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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放映机成了老古董,电影依然不会消失

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1908年的今天,爱迪生获得发明电影放映机专利权,这门新技术离如今只不过百年之久。然而现在,拷贝和胶卷,已被硬盘和电子文件所取代。光透过胶片产生的颗粒感、胶片齿孔定位时偶尔产生的轻微颤动,还有放映机的嗒嗒作响都已几乎成为历史。电影通过数字化拍摄和放映,甚至数字化发行——影片通过网络,投射到客厅或手中的屏幕上。

每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改变,都会引起爱好者的不适。但每一门艺术都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和吸收这些改变,也都会在日后证明,那些过往的消极论断是如何大错特错。

之前我去长岛(Long Island)的一所大学做讲座,说穿了,就是花几分钟东拉西扯些关于电影及电影评论的话题,然后花近一个小时回答台下听众的问题。据我观察,台下的听众一半年龄在25岁左右,一半在65岁以上,而年纪处于这两代间的我,回答他们关于未来与过去的问题。

3D会持久吗?全球电影产业的下一个热点是什么?哪些年轻影星在10年或20年后会依旧活跃在大银幕上?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因为影评人其实并不擅长预测。其中许多问题我都是第一次碰到,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倒并不总是由年纪大的人提出的,一点不让我感到意外。为什么不再有优秀的电影了?

“事实上,好电影还是有的。”这样的回答并无帮助。即便为该回答提供例证——比如最近的《商海通牒》(Margin Call)、《点球成金》(Moneyball)、《秘境里斯本》(Mysteries of Lisbon),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与其说这是个问题,倒更像是种抱怨。大家普遍认为,甚至达成某种共识:电影在质量上总体下滑,即便有优秀的作品,也只占少数。相比而言,电影的过去则辉煌多了,无论是好莱坞旧制片系统时期的黑白经典(《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数不胜数),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引进片(安东尼奥尼!戈达尔!),或是70年代新好莱坞短暂光辉期内的电影。无论你偏好哪个年代,有一点是肯定的:电影人不再拍像以前那样的电影了。

从技术角度而言,确实是这样。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正处于划时代的转型期——一切都面临迅疾的数字化进程。如果你去电影院,你很难再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拷贝和胶卷,已被硬盘和电子文件所取代,而传统电影的那些物质化标识——比如光透过胶片产生的颗粒感、胶片齿孔定位时偶尔产生的轻微颤动,还有放映机的嗒嗒作响,都已几乎成为历史。如今的电影都是数字化拍摄和放映,甚至数字化发行——影片通过网络,投射到你客厅或手中的屏幕上。

这些改变点燃了热情,造成了困惑,也激起些许哀鸣。《纽约客》特约影评人安东尼·莱恩在一篇评论《高楼大劫案》(Tower Heist)和《忧郁症》(Melancholia)的文章里(这两部电影或许分别证明和反驳了怀旧派影迷的抱怨),抒发了对于人们不再去电影院的哀伤。显然,这个曾经像集体性仪式的活动,表面上看已受到家庭影院优势的威胁。“当它还存在时,尽情享受吧。”他引用《忧郁症》里的一句台词,为这个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有着“强制”及“共享”特性的文化消费形式作墓志铭。去影院看电影,显然是没有未来的。

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也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名为《电影的突然死亡》的文章。文中,艾伯特先生感叹大势已去:“虽然我希望胶片电影能够延续下去,但数字影像已经主宰了电影领域。”艾伯特先生曾经常为胶片电影的美学优势争辩,如今却承认“我的战争已经结束,我方输了,现实世界里也是如此”。他还挖苦性地为胶片电影放映机写起了挽歌,说它和打字机、唱片机都象征着落伍的现代化产物。

艾伯特先生对电影的黄金年代并不感冒,因此作为影评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他对新旧事物抱有同等的热情。但他对于电影技术改变的失落感,与我在长岛听到的关于电影品质的抱怨是一致的。那种“曾经喜爱的东西已远离我们,甚至消失”的感觉,很难回避,却更难反驳。与其说抱怨者带有批判的姿态,亦或有什么深刻的历史见地,不如说是由于比较新老电影,再加上自己的主观喜好而心生的落寞之情。那个年代,明星更光辉夺目,编剧更尖锐犀利,故事更令人信服,影评也更有影响力。

电影是否注定就是过去的产物?如今我们的电影——不论是数字化还是其它——是否都在昔日的辉煌下显得黯然失色呢?最近书店里有两本著名影评人写的新书。一本是由美国文库出版、鲍林·卡尔写的散文及评论集《电影时代》(The Age of Movies),所谓的“时代”即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另一本书,是戴夫·科尔(他为《纽约时报》撰写一个“家庭影院”的专栏)的《当电影还重要的年代》(When Movies Mattered),收集了他上世纪70和80年代主要为《芝加哥读者报》写的文章。

这两本书的书名,似乎就暗示了作者的怀旧偏好——“电影时代”显然不是当下,当下的电影也显然不再重要。但事实上,许多文章里的论调,与对当下一些电影的观点是相似的。举个例子,即便当卡尔和科尔先生在评论当时的电影时,他们也表达了与对当下电影相同的忧虑,比如某演员或导演令人失望的新作又挫败了他们对电影业的信仰。阅读卡尔写罗伯特·奥特曼(曾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资深美国导演),或是科尔写布莱克·爱德华兹(曾执导过《蒂凡尼的早餐》、《粉红豹》等经典影片)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看过去的争论,更可以从那些就好像发生在当下的争论中获取力量。

奥特曼的《那什维尔》(纳什维尔)和爱德华兹的《十全十美》(10)都曾在当时引起争议,如今则被划入老电影的门类。重新发表对这些老电影的评论,可以看作是树立针对如今电影业不足的教材典范。而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转型,使得这些教材典范的数量大大增多,效果也更令人印象深刻。和过去相比,我们能接触到更多更广的老电影。以前,人们通过影迷俱乐部和校园电影社区,观看那些已磨损的老片录像带;如今,这些电影被转制成效果更清晰的DVD和蓝光影碟。这无疑是种进步,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经典影片了。

然而,随着观众与经典影片的距离拉进,当下的影片就更加贬值了。那些“标准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和“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推出的小津安二郎、罗西里尼、西部片、黑色电影、先锋派作品集,仿佛在架子上冷冷地凝视你,责备只想看一集《现代家庭》(Modern Family)或《无聊致死》(Bored to death)的你,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那些已经历过时间考验、更值得看的电影身上呢?无论怎么看,弃旧从新似乎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可以说那是对新事物不带批判地接受,对传统的漠视,对经典的无视。但不看新片,也可能让你因为有失公允的评价标准,错过身边的新经典。

当然,如今没有哪位影星能诠释出亨弗莱·鲍嘉那样玩世不恭的硬汉形象,也没有人能与贝蒂·戴维斯那熠熠生辉的形象相媲美,毫无疑问,如今的电影也不会像以前的电影看上去或听上去那样。问题是,为什么它们要像以前那样呢?每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改变,都会引起爱好者的不适。但每一门艺术都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和吸收这些改变,也都会在日后证明,那些过往的消极论断是如何大错特错。

就目前而言,电影仍然很脆弱。那可能是因为它比其它艺术形式要年轻的多,它们可都经历过跨世纪的兴衰、融合和变革。不过,电影身上的某种现代特性,使得它格外容易让人担心它的退化。电影镜头在捕捉现实世界、记录事件发生及展现未来影像方面,有着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可当观众看到电影画面的时候,它已属于过去。电影变革的突兀性,往往在放映机的投射下会被放大。

换句话说,怀旧是看电影的一个本质特点,从一开始即是如此。有那么多电影抓住怀旧这点做文章,并非巧合。马丁·斯科塞西的3D新片《雨果》(Hugo),回顾了电影的早期岁月;而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艺术家》(The Artist),则是一部关于默片年代的新默片。两部电影都重现了过去电影的某些魔力,而拍摄方法又都选择了最新的技术。

运用3D技术及数字特效的《雨果》,带领观众回到了科幻片鼻祖乔治·梅里爱的年代,这位国法导演崇尚视觉,是20世纪初期的特效先驱。而《艺术家》这部黑白色彩、窄银幕的精致影片,讲述了从默片向有声电影转化时期下一位默片明星苦乐参半的故事。

声音的出现,无疑代表了电影的第一次死亡,哈扎纳维希乌斯导演已经用自己的作品完美地演绎了这场“悲剧”。可电影挺了过来,就像它停挺住了后来电视、VCR等每一次新事物的威胁。因此它们也一定会从当下的剧变中挺过来。我何以能那么确信?因为10年、20年或50年前,也肯定有人抱怨“不再有像以前那样的电影了”,就像现在一样。

翻译:Edward

A.O.Scott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首席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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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Sc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