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么想到在瑞士和柏林两地拍摄这部影片的？
韦罗妮克·雷蒙（Véronique Reymond，以下简称“VR”）:我们想开辟新的视角，和非法语的演员合作。这个愿望与我们希望讲述一个女人如何经历中年危机的渴望碰撞在一起。她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和柏林的戏剧环境之间徘徊不定，也备受家庭生活和个人创造力之间矛盾的折磨。
斯蒂芬妮·楚特（Stéphanie Chuat，以下简称“SC”） : 我们受到了尼娜·霍斯（Nina Hoss）的启发。她在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的《芭芭拉》（Barbara，2012）里的表演让我们叹为观止。感谢命运眷顾，2015年2月，我们和她在一家女装店不期而遇了。我们走过去和她打招呼说：“你好，我们是瑞士导演，我们正在为你编写一个剧本。你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三天后，她给我们打电话约在波茨坦广场的一家咖啡店见面，原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流，最后却聊了三个多小时。用这种方式遇到她那真是太幸运了，她也一直保持对这个项目的热忱，我们花了四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了拍摄。
VR : 在和尼娜聊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和剧院真正的联系所在，那就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The Schaubühne）。像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一样，她也是绍宾纳团队的一员，都出演过托马斯·奥斯特迈尔（Thomas Ostermeier）执导的剧目。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日内瓦一场戏里打工的学生。
所以这部电影受到了演员们的影响，赋予了它更为纪实性的寓意……
VR: 拉斯·艾丁格一直在托马斯·奥斯特迈尔的团队里演出，现在还在扮演其中的哈姆雷特。他和舞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无法想象能有其他演员来扮演双胞胎的兄弟角色。我们非常享受在绍宾纳里的拍摄，能够看到这个剧团大家庭彼此需要、畅所欲言、共享激情真是太美好了！
SC : 我们很幸运，托马斯向我们打开了绍宾纳的大门，并且愿意接受扮演大卫这个角色。我们拥有剧团的背景，这种开放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VR :我们就他的台词和他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托马斯在电影里不仅仅只是有些对白台词，特别是他扮演的就是他自己，一个舞台导演。当他说他永远不会让一个频临死亡的演员在观众前表演时，我们尊重他的意见为此修改了剧本。
血缘连接真的是《我的妹妹》的主题吗？
VR : 是的，连接兄妹直接的关系正是《我的妹妹》这部电影的灵魂和躯干。丽莎和斯文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于电影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描写这种无法可见的难以形容的血缘关系。
SC : 这部电影与我们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因为连接我们之间的正是这种创造性。在写作和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们就一起合作了很多演出。创造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喜欢去想象路上擦肩而过的行人的生活……我们也曾将之放到了剧本里，丽莎和斯文“通过他们的两双眼睛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将这几个镜头删掉了。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感非常明显，无需用这种场景来表现。
在电影中，我们还需要面对疾病和死亡……
VR : 这是为了测试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这对双胞胎能够各自处理不同的问题。何况只有死亡才能切断如此牢固的关系。当斯文生病了，丽莎意识到她可能会失去她和戏院之间最后的连接纽带，而正是这种关系才让她保持活力。为了提供斯文最后一个演出的机会，丽莎重新开始了创作。但在潜意识里，她为斯文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她自己。这样她就可以用她的创造力和自己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当哥哥逐渐暗淡时，妹妹重新获得了光芒。他死了，而她因此重生。
SC : 同样的，这里依旧有着我们自己生活的痕迹。2015年5月，我发现我母亲得了癌症。我照顾了她十个月，一直到她去世。就像我伴随着我母亲一样，丽莎也承担了照顾家人的角色。差不多同一时期韦罗妮克也失去了她父亲。失去亲人的体验对我们的写作影响很大。
你们的电影通常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不夸大其词，也不消极沉默
SC : 我们的纪录片《女士们》（Les Dames，2018）给了65岁以上的女士们一个公开讨论的机会，这个群体平时不被其他社会人士所关注。在我们的剧情片《小房间》（La Petite Chambre，2010） 中，罗丝（Rose，弗洛伦斯·卢瓦雷 Florence Loiret饰演）不堪忍受婴儿腹死胎中的悲伤而无法自拔。这些女性都不能自发得针对自己的困境发出战斗檄文。她们的抗争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遵循着她们自己的真实内心而存在，不管是她们自己还是针对外部世界。我们对稍为温和的主张更感兴趣，她们的行为举止比言语更为明显得表明这种主张。
VR : 我们喜欢通过观看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来研究女权主义。在《我的妹妹》中，丽莎一开始更关注于她兄弟和家庭，忽视了自己。随着剧情的发展，在经历了她必须面对的磨难之后，她的内在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但在开始，她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妻子，为了居家照顾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都拥有非常优秀的资历，但却为了伴侣的职业发展而放弃了自己的抱负理想。这对派驻国外工作的家庭尤其如此，妻子们跟随着丈夫照顾他们的孩子，同时等待她自己的机会。但是当丈夫们感恩回馈的机会到来时，一切却已经不再如意了。家庭义务迫使女人们做出选择而她们也通常因此而失去了自由。
这部关于创造力的电影听起来是对信仰的表白，对戏剧痴爱的声明——直到这种浪漫的渴望在舞台上死亡。
SC : 很多演员都梦想着在舞台上死去。在拍摄《小房间》时，米歇尔·布凯（Michel Bouquet）告诉我们：“一个演员只有在表演中才能真正活着。”他的表演推迟了死亡的到来。艺术在更大范围内影响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更加明理，更加觉醒。它给了我们希望，帮助我们来面对现实。
VR : 我们为角色创造的虚拟世界有时候看上去比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真实。艺术家们需要分享这种时而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奇怪而又美妙的感觉。
《我的妹妹》中表达的主题与你们之前的作品一样颇为严肃，但是画面非常明亮，而且摄影机也一直在移动。这是否是满足你们自己视觉愿景的一种美学形式？
SC : 我们想要运动中的画面，因为运动就是生命。这种张力和跳跃让电影更栩栩如生。我们使用了很多单镜头场景，让演员的表演更为熠熠生辉。当你决定采用肩扛式摄影机时，对焦也非常重要，它能够通过镜头指引观众的视线。
VR : 这种拍摄方式也呼应了角色们内心的不安。在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表面下，总有一些东西令人心旌摇曳，血脉偾张。
作为演员，编剧和导演，你们是如何执导演员的？
SC ：因为他们非常繁忙的日程，在拍摄之前我们之和尼娜，拉斯呆了一天时间。 我们过了一遍他们所有的场景和对话。在他们通读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小改变，这样他们就可以让文字变成他们自己的对话。不过这次简短的排练非常顺利，因为我们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就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和他们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沟通。
VR : 在拍摄之前，我们两人现在现场表演了一次，就每个镜头先定义好摄影界的位置。然后我们会做类似编舞的工作，教给演员们一套动作，再让他们自己随机适当调整。同时我们也会为场景定义情感基调，因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运动总是密不可分的。对尼娜·霍斯（Nina Hoss），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玛尔特·克勒尔（Marthe Keller），彦斯·阿尔比努斯（Jens Albinus）这些杰出演员而言，剧本的文字早就内化成他们天然的表演，我们很快就能处理那些无法形容难以言状的动作的微调。能够和如此优秀的演员合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来源：柏林电影节官方宣传资料｜翻译：@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