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导演的作品我只看过两部《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这两部电影本都取材于深刻现实话题，涉及多重思考，甚至也都牵扯到死亡（关于《可可西里》请参见纪录片《平衡》，和纪录片引背后的悲剧）。但很可惜，两部电影的切入角度都不精准，对严肃问题避重就轻，所有本该具有的深度思考都被一种简单而含混的“人性论”取代，缺乏历史现实担待，至多唤起观众眼泪、义愤等表层情绪，很难引人深思。而片中不得当的“人性论”甚至有做作、滥情之嫌。
这两部电影的出现、对历史社会问题思考趋于虚无并非偶然，如果与近年来其他国产片《山楂树》《赵氏孤儿》《非诚勿扰》《孔子》《唐山大地震》其他武侠大片等作比，会发现这些电影都有同样的特质：制作精良，较为注重抒情/刻画情感，渲染肤浅的口号式伦理道德，回避深刻严肃的历史与社会思考。我本来觉得与小清新电影有共通之处，但又不愿同时指涉台湾青春片，想来想去，似乎“小资电影”能较为适当的描述这些影片。
小资电影产生于“小资情调”的价值观、审美趣味，目标观众为“小资”群体。M对小资的界定在今天看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M对小资群体的态度是冷嘲热讽、部分肯定，同时也不信任。但似乎也正因他们的软肋、小富即安的“终极理想”，使官方在塑造“开明”“进步”形象的时候，暗中鼓励扶植、拉拢这个群体，使之为开明社会形象代言。
这个名词是与经济腾飞一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开明”与“柔和”姿态的“表现”。从政治上来说，小资肯定不是一个class，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经济实力群体。就像经常被联在一起的两个词“小资+情调”所表明的那样，“小资”们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对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自我期许之上的想象的群体。小资的审美趣味是建立在对西方中产文化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级趣味，比如好莱坞电影、欧洲文学、诗词曲赋中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模仿与想象上。但是跨越民族与断裂历史的鸿沟决定了这种模仿只能停留在表层和初级阶段，加上一些想象，小资们组成一套自己的看似精美繁复，实则空洞且易于模仿的“语法”。这种语法/想象有时甚至能被简单抽象为一些名词符号，比如“云南”“LV”“昆曲”。而无论西方的宗教伦理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伦理，或者本族传统的宗族伦理道德，在当今的小资群体都不十分适用，所以他们提倡的，是十分“安全”又“贴心”的——人性论。可这个人性论背后因为宗教和哲学传统的缺席，依旧指向空洞。
因为小资语法的简单符号化，从而进入这个虚拟群体的门槛很低，不需要有太多经济基础，更不需要有足以铸成这个class的态度与诉求，只要有中高等教育使之能够接触任何可以带来或者促使人产生这种想象的媒介，比如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等。当然，还有电影。
小资群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触角，使之可以不断无限扩张，吸引新人进入这个群体；同时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思想协商空间，所以，如果鼓励和培养小资群体，并将之掌握在主流思想之中，基本上就等于掌握了“思考的大众”。因此，主流文化对小资文化/情调采取拉拢态度，表面上充分使用“小资语法”为沟通语言（《云水谣》最为明显），“人性论”为道德伦理批判基础（就像《南京！南京！》），但正与小资群体本身是被鼓励和培养的、遮蔽严肃社会历史问题的“幌子”一样，主流文化与小资文化相融合所产生的作品，也毫无疑问对深刻严肃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在电影里表现为，1.一定程度上允许追求人情人性，达到一种“真实”感，如相对铁幕时期的高大全类型脸谱化英雄人物塑造，当代电影里的正面人物具有无伤大雅的小毛病；2.一定程度上对统一口径历史叙事的突破，一定程度的真实还原，但依旧保持在“无伤大雅”的范围内；3.充分利用“小资”语汇，给电影添加“趣味”和“人性”。具体到《南京!南京！》来说，就是1.对角川的刻画；2.多角度叙述历史，和某些历史还原；3.抒情细节，如最后的鲜花与生命的庸俗比喻，对日本军人“人性”的刻画，“妓女”涂了指甲油的手和另一妇女手相握时的特写与高光（此片中有许多“等待、酝酿抒情”的刻意煽情细节），小提琴的运用等等。这些小资电影注定不会涉及真正严肃的问题，统统以“人性论”代之，就像《可可西里》回避了《平衡》里最重要的矛盾，《南京！南京！》全片立论基础。
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制定的文艺方针相比，小资文化唯一改变的就是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之常情”、正面追求经济与物质价值——更显得“小资”这个词恰如其分。
但我不认为这些小资电影就是小资群体的真正表现，顶多是主流文化对小资文化的一厢情愿的扶持、塑造、想象所诞生的产物。可是一旦脱离主流文化的扶持，“小资”似乎又变成一个飘渺的群体，小资肯定不是中产，经济、伦理、××立场和姿态上都是无力的，只有可怜的“品位”与“情趣”。所以，劣质山寨片与精致山寨片的泛滥，似乎确乎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