏利文游记》是喜剧电影史上一部闪烁着奇异之光的影片,它充满智慧、谐谑和怜悯之情,而且用最直接的方式探讨了喜剧片的功能。”

编剧兼导演 Preston Sturges, 摄于大概在1947年|来自网络

I.
普莱斯顿·史特吉斯(Preston Sturges)对多数影迷来说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事实上我在观看他的《淑女伊芙》(The Lady Eve)和《苏利文游记》(Sullivan’s Travels)之前,也只当他是《电影史》书本上一闪而过的曾经的好莱坞导演。但就是这两部电影让他在我的心目中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尤其是《苏利文游记》堪称是必看的喜剧经典。按照乔治·萨杜尔的话来说,这部影片是史特吉斯的“信仰的自供与宣言”。这是一部一个喜剧片导演认真阐述“我们为什么要拍喜剧片”的喜剧片,它的男主角是与史特吉斯本人相仿的“大导演苏利文”。“苏利文想拍一部关于‘写实’(悲剧)的电影,他开始流浪,遇到很多麻烦,最终他学会了如何实现‘幻想’(喜剧)。尖刻而精彩。”——互联网上这样描述这部影片。

有声电影时代的美国喜剧片,1930年代在弗兰克·卡普拉、霍华德·霍克斯、乔治·顾柯统领下达到黄金时代。在克莉斯汀·汤普森和大卫·波德维尔所著的新版电影史中,作者将1934年到1945年间的美国喜剧统称为“乖僻喜剧”(The Screwball Comedy)。到1940年代,由于二战爆发,观众对传统的描写穷人一夜暴富、灰姑娘遇到白马王子之类的“浪漫喜剧”已经缺乏热情,转而将兴趣投向有着社会批判或者颠覆型的喜剧,而且喜剧片总体正从票房大户的地位走向没落。这个时期,只有普莱斯顿·史特吉斯堪于弗兰克·卡普拉相提并论。整个1940年代,史特吉斯拍摄了十部影片,成就辉煌。如果不按照时代与类型划分,特吕弗曾将普莱斯顿·史特吉斯与弗兰克·卡普拉、恩斯特·刘别谦、莱奥·麦克雷(Leo McCarey,《鸭羹》导演)合称为“美国喜剧四重奏”,由此可见史特吉斯在喜剧电影方面的重要性。

《苏列文游记》剧照|来自网络

II.
史特吉斯在《苏利文游记》之前的作品《淑女伊芙》,依然是继承大于独创的喜剧片,借用了诸多类似刘别谦式的“两性对抗”的情节与对白(一个女骗子和富家公子的爱情),以及默片喜剧中的夸张的肢体碰撞的手法。而《苏利文游记》尽管还是有这种“扔奶油、踢屁股”式的噱头,但主旨却被很“宏大”——探讨喜剧电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部影片的结构和风格并非流行喜剧那般的简单、顺滑,而是复杂、多重。《苏利文游记》(Sullivan’s Travels)的名称和结构,模仿的是著名童话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大致分为四部分——“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飞岛游记”和“慧洇国游记”。而《苏利文游记》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不但苏利文所到之处不同,喜剧风格也有所区别。

影片的开场,大导演苏利文厌倦了他的那些商业电影,决心要拍一部社会写实片,去关注失业者、流浪汉、穷人与农夫。为了了解他们,苏利文就像悉达多王子(释迦牟尼佛陀)一样,要(暂时性的)放弃一切荣华富贵,把自己装扮成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并只带上十美分,开始他的修行,去“体验生活”。第一部分描写苏利文如何摆脱他庞大的随从团队,开始为一个乡下胖太太打工,结果第一个晚上就受到胖太太的性骚扰,只好跳窗逃走,他半夜截了一辆车,结果到达目的地后荒唐的发现自己原来回到了好莱坞。这一部分颇像一部闹剧,甚至让人想起意大利式的庸俗喜剧。

第二部分,苏利文的旅行更像是《格列佛游记》里童话式的描绘,是轻喜剧的风格。他和一个漂亮女孩用“业余的”笨拙身姿跳上了一列火车,难耐恶臭、寒冷和饥饿,只行了一夜就在一座城镇跳了下来,一打听原来他们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立即又召来随从们在左呼右拥中回到了好莱坞。第三部分,苏利文终于体验到流浪汉的生活,他和他们一起睡觉、吃饭、行走,最后在鞋子被偷走后终止了他的“伟大”的苦难生活。这一部分没有对白,以默片喜剧的方式呈现,不由令人想起卓别林来。

《苏列文游记》剧照|来自网络

III.
《苏利文游记》的转折处在于第四部分,它似乎“将喜剧变成了悲剧”。苏利文在救济穷人的时候被匪徒打晕,并被火车运到了偏远的地方,在哪里他又因各种罪名,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了六年徒刑。这一部分似乎成了典型的“监狱片”,有凶残的看守、怯懦的囚友、残酷的气候、沉重的劳作,还有犯错后被单独囚禁的黑笼,等等。但是导演史特吉斯并没有真的“将喜剧变成了悲剧”,其中的区别并不在它有一个happy ending的结局。而是它的高潮戏:作为囚犯的苏利文和他的同伴们被恩准去看一场电影,当银幕上投射出米老鼠和高飞狗的影像时,全场大笑。倘若这部电影真的是悲剧的话,作为导演的苏利文应当潸然泪下,但是他却也笑了,他问自己“我应该笑吗?”,这时候他意识到了喜剧片的意义与价值,才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拍喜剧片?”,要为谁拍、要怎样去拍。(用更流行的话讲就是“人民到底需不需要喜剧片?”)

最终,苏利文用聪明的“喜剧的方式”,回到了好莱坞。他宣布放弃他的社会写实片——“O Brother, Where Art Thou”的计划,重新开始拍摄喜剧片了!而这个“原计划”的片名在2000年被科恩兄弟用在他们的“荷马史诗”上。《苏利文游记》是一部自始自终令人兴奋的喜剧片,不仅因为它的四部分剧情让人琢磨不透,它的多重风格变化莫测,更在于它有点天真般地对喜剧片的称颂。显然史特吉斯认为“贫穷无锥之地的人们也有发笑的权力”,这一点和卡普拉的乐观喜剧已经有所不同,史特吉斯的电影里到处可见对美国民主社会的质疑,他的笑回味到最后的时候是带着苦涩的。

IV.
乔治·萨杜尔在他的《电影史》中认为《苏利文游记》是一部“具有18世纪风味的寓言影片”,但是他又认为史特吉斯并没有像卓别林那样“通过富有人情味和批判性的喜剧表现出来”,而是“故意”选择了“米老鼠”那种“没有人或社会价值的机械喜剧”,把它变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萨杜尔自有他极为深刻和高度的眼光,论点犹如手术刀一般切中这部电影最终的弊病之处。但谁也不否认《苏利文游记》是喜剧电影史上一部闪烁着奇异之光的影片,它充满智慧、谐谑和怜悯之情,而且用最直接的方式探讨了喜剧片的功能。

《苏列文游记》宣传海报|来自网络

《苏利文游记》的花边新闻集中在女演员Veronica Lake的发型上。据说当年派拉蒙不晓得这部影片到底讲什么,所以海报都以Veronica Lake为宣传重点(实际上她的戏份不能与男主角相比),宣传语也是用“Veronica Lake’s on the take”,之所以如今的DVD封套依然沿用这个让人一头雾水的海报方案,大概是Veronica Lake当年的“躲猫猫”(peekaboo)发型(弯曲着半遮住脸)实在过于风靡。(随便说一句,史特吉斯本身是一位对时尚潮流有着影响的人物,他曾发明了20世纪生活中的重要物品——不退色的唇膏)。相比Veronica Lake的追随者无数——1940年代有成百万妇女争相模仿她的发型——普莱斯顿·史特吉斯在好莱坞相对寂寞。用乔治·萨杜尔的话说,“史特吉斯一直是孤零零一个人,既没有门徒,也没有模仿者。”一直到1980年代,科恩兄弟的出现(尤其是《抚养亚利桑大》)才让人又再度想起史特吉斯,很多人、甚至科恩兄弟自己都说,他们狂热地迷恋史特吉斯的电影,并从中得到了灵感。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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