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老照片,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照片拍摄于北京长城,从左到右是:司徒兆敦、我、印度导演贝内格尔、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郑洞天。这可能是大导演斯科塞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中国了!它拍摄于1984年4月6日,导演们是来参加一个名为“北京电影讨论会”的活动。

76年文革结束,经历过长达十年的文化毁灭与禁锢之后,在北京开始可以看到一些未公演的外国电影了,但那多是资料馆馆藏的老电影或少数过路片。而举办于84年3月31日至4月8日的这个研讨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影展。了解到大家熟知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建于199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建于1993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建于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创建于2001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建于2011年,就可以感受到那次影展(“讨论会”)的难能可贵了!

“讨论会”来了些什么外国电影和导演呢?有美国导演马丁.斯克塞斯,他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出租车司机》(1976,戛纳金棕榈奖),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他带来了他的《禉山节考》(1983,戛纳金棕榈奖)和《日本昆虫记》(1963,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印度著名导演夏姆.贝内格尔,带来他的《牛奶合作社》(1977,印度银荷花奖)与《不屈的人们》(1981,印度评论奖最佳影片),巴西的导演卡罗斯.戴格斯,带来了《再见,巴西》(1980,获戛纳节最佳导演奖),美国导演高夫瑞.雷吉奥,带来了一部用逐格摄影技术拍摄数年的独特艺术纪录片《失去平衡的世界》(1983,获圣保罗电影节等多项奖项),主创没来,但展映的影片有美国导演西米诺的《天堂岁月》(1980)、奥地利的《流浪汉》,等等。

10部获奖外国新电影,两部戛纳金棕榈; 5位正红的国际著名导演,这样耀眼的名单,今天的上海、北京国际电影节也不长见吧;而84年,还是没有录像带,更没有数字网络技术,只能靠35毫米拷贝在影院放映的传统电影院时代。 在与西方世界电影界隔绝了30多年后,组织、策划了这次空前的影展的功臣是台湾旅美电影人王正方、孙晓琳夫妇。 王正方毕业于台大电机系和美国宾州大学,却以写作和表演进入美国与香港的电影圈,在王颖的电影《陈失踪了》里扮演角色,为方育平的电影《半边人》编写了剧本。他和其夫人孙晓琳利用美国华裔的身份,邀请到以上那些电影与导演,与我们的电影家协会联合促成了这一次空前的影展。 可能是由此打开了局面吧,两年后王正方来北京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长城》(又名北京故事),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北京拍摄的美国独立电影,里面拍到了后来演唱电视剧《四世同堂》插曲的京韵大鼓大师骆玉笙的演唱,在世界引起轰动。这是后话。

我和学院导演系的“青年”教师司徒兆敦、韩小磊、郑洞天参加了“研讨会”。这在当时是个罕见的民间活动。开幕酒会在长城饭店;可能是经费有限,外宾全住在二环路上的一个招待所里;放片则选在友谊宾馆的报告厅。 这些外国导演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国,新鲜,兴奋,也有些拘谨。大导演马丁·斯克塞斯和我同年,那时42岁,在美国也是个新手;虽然他的电影获得了金棕榈大奖,可在美国电影界却并不被承认,奥斯卡奖上连提名都没有。记得在科学会堂放《出租车司机》时,他多次在黑暗中跑到最后一排座位的两边,观察放映的声光质量,跑上跑下,认真、紧张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天上午讨论交流,下午看片。记得有英语绝佳的编剧黄宗江先生主持的“电影反映社会问题”,有美国导演主持的“关于中国电影”等讨论。研讨会也放了几部中国电影,有于彦夫、张园导演的影片《十六号病房》、史蜀君导演的《女大学生宿舍》。其间,我们青年导演们陪外宾游过一次长城,初春的北京,阳光和煦,我们兴奋地和外国同行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原文刊登于2016-4-26 《南方周末》
已获原作者转载授权。

谢飞
谢飞

中国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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