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在对门唱山歌》本是作家李春平为家乡量身打造的中篇小说，因全面反映陕西南部紫阳地域的文化风貌而倍受好评，后被当地政府看中并以“命题作文”的形式改编成了电影。然而很遗憾，这个影像化后的故事并不具备电影应有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更类似于一部电视剧作品。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参赛片显得尤为不妥，电影频道的传媒大奖才属于它最好的归属。
电影与电视剧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必须要在120分钟左右的有限时间内完整讲完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在开头、中段、结尾三个部分中设置大量符合逻辑的情节点，令整部作品始终都被紧张的戏剧冲突所包围，在符合逻辑的铺垫与对抗中逐渐走向最终的结局，继而在高潮中击出最强的重音。而电视剧则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将情节切碎，并且反复描摹、娓娓道来，以最详尽的方式完成故事的叙述。《郎在对门唱山歌》总片长共120分钟，但它第一个重大的戏剧冲突点直到80分钟的时候才刚刚出现，电影叙述中最核心的转折与对抗只有这唯一且简单的一个，并且还花费了整整30分钟的长度来表现，这就不免令人好奇其他的那些篇幅都在干吗？
答案很简单，之前的那些时间都在给陕南文化打广告、做宣传。作为一部由当地政府出资的命题电影，导演这么做本无可厚非，而且也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尽了全力让这些文化广告显得自然，对于山歌的运用，剧团的设置都与人物的定位息息相关，但是这些软性的文化元素都是直接粘贴上去的，并没有深深植入到整个故事的核心之中。当女主角在转场之间从复习迎考的考生变成学成毕业的青年，这些文化展示也就立刻随之戛然而止了，并在辅佐情节推动上不再具有半点作用。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整部影片正式踏上了电视剧情感纠纷的套路。
影片中公安副局长的女儿刘小漾与家庭教师冯冈因为共同的音乐理想而坠入爱河、县委书记的儿子张学锋一直倾心于小漾，退伍归来后继续对小漾发起热烈的攻势，无奈其低情商的举动总是令人反感，最终绝望的张学锋做出了改编小漾一生的疯狂举动。偏偏这个极富转折性的举动在影片的叙述过程中是所有观众都猜得到的，而发生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又是在逻辑上有缺陷的，这就难免令影片的跌宕性大打折扣，即这些所谓的戏剧冲突都有着硬加上去的人为痕迹，压根就不是由剧情本身推动而出。如此一来，观众只能一次次在成功猜出可能会出现的情节时为角色叹息。如果说影片前半段吸引人是得益于刘小漾与冯冈的朦胧情愫以及紫阳地方文化所激发出的猎奇心理，那么后半段的这种狗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除此之外，《郎在对门唱山歌》的核心人物也相当飘忽。按理说这部电影是属于刘小漾与冯冈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可是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处于配角位置的父亲却成为了戏份最亮的角色。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体现出了内地大多数普通市民的世俗心理。刘父原本是公安局副局长，最擅长的便是对上级领导阿谀奉承，属于典型的马屁精，为了能够早日转为正局长甚至不惜劝说自己的女儿和省长儿子张学锋报考同一所学校。虽然最终刘小漾还是和冯冈走到了一起，但是刘父又继续劝说女儿放弃音乐梦，对其灌输投身公务员之类的世俗观。在他的眼中，学习音乐只是让女儿更快进入大学的捷径，让女儿与张学锋接触则是让自己步步高升的捷径，他还说过——“世俗就意味着成熟。”这正式当今中国社会普遍价值观的真实写照。而刘小漾也正是毁在了父亲的这种世俗心态下。
作为男一号的冯冈也极富飘忽性，首先，自开始交往的那一刻起就没能感受出他对刘小漾的爱有多深；其次，在他得知刘小漾“出事”后，那种愤慨中带着嫌弃的感觉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小漾的爱犹如蜻蜓点水、可有可无；最后，当他带着愤慨与自己家中那个被称为“表姐”的保姆上床被发现时，同样也没有感受到他有内疚的地方。这就让刘小漾这个女性角色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最终收容她的居然是自己一直厌恶，后来又玷污过她的张学锋，用现在的流行语来抒发感受就是“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也许看到这里你会问，“戏剧冲突不是很强烈吗？”但是这是把人物从电影中提炼出来叙述所得出的形象。要知道电影的前半段所呈现出的根本就是一种纯爱片的小清新气质，从纯爱突然转变成狗血的电视剧情感纠葛，一号男主角又始终在梦游，这就很难使电影本身具有说服力。
也许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有着很强的可读性、社会批判性与反思性，但是作为一部电影，它却显得薄弱得多。毕竟导演想要讲故事的精力基本上都被“紫阳地方文化广告”给分散了，他被迫在故事之外放声地唱歌，山歌也确实好听，但电影还是得有足够的戏剧冲突和完整的故事。当然，比起《观音山》与《最爱》（公映阉割版）的做作，《郎在对门唱山歌》的气质要自然得多，也平易近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