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杜琪峰又将奔赴威尼斯的关系，我答应了帮某门户撰写一篇关于杜琪峰影展之路的介绍。细细罗列资料后，才发觉杜琪峰的影展之路，原来是起源于银河映像最落魄之际。
99年是银河映像发展中最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从《十万火急》开辟票房口碑双优格局后，杜琪峰雄心勃勃走创造派路线，却想不到银河映像的作者电影在几年之内连续遭受口诛笔伐票房失利（唯《暗花》票房尚可），所以在低成本的个人电影《枪火》面世之后，银河映像何去何从便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杜琪峰在濒临绝望的时刻看清了一条路，一如《柔道龙虎榜》中司徒宝在夜晚街巷中奔跑时点燃的希望一样，杜琪峰意识到────要通过影展来推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照理说，杜琪峰电影虽然卖的是个人风格，但仍属于主流的商业电影。如此的娱乐艺术性兼备的电影，却在自己的家乡折戟沉沙，倒颇有几分讽刺意味。和杜琪峰的偶像黑泽明一样，在家乡受冷的杜氏奔赴海外探寻天地，终于被外人慧眼识珠，继而载誉而归，借着海外的肯定又重在家乡树立自己的品牌，完全就是曲线救国的胜利样本。
但说回到《枪火》出征海外一事，其实这件事中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因素（为什么不是杜琪峰的其他电影呢？）。首先是大时局的低迷气氛，电影业日薄西山的现实，加上对香港观众与影评人的失望，《枪火》的资本局限，银河映像的谷底……种种的偶然造成了必然。《枪火》在海外受到的肯定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杜琪峰后来所走的路，《枪火》之前的杜琪峰电影无论是叙事或镜头语言都是相当多变的，但《枪火》以后便使得所谓的“杜氏风格”最终成型，并延伸到每一部电影里，使其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风格家”。（除却《枪火》，杜琪峰风格最早雏形应追溯至《真心英雄》）
另外杜琪峰本人的形象也随着《枪火》在海外的受捧而渐渐改变。杜琪峰开始很注重着装（在《枪火》之前，杜琪峰的形象甚至是有些许邋遢的），跻身三大电影节之后就更加讲究出席场合的形象得体。不久前，杜琪峰更为美国经典休闲时尚品牌Gap拍摄了一辑宣传照。他现在仿佛时尚圈中人士一般，形象有型有款，即便拍戏时也常正装上身，加之原本的霸气外露，真正是一副“大佬”模样。在形象上的经营当然可以算做是杜琪峰的一种“计算”，但这种计算对他的电影而言是一件好事，对于一手提携支持他的电影节和观众而言，也是一种尊重。
杜琪峰的《枪火》首先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大方异彩，这也是有原因的。多伦多是一个商业性与艺术性兼备的电影节，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同时也是火热高效的电影卖场。走主流电影路线的杜琪峰，首先在多伦多发家，是一种必然。杜琪峰用多伦多电影节开辟了一片海外市场后，才慢慢走向三大艺术电影节，而参加电影节在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杜琪峰的创作。在电影本身上他开始探索类型片以外的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黑社会》是试验电影的文学性，《文雀》则是在尝试歌舞片的模式，而《夺命金》一样是从银河“宿命”主题中跳脱，讲回人性本身。姑且不要评价杜琪峰的这些试验是否成功，影展本身对杜琪峰确实是发挥了一个刺激与促进的作用，使之不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在电影之路上也越走越远。
更重要的一点是，影展赋予了杜琪峰强大的“自信”。当时在本土市场遇冷的杜琪峰，在国际找到了一片天。即便他在三大电影节并未真正的加官封爵，但却依旧热门走俏，每年都是电影节和海外市场的宠儿，尤其是欧洲市场。所以，他现在完全不用理会某些人的批评和指摘 ──他对自己要走的路很清楚，他对于自己的强处与软肋也很明白。这种“自信”让他悠然自得，把评论与票房都看得云淡风轻，而只关注“电影”优劣本身。
影展，可以说是杜琪峰对自己的一项经营，除却是个风格家，杜琪峰是一个不错的经营者和执行者。就好像他虽然是主流电影创作人，但电影内里却在追求艺术性一样──看似矛盾的两点，最终却结合在了一起。所以难得的并非是杜琪峰在艺术范畴内还能保持商业和计算，而是杜琪峰在妥协中，仍然保留了对电影艺术最基本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