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LUC Godard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戈达尔一直深居简出，拒绝公开活动和记者采访，倾心拍摄自己的电影作品，除了《电影手册》等少数媒体之外，很少有戈达尔的报道。2002年，也就是在《永远的莫扎特》之后6年，为了拍摄前南斯拉夫战争及其影响，戈达尔来到了萨拉热窝。2003年4月，他在萨拉热窝开始了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该片的类型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主要围绕戈达尔与波斯尼亚首都一些艺术家的对话展开，目前暂定名《我们的音乐》。在萨拉热窝拍摄期间，戈达尔居住在萨拉热窝一个鲜为人知的安德烈·马尔罗中心（Centre Andre Malraux），这个中心在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保护和收留了很多波斯尼亚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并在战争之后，从事各种非商业性的艺术活动和文化活动，在这里，戈达尔的到来及拍摄具有了更多、更丰富的意义。
在法国境外的法国文化机构中，萨拉热窝的安德烈·马尔罗中心似乎一点也不著名，毫无疑问，在世界上也是如此。其独特之处来自它被它的主人所写下的历史，弗朗西斯·布伯（Francis Bueb），一个融冒险家、地下走私者和“树上的男爵”之身份的外国人。有一天，在痛苦地抛弃了一份令人兴奋的甚至是有利可图的工作之后，冒险家决定斩断与巴黎之间所有的缆绳，于战争期间[2]奔赴萨拉热窝，致力于一项在那里从没有人从事过的事业，一项在这座血与火的城市中维护“脆弱力量”或者“反抗力量”的使命，就像人们想要的，从艺术到文化，当然还有“一点点法国理念”。就是在战争期间，经常，他使自己变成了书籍的走私者，电影的走私者，总之，是些为了让精神生活继续照亮黑暗而必不可少但又“多余”的东西，当然，他也成为那些在文化、关注和思想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走私者，仅仅为了使一些见证能够在没有“即得利益”（rendement immｅdiat）的企图下被呈现出来，作为几年或者几十年发展时代的一些事和一些影像的“被呈视的良知”（consciences explosｅes）。
战后，弗朗西斯·布伯没有回到法国，而是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一座楼里成立了安德烈·马尔罗中心，正对着因曾发生过战争中最血腥的屠杀中的一场大屠杀而闻名的马卡尔市场（Markale）。这在幢大楼的三楼，他扮演着一个“树上的男爵”的角色，像在卡尔维诺的那本书里一样，他占据了他在世界上的一处“位置”，不是骑在一棵树的高枝上，而是在一间一点一点地变成书籍、图片、录影带和DVD的森林的办公室，一迭迭，一摞摞，侵占着地板，沙发，爬上桌子，占据这里较小的自由空间，好比他栖身于一处文化的“褶皱”（tranchｅe）中。“为了更好的看清土地”，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写到，“应该在远点的地方看她。”从这个萨拉热窝市中心的书之洞穴里，弗朗西斯·布伯肯定毫无疑问地找到了他的与法国之间对于“远点的地方”来说最好的距离，这个有点令法国人头疼的距离，使得人们在市中心的半路上停下来，听他那感伤的长篇独白，但其效果却持久地、一阵一阵像针扎似地缠绕不去。
磁力之地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来这旅游的人和被这个地方迷人氛围所感染的人中间，有很多是定时到此故地重游的，并且逐渐地，他们变成了这个中心忠诚的支持者[3]。这个具有磁力的地方曾经加工过所有波斯尼亚出品的各种风格的电影，包括达尼斯·塔诺维克（Danis Tanovic）[4]的电影。也是在这里，在全世界首次放映了《爱的誓言》[5]。
旅游的人总是很多，从最无名的到最有名的人们，来这里这个镶嵌在办公室里的男人周围，被这里的气氛吸引几天或者几个礼拜，一些年轻人围绕着他，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的大学和其他梦想的跳板。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12岁开始就参战了，从我们四个人[6]第一次住在安德烈·马尔罗中心时算起，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有1年多了，在萨拉热窝城，我们让他们在生活的甜蜜与不远的过去留下的那些难以磨灭的伤痕之间发现了维果、特吕弗和戈达尔的电影。
也是在那次逗留期间，弗朗西斯·布伯给我们打开了中心二楼一间神秘的房间，一间漂亮的没有使用过的居室，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布置，光线十足，朴实而十分有分寸地选择出来的一件又一件的家具，流露着一种毫无缺陷但又不令人感到矫揉造作的口味，完全跟其他充满堆积和纷乱不堪的楼层相反，很明显在等待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哪位神仙主人。我一下子，完全出人意料地，就想起这间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居室的布景竟是戈达尔式的。
等待戈达尔
就在那间居室，今天我们可以说当时就是在等待还对此毫不知情的戈达尔和安娜·玛丽，变成了戈达尔最新作品拍摄期间的基地。戈达尔很长时间一直在萨拉热窝的魅力周围拍摄这座城市，他总是在最后时刻派遣“密史”带着一些拒绝信到一些地方推迟他的旅行，就好像总有什么事在这里等着他，令他担心会失望的东西，或者，能使他修复一些在他的电影中，关于这座城市、对于某些独特设想而已经令人失望的东西，包括那些已经被人谈及的《艺术的童年》、《萨拉热窝我向你致敬》或《永远的莫扎特》[7]。萨拉热窝也许能够因戈达尔而改变吧，就好比罗马曾因弗罗德而改变。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到，能够吸引他的还是对这个地方以及对这位被许多青年人包围的“楼上的男爵”的发现，这些青年在他身边意味深长地盘旋，就像戈达尔曾导演过有如毕加索的旧油画般的个人电影的画面，或者一种古老的智慧，从青年人生活的躁动不安到围绕着他的优雅飘忽的“轻”。
来到这些仍被不远的历史刻下伤痕的地方，在这里拍摄一部电影，这毫无疑问是有可能的，因为戈达尔已经拍过这个“基地”和这个“家”，同时他剪掉了他曾在一次访谈中翻译过的曾宣称过的一句话：“这个中心是我这部电影精神上的联合制片人。”一部电影，尤其是戈达尔的电影，更由于是在国外拍摄，肯定不会有多少资金，当然也肯定没有非常出色的了解当地的向导，没有信心，没有可相信的人，而这个可以约会的地方，一处看电影、浏览书籍的地方，一个个体远离另一个个体，这毫无疑问地具备了戈达尔在安德烈·马尔罗中心所找到的“精神上的联合制片”的要求。据所有参与过拍摄的人说，那是一个充满幸福时光的群岛，没有过分的紧张，而仅仅留下了沉浸在甜蜜中的辛苦工作的回忆。
在戈达尔反复逗留的日子里，为了在这部电影中表演一些角色，这个中心的几乎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我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青年人中的一些人[8]，甚至是弗拉西斯·布伯的沉默而警觉的保镖，为了这次拍摄的准备工作也被中心调动起来，在拍摄的前几个月，为了参与接下来的电影制作，戈达尔聘用了波斯尼亚女演员萨嘉·布里克（Sanja Buric），法国这边则是布维特（Jean-Christophe Bouvet）。
无声的战争影像
这部电影，暂时叫做《我们的音乐》，我们将这部电影中看到一些作家谈论一些他们个人的文本，好比戈达尔在笔记中写到的那样：“如此多的歌来自这个欧洲思想的真实的熔炉——在广阔的涵义上——只有萨拉热窝”，“这是在一个又一个时代里伴随着一点点钢琴声的沉默的战争的影像”，这部电影将“向一部中世纪的三折画（triptyques）那样展开，折子的两边可以紧紧地合在中心的这个折子上。”
拍摄期间，戈达尔还在萨拉热窝成立了一个暂时性的来自国外的知识分子社团，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在这座城市里一对一对地展开对话，就像这部剧本中的一句话那样，这里是“有可能达成和解的地方”，而且在正在重建的莫斯塔大桥（le Pont de Mostar）下面来过的三个美洲的印第安人，穿戴着过去的服饰，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也一样。
在持续一年的忙忙碌碌的约会之后，我们重新回到这里时，戈达尔和他的摄制组刚刚离开时间不长，那是2003年5月，这次我们只有三个人，在安德烈·马尔罗中心就布勒松和摄影师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展开一些工作。在旅行箱里，我们带来了4部DV摄像机和一个重重的35毫米的《盲目的伯沙撒》[9]的拷贝，“今日卓别林”系列的一些卓别林电影，只有从这里，从这些最纯粹、最艰晦和最本色的应该重新放映电影，才能坚固地重建这座城市，就像在这部戈达尔没有海报的电影的一些街头片段中那样。
在关于布勒松、卓别林和卢米埃尔兄弟的工作结束三天之后，12个年轻人带着一个“卢米埃尔式拍摄”（des plans-Lumiｅre）的任务在城市间的路上出发了，一台固定摄像机和一个一分钟的电影脚本，每个人全权负责一次拍摄的外景、时间和取景的选择，以及决定这命中注定一分钟的关键性的瞬间。那天晚上，在出发之前，我们跟他们观摩、分析并讨论了他们已经选择好的打算展现给别人的这些计划，它将被制成一盘录像带，由展现2003年5月1日这座城市的状态的40个“卢米埃尔式短片”组成，当然，对于这些青年人中的大部分来说，同时也意味着第一次拍摄电影的激情和感动。
“拍一部小电影，拯救你们的灵魂”
戈达尔，在离开萨拉热窝和安德烈．马尔罗中心时，在这次小小地打乱这个中心的日常生活并曾以各种方式震撼那些在此分享过这次拍摄的人们的拍摄经历之后，为了能让一些东西得以与世人见面，他曾小心翼翼地在他的道路上播种了一些小石子。他临行时，正像他长久以来每次停留在那些教育机构时一直做的那样，给这个中心留下了两台DV摄像机，一台数码照相机和一个DVD移动光驱，满怀希望那些相关的青年人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即使他们后来经常感叹他们什么没做过什么。在《我们的音乐》的剧本里，戈达尔上了一堂关于“视野－反视野”（champ-contrechamp）的课，关于这个作为历史概念的广泛的约定俗成的技术，他在一所戏剧艺术学校的学生面前放了一架数码摄像机，并发出这样的指令：“拍一部能够展示你们真实的一天的小电影，并用它拯救你们的灵魂”。
选自2003年法国《电影手册》第581期 翻译：大旗虎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