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共在2014年的TIDF待满10天，是停留时间最长的外宾。我们（影展以及接待人员）好像成为了他那强旺又顽固性格的游戏对手／发泄对象，彼此在精神上进行较劲和搏斗。到最后，我们累了，他也软化了，互相折磨的结果竟是彼此认同，然后成为朋友。我不禁想着，难道这就是他创作之所以强悍有力的原因吗？
文：林木材（TIDF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策展人）
2018年7月5日，我突然间收到许多朋友来讯转贴法文与英文的报导，标题上写着“《浩劫》（Shoah）法国名导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享年92岁”。
这则消息令我百感交集，回想起我在策划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时，他已届88岁高龄应邀来台担任评审的回忆。
2014年TIDF的“记录X记忆：访谈（Documemory: Interview）”单元由活动统筹吴凡策划，企图讨论记录片中“记忆”与“真实”的关系，该年以纪录片中常见的创作手法——访谈，作为切入点。片单中挑选了朗兹曼的两部作品，其一是被喻为影史最伟大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其二为续作《浩劫：未竟审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 ，2013）。
朗兹曼出生于1925年，在一个东欧移民法国的犹太家庭里长大，二次大战期间积极参与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与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为战友，并曾与西蒙波娃有过一段同居恋情。1986年起接任《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总编辑，是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从1970年开始拍摄纪录片，所有影片关注纳粹大屠杀的真相与其对后世的影响。除了曾获得法国政府颁发荣誉军团勋章、柏林国际影展的荣誉金熊奖，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种国际票选中，写入史上最伟大纪录片之列。
当时影展正在策划阶段，同事们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我们邀请朗兹曼来台吧！”我心想，这超重量级又年事已高的传奇导演，不可能来吧！但又不想直接回绝同事们的期待，我上网查看了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的照片，确定他的气色和谈话状况都不错后，硬着头皮寄送了邀请电邮。
几天之后，我收到朗兹曼的正面回覆，他非常乐意来台，办公室一阵欢呼，我则还是难以置信，接着回到现实：一位88岁的老人，要怎么忍受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TIDF真的有能力可以接待他吗？
我与他陆续通了几封信，也通了电话，确定来台行程等许多条件和细节。他因健康问题，必须乘坐商务舱，法国在台协会得知消息后马上接手联系。我们原建议他搭乘巴黎─台北的长荣直飞航班，他却坚持要搭法国航空，还因此必须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我们即告知航空公司，一定要准备好轮椅接送。
于此同时，同事们正在进行影片字幕的审译工作，面对长达566分钟的《浩劫》，是最艰巨的工作。这部巨作完成于1985年，原名Shoah是希伯来文“浩劫”的意思，朗兹曼自1974年开始拍摄，四处寻找纳粹大屠杀集中营的生还者，并采访他们。他共走访14个国家，拍下了350小时的素材，耗费11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在TIDF试片时，我又看了一次《浩劫》。在纳粹大屠杀发生的40年后，朗兹曼仿佛邀请观众，与他一起再度搭上这班死亡列车，走上一趟不停追访幸存者、证人与屠杀者的旅程。影片看似单纯，就是这样一位接着一位，一位再接着一位，透过采访，主角们讲述自己在集中营的回忆与经验，而镜头则总是锁定在脸部，伴随着一字一句的宛如证言般的访谈，是所有主角的眼神和表情。
但影片却也同时异常复杂，因为朗兹曼断然地拒绝使用资料影片，他认为犹太浩劫本身无法言说，无法解释，无法以影像再现，《浩劫》的主题是死亡而非幸存，因为死者亦无法为死者发声。他也说：“我并非记录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实，我必须创造那个事实。”
朗兹曼以受访者西蒙·斯瑞伯尼克（Simon Srebnik）拉开影片序幕，这位从波兰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犹太人搭着小船哼着歌，回到当年发生惨剧的地方，脸色一沉地说：“人们是不可能讲述这件事的，更没有人能再现这里发生过的事，绝对不可能！更何况不会有人能体会。而我自己⋯⋯我很难相信自己现在站在这里。不！我无法相信。”
做为导演，朗兹曼也透过许多安排，企图引导出“真实”。片中最被议论的一段，是理发师博巴（Abraham Bomba）的桥段，他曾在“特务单位”为即将步入毒气室的人进行最后一次理发工作，在片中，他一边理发，一边讲述着过去经验而濒临崩溃。而事实上，博巴早已不再执业，这个“理发场景”，是朗兹曼租来经过布置而成的，顾客也都是临时演员。
以朗兹曼自己的话来说，《浩劫》不是传统纪录片，而是“真实的虚构（a fiction of the real）”，他宁愿冒着在拍摄伦理与道德上的风险，去达成他理想中的历史意义与使命，如他所说：“《浩劫》的缘起完全无关于记忆，反倒是那些挥之不去却又无法追忆的部分⋯⋯在片中，那些无法追忆的才能召唤、才能标志时间。”
《浩劫》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主题与深度，还有面对人类浩劫与真相缺失时，所进行的影像辩证与思考。影片于1985年推出后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回响，许多国家的总统亲临放映指定观看，在这数十年间也不断重新播映，甚至再次上映，影响无数观众，奠定了朗兹曼的崇高地位。
这一趟“从早看到晚”的《浩劫》之旅，带观众走入历史的黑暗之心，重新创造了一个意志世界，绝对是毕生难忘的观影经验，但那更接近一种凌虐式的精神炼狱，我依然记得离开戏院后，身体涌出的那股强烈不适感，恶心想吐，那些从地狱回来的人们面容，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
距离拍摄《浩劫》时隔38年后，2013年戛纳电影节上，朗兹曼带着新片《浩劫：未竟审判》参加首映。影片运用了在《浩劫》时就拍摄的素材，包括1975年，朗兹曼在罗马访问了世上仅存的纳粹时期犹太长老穆莫史坦（Benjamin Murmelstein），但当时因还有疑虑而没有放入《浩劫》中。而朗兹曼87岁时，决心再重访此地，为纳粹迫害犹太人及“最终解决方案”留下证言，放入《浩劫：未竟审判》里。
朗兹曼说：“我不太确定这部片是否还会引起许多争议，毕竟事实已在眼前，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而非是犹太同胞迫害自家人。藉由这部片，我相信穆莫史坦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同情，也希望那些迫害者可以冷静下来，我如此期待着。”出席戛纳电影节时，他对影片侃侃而谈，其动态成为我当时决定是否邀请他来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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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在饭店大厅准备迎接朗兹曼，心情忐忑。电梯开门后，他在接待人员的搀扶下准备check in，我走上前向他介绍我就是策展人，谢谢你愿意前来。大块头的他，像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有办法对我说：“这趟飞行真的好远好久，我真的好累。”然后坐在沙发上喘气休息。
眼前的他显然非常疲劳，我们赶紧帮他提行李进入房间休息。累瘫了的朗兹曼要我们帮他整理行李、协助换衣物，这才发现，偌重的两个行李箱中，除了衣物之外，有一半是书，另一半是药。接着他进入沉沉的睡眠，我与接待则在房间安静地等待他醒来。
接下来的3天，他因时差而显得昏昏沉沉，情绪起伏也很大。我因影展已开幕无法一直待在他身边，只好请会法文的国际连络也加入接待行列。换句话说，总共有两位会法文的男生随侍在旁，照顾生活起居，但朗兹曼常提出接待无法回应和略带无理的要求，然后生气地咆啸一句：“打电话给策展人！”
想当然，他太高估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了（我们也是），忙碌的评审工作加上座谈行程，根本难以负荷，导致进度严重落后，最后只得压缩时间努力追赶。但同时他也不甘寂寞，仍想参加影展酒会等其他活动，记得当时太晚抵达酒会的他，因无法久站而坐在轮椅上，落寞地看着人群散去，我与接待陪他在五星级酒店，点了一客牛肉汉堡与红酒，然后吃了一根香蕉作为该日的句点（香蕉通常都是每日句点），才心满意足回到饭店准备休息。
其中一天，我们安排他在《浩劫：未竟审判》结束后，进行一小时延伸座谈，但朗兹曼直到座谈开始前的15分钟，仍在床上熟睡。我匆忙赶到饭店与接待进入房间将他摇醒，帮忙换装整理，安排搭车动线。
等计程车抵达地点，他的双手搭在我与接待的肩膀上、缓慢地走往影厅时，座谈早已开始了约10分钟，主持人们正以介绍影片的方式拖延时间。当我们步入戏院的那一刻，观众们响起极大的掌声，朗兹曼上台后竟神采奕奕开始畅谈，我与接待则累瘫地蹲在戏院一角，他甚至希望座谈时间可以拉长，非常享受与影迷的互动。
但就在此时，有位观众问到，《浩劫》是在讲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那他又怎么看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突然间朗兹曼脸色一变，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说这对他是一种污辱，随即马上结束座谈。朗兹曼当时的反应，让我想起欧洲有评论者批评他的作品总以犹太主义为中心，并长期接受以色列政府的资助，还明指他选择性的偏袒部分事实，一昧地捍卫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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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在TIDF的日子，朗兹曼与接待争吵，也与接待交心，交涉情况时好时坏。他每餐一定要在好餐厅吃美食、喝好酒，并丝毫不隐藏的自己的任性与蛮横，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怒（譬如按摩师手艺不合他意），以不堪入耳的字眼辱骂，常使工作人员精神压力极大。
但他也会突然流露老爷爷般的和蔼，拿着手机介绍家庭照片、回忆起过去的风花雪月，说自己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秀出自己近年从悬崖一跃而下的跳水影片，雀跃地谈起正在拍摄一部他年轻时去北韩发生的爱情故事，并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完成。
他总共在TIDF待满10天，是停留时间最长的外宾，每天我都会向工作人员确认他的状况后才能入睡。而在各种接待状况不断后，我一边看着他不便的身躯和漠然的脸庞，一边深思，似乎才逐渐明白，我们（影展以及接待人员）好像成为了他那强旺又顽固性格的游戏对手／发泄对象，彼此在精神上进行较劲和搏斗。到最后，我们累了，他也软化了，互相折磨的结果竟是彼此认同，然后成为朋友。我不禁想着，难道这就是他创作之所以强悍有力的原因吗？
他离开台湾之前，我到饭店与他告别，再次向他致谢，他也谢谢我们所做的一切。搭上接驳车后，他拉下车窗，用厚实的手掌轻抚我的脸庞与我道别，并说欢迎我去巴黎找他。当下我的感受复杂错乱，接待的重担虽因此解脱放下，但仍很不解这10天所发生的美好与冲突所为何来，一切都是如此直接而强烈。
这个月初接到朗兹曼的死讯，我阅读了许多相关报导。 7月12日他的葬礼在拿破仑墓的所在地“巴黎荣军院”举行，棺木以国旗覆盖，法国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出席致词：“《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见罪行的罕见作品，是反抗的呐喊，是拒绝遗忘，这部影片是一座‘眼泪与真相的丰碑’。”
另一则报导则提到，朗兹曼年仅23岁的儿子菲利克斯（Felix），在2017年1月死于癌症，他的妻子表示这对朗兹曼是很大的打击，走不出丧子的伤痛，不然应该可以活到百岁。
朗兹曼当时为儿子撰写的讣文中，引用了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告别》（L’adieu）：
我摘下这朵石楠花
秋天过了请你铭记
我们在今生已难再相见
这朵石楠时节余香
请你铭记我会等你
我开始想像他那强人性格之于日常生活，之于孩子、妻子、家庭是否会有不同的人格面向？并在信箱中搜寻他的邮件地址，重读曾与他来往的通信纪录，写下这篇4年前他来台湾时，短暂相处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