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商业市场以营利为第一目的，国际电影节则是以文化艺术创新、交流为根本责任，是项非营利活动。世界上多数的国际电影节以政府支持、民间主办的形式运作。为此，对投身电影节事业的人，有着特殊的要求。
杜尼约克
柏林节归来后，我很快投入了影片《香魂女》的导演工作。一天，接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经理胡健的邀请参加一个特别的宴会，庆祝一位德国友人访华60次。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认识这位著名的德国制片人兼导演曼佛雷德·杜尼约克（Manfred Durniok）, 才知道他是从1972年就来到中国的电影人，不到二十年里，推荐了许多中国电影走入柏林国际电影节，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电影使者。
他听说我的新电影已经接近完成，就积极要求观看。第二天，在中影公司的小放映厅里，我给他放映了《香魂女》的对白双片。靠着翻译的简单解释，他看完电影后，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吓了我一跳的话：“祝贺你，你拍了一部Masterpiece杰作！”
他要我马上送材料报名柏林国际电影节。93年2月12日晚上，当《香魂女》第一次在柏林节的动物园宫放映后，我和主演斯琴高娃、伍宇娟走上舞台时，千余观众用超过十分钟的鼓掌与欢呼来表达他们的赞美。
走出剧场后，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等在外面的杜尼约克先生，他喜形于色地握着我的手说：“我说得没错吧！”
好的国际电影节需要有好的选片人，需要懂行的艺术掌舵者。
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有了热心的“老杜”（我们电影界对杜尼约克的尊称）开掘，才在柏林最早“走了出去”。
老杜是个专业的电影人，一生制片、导演过400余部电影，最著名的是1982年任制片人拍摄的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影片《摩菲斯特》。
经验与品味是选片人的关键，而热爱多元文化则是根本。
老杜热衷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支持与促成了中德合拍的电影《黑炮事件》（黄健新导演）、《少爷德磨难》（吴贻弓导演）；2000年，他在德国规划修建了欧洲最大的中式园林“得月园”。（编辑注：从1972年）到他不幸因病去世的2003年，三十年中他来过中国达到120次，年均4次，这创纪录的数字中饱含着对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深情厚谊！
德哈登
电影节的选片人重要，而掌舵人——主席则更为重要。
德哈登先生从1980年起担任柏林节主席，到2001年退休，长达21年。8、90年代的中国电影从那里走向世界，和他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他曾经说过：“世界一流的电影节在评奖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寻找新鲜的东西。中国电影90年代初在各大电影节的‘大丰收’，原因在于它给国际影坛带来了新的电影形态和文化表达。”
是啊，从80年开始，他坚持年年聘请中国电影参赛或展映，让世界通过电影了解隔绝多年的中国，直至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奖——金熊奖；92年5月《霸王别姬》获戛纳金棕榈奖、8月《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金狮奖、93年2月我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获柏林金熊奖，中国电影在一年内包揽三大电影节大奖的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大丰收”，都和电影节的主办人的可贵的文化艺术坚持，密不可分。
理论家戴锦华说过：“商业电影是复制再生产，艺术电影承担的是创新实验，十个艺术电影中有八个都要掉入沼泽，因为它们在走新路；一部电影走通，整个电影产业的纵深就出来了。”
商业电影的价值靠市场的票房证明，艺术电影的价值则要靠有坚持、有见地的电影节的评选来体现。
《香魂女》在柏林的获奖也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家庭伦理剧，形式、风格方面的创新不多；优点在于剧作上人物形象刻画独特、丰满，斯琴高娃的表演充满艺术魅力，她得个女演员奖有可能。
幸运的是那一届的评委主席是刚刚获过金熊奖的张艺谋。
后来他对我们说：全部参赛电影看完，我发现大家对两部中国电影都比较满意；我听说柏林节有个不成文字的规定：每届评奖里只允许一项并列，即“双簧蛋”，我就在讨论时主动提出两部中国电影并列金熊奖，获得通过。
那时候，海峡两岸的关系还十分紧张、微妙，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活动，均派了电影局局长和新闻局局长带队的代表团来助阵。“双喜临门”的结果使大家非常高兴，一起聚会庆功，从此成为了专业上的好朋友。
在香港、台湾，《香魂女》的影响远远超过《本命年》。第二年的香港电影节上，《香魂女》的放映非常受欢迎，并获得了香港影评人的“年度十佳影片奖”；95年，《香魂女》又成为第一次在台湾的“大陆电影展”的影片。
一部电影在中国的分隔多年的“两岸三地”的融合、交流的历史进程中起了作用，这与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推荐是分不开的。
纵观世界上几十个著名的国际电影节，寻找到文化艺术造诣高、热爱电影事业的主席和选片人，并保持相对长时间的稳定，是其成功的秘诀。他们把策划、举办好的电影节当作自己的人生的主要职业与责任，具有令人赞赏的献身精神和工作能力。
我把他们称为“电影节人”，令人崇敬的“电影节人”。
德间康快
几十年来，我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遇到了许多值得尊敬、值得怀念的电影节人。
日本的著名电影人德间康快先生（1921-2000）以他的“德间书店”为基础，在80年代，不仅年年在日本举办“中国电影映画祭”，还出资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张艺谋的《菊豆》、田壮壮的《蓝风筝》等重要电影。
91年起，他连续8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将电影节从两年改为一年举办一次，致力于发掘和支持亚洲电影新力量，成为那一十七亚洲最优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黄建中的《过年》、田壮壮的《蓝风筝》、严浩的《天国逆子》等都在那里为世界认识。
巴苏·戴普
90年代我曾带着《湘女萧萧》、《香魂女》多次参见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认识了另一位令人尊敬的“电影节人”阿鲁娜·巴苏戴普（Aruna Vasudev）女生。
这位50年代毕业于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印度女电影博士，将自己热爱电影的一生奉献给了电影研究、电影节策划、电影协会运作等辛劳的工作中去。
她创办的“亚洲电影促进联合会NETPAC在世界上3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设立评奖，专门表扬与支持亚洲国家的优秀电影作品与人才。
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彭韬的《血禅》等新人新作都得到过它的支持。今年十一月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将举办庆祝NETPAC成立25年的活动，应该也是对这位年逾八十的令人尊敬的电影节人一生业绩的赞扬吧。
我常常给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说，成为著名导演、演员、编剧、制片等专业人员当然不错，但是电影事业也需要有专业的、负有热诚与能力的电影节人。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我国除了官办的两三个国际电影节外，已经涌现了不少独立的、专项的、民办的国际电影节，比如南京独立影展、西宁FIRST青年影展、云之南纪录片影展等等；出现了一些热心于电影节事业，有品味、有素养，充满无私奉献精神的青年电影节人。
他们是中国未来电影节事业的希望！
写于2015年7月10日
原文刊登于2015-9-17 《南方周末》
经原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