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映电影版本里列夫·朗道上课的一个场景
第一次听说“DAU”（列夫·朗道）是在五年前，从那以后一直好奇地打听，却没有任何消息。直到两周前，“DAU”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邀请到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一扇漆黑的门后面，横陈着另一个世界。大厅昏暗，色调艳丽，犹如一个大卫·林奇的电影场景。一名穿着上世纪40年代风格的男士站在那里，拉开窗帘偷看街道，结果原来只是一个佯装偷窥的演员。带俄罗斯口音的秃顶保安给我登记拍照。里面则明令禁止摄影和录像。一个随和的美国女向导随后带着我穿过迷宫般漆成黑红灰色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壁上挂满了前苏联时期的海报和照片。之后进入一片有着很多穿着老式服装人体模型的骇人之地：有悬挂在枝形吊灯上的，也有跪在地上亲吻着苏联国旗。还有一个大型的人体模型工作室，在磨砂玻璃墙后面摆着很多现代化的装饰工具。一家餐厅供应着格鲁吉亚菜肴，还有一间1940年代风格的活动室。狗吠声传遍了走廊，“对了，这是一条真狗。”我的向导提示说。不过我有点将信将疑。
我来这里是为了看电影的。众所周知“DAU”是个电影项目，至少是从一部电影开始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准确地描述它，姑且可以称之为“斯大林式楚门的世界”，一场严肃的人类学实验，甚至被称为“苏联爱之孤岛”。从规模上来说，它可以与影史上其它臭名昭著预算失控的电影拍摄相提并论了，比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不过“DAU”也会让人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该试验中，学生们在扮演狱警和囚犯时过于投入，逐渐模糊了自己只是在扮演虚拟角色的事实。斯坦福的监狱实验仅在实施了六天后就被紧急叫停，而DAU则持续了三年之久。
“DAU”项目开始于2005年，起初只是基于一个真实人物原型名叫列夫·朗道（Lev Landau）的前苏联科学家的传记题材电影。朗道曾经与像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麦物理学家）这样的量子物理学家合作，参与过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并在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他对性和毒品的开放态度一如其毕生坚持的科研精神，认为婚姻不应以限制性自由为前提（当然，他夫人孔克尔迪亚对此并不以为然）。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时年29岁的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在此之间他只拍摄过一部赢得广泛赞誉的名为《4》的科幻荒诞剧。希腊裔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思（Teodor Currentzis）受邀担任简称为“道”（Dau）的男主人公。在这个拥有400个主要演员和10000多个临时演员的庞大团队里业余人员占了大多数。
“DAU”所处的中心位置是一个苏联研究中心，其灵感来自于朗道从30年代后期生活工作直到1968年去世的一处秘密设施。2009年，距离拍摄还有一年时间，在乌克兰东北处的哈尔科夫市（Kharkiv）一个占地约为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废弃游泳池上开始搭建一个庞大的拍摄基地。但是完工后，赫尔扎诺夫斯基放弃了继续这部电影的念头，开始专注于复制这个研究所，现在它也被称之为“DAU”。
与其说DAU是一个电影场景，不如说是一个平行世界：一个与世隔绝的停留在上世纪中叶的迷你苏维埃社会。DAU中的数百位演员，也可以称为“项目参与者”，无一不忠实地维持着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时代重构下的真实令人着迷不已，包括所有的服装（甚至是内衣裤）、发型、食品包装和香烟品牌。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DAU从1938年到1968年时间线上的变化，所有细节也随着时代递进而更新。参与者用俄罗斯卢布支付薪资，这些都可以在拍摄现场使用。（一些扮演看门人的老年临时演员，试图将他们自己保存的前苏联时期的卢布混进拍摄现场进行消费；他们因使用这些“假币”而遭受了惩罚。）
参与“DAU”的非专业演员是从制片人编制的海选数据库中挑选出来的。试镜视频的数量在21万和39万之间浮动，这取决于你问的人的回答。“DAU”的许多“官方”数据都已经无从考据了。角色扮演者来自于各类现实从业者，包括清洁工、女服务员、学者、官员、萨满祭司、艺术家等，甚至有些是犯罪分子和现实生活中的新纳粹分子，后者通过帮助销毁“1968年”的场景来结束这个项目。慕名或受邀获得临时居住权的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伦（James Fallon）、哈佛数学教授丘成桐（Shing-Tung Yau），还包括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卡斯滕·赫勒（Carsten Höller）和戏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
最不可思议的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被拍摄的。这不是一座类似《老大哥》（the Big Brother，源自荷兰的真人秀节目，名字取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的房子，不存在任何隐藏的摄像机。只有一位摄影师——来自德国的资深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Jürgen Jürges）带着他的三人摄制小组在现场漫游。在2009年到2011年间，他拍摄了长达700小时的镜头素材，而这只是这个持续性实验的一小部分。在其它时间里，人们在不受观察的前提下依旧持续着前苏联的生活状态。
苏格兰制片人埃迪·迪克（Eddie Dick）在2011年参与项目拍摄时尝试了体验了这种生活，当时他是去乌克兰就一个潜在的合作项目为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和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牵线搭桥。他告诉我说，整个上岗过程是一丝不苟的。他和同事们先收到一份发生于1953年的实时事件纪要，这正是DAU里面当时的年份。所有人都要换成那个时代的服装，迪克还被剪成了短发，另外还从当地的配镜师那里订购了更为适宜的眼镜镜框。他们获得了“护照”和一些仿真钞票。在布景入口处，他们经受了门卫检查，还被追问了来访目的。
迪克说，“我不太确定当我们入场时每个人都在做事，但看上去每个人都在干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武装警卫四处巡逻，人们在咖啡厅里吃饭，三四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电磁枪进行实验，记者们在准备当天的报纸，建筑师们正在研究未来哈尔科夫市未来的市政规划——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代。他甚至参观了道的公寓，遇到了由俄罗斯女演员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的道的妻子娜拉（Nora）。“一个瘦小的老婆婆开的门，衣着优雅的娜拉走下楼陪我们喝茶聊天了一个半小时。她自始至终沉浸在角色里，这种魔力发生那个地方的所有人身上。” 迪克说，“我们也没有打破规则。我从来不会说，‘不会吧！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你会发现自己被这个表像催眠了，一切都顺其自然了。”在迪克逗留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拍摄的行为。
有些人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数月，甚至数年，吃喝住行都在DAU里。有些人则不会久留，他们认为这个极权政府的娱乐项目已演变成真实暴虐黑暗的所在。有传言说导演对性和权力的渴望一如他对艺术的追求。DAU听起来像是成了黑暗的中心：一个有着自己统治规则的远离文明社会的封闭世界，而赫尔扎诺夫斯基则是《现代启示录》里的科茨上尉，十足的恶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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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之所以向我敞开大门的原因是在这个项目启动15年后，终于准备好对公众开放了。今年计划在巴黎、伦敦和柏林举办三场沉浸式展览。开放之前，我也被承诺可以在巴黎对导演举行一次专访。不过首先我需要观看根据那700多个小时剪辑出来的13部长片中的至少四部电影，项目后期还会有更多的计划：一部电视系列、系列纪录片，以及一部正式发行的《列夫·朗道》电影。
我看的前三部电影是关于娜拉的三部曲。电影是俄语对话，没有字幕，只有听筒里单调的英语翻译。在第一部里，娜拉的母亲来研究所来看望她——看起来是一家真实的苏联研究所，而不是基于前者的后现代艺术装置。在第二部里，道（提奥多·库伦奇思 Teodor Currentzis扮演）的旧情人、一个美丽的希腊女人玛丽亚过来看他，娜拉不在家，但之后突如其来地回来了。
第三部电影发生于十几年后的事情，更为惊人。道此时已经卧床不起（真实的列夫·朗道于1962年遭受了一次车祸，在1968年辞世）。他的儿子丹尼斯是个古怪的男孩，此时的娜拉无聊又孤独。还有乱伦，长时间写实般的真刀实枪的性爱场面。在第四部电影里，研究院的看守人员们喝得酩酊烂醉，一个老妇女则吐的一塌糊涂。接着整部电影就是两个男人Sasha和Valera在醉酒之后笨拙而又温柔的性虐待。
这些电影即令人兴奋又颇为单调，喋喋不休漫不经心的对话场景几乎没有什么剪辑（全靠俞格斯的一台摄影机），但电影里又充满了原始和强烈的真实情感。这种体验更接近于观看纪录片，或者就像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道格玛电影，比如说《白痴》（The Idiots）。
当我看了这部尚未完成的《列夫·朗道》电影的10分钟预告片时，这个项目的真正规模也可以管中窥豹了：攘往熙来的人群，20世纪30年代的街道场景，一架巨大的苏联螺旋桨飞机复制品。还有无数惊人的画面：一场疯狂的化妆舞会，一口坠落在地的教堂敲钟，堆积成山的腐烂蔬菜，生产线上砸着粘土兔子的女工们。
我也看到了这个项目的部分数字内容。在巴黎，游客们可以在自定义的展台（就像教堂里的祷告室）里看上几小时的镜头截帧。我眼前的屏幕有着16格子屏幕，每个子屏幕都播放一个随机场景，就像一组监控镜头。点击其中的一个，就会变成全屏模式。任何一个场景的每个角色都能即时得到补充信息：生平、相册、护照和信件等资料。
面对满屏的图像很难不令人产生迷惑：穿着50年代服装的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ć）正在接受萨满祭司的净化仪式；学者法伦（Fallon）在晚宴上讨论着资本主义；道站在一对正在做爱的裸体男女边上（屏幕上总是有不少于一个的性爱场景）。一名狱吏在牢房里严刑逼供一个哭泣的裸体女子，令人震惊的是，他不仅给她强行灌酒，还将酒瓶口塞入她的阴道里，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
我从这些电影里看到了熟悉的面孔：一个曾经蔑称道的儿子为“临床障碍”的大胡子科学家正在讨论一项关于藤蔓的实验；在另一个地方的派对上，一个在研究院咖啡馆工作的女服务员和两个穿着内裤的男人站在桌子上，他们都在向一副抽象画掷刀，“这就是我说的当代艺术！”其中一个大喊，“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画廊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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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项目巴黎发布会在部分装修过的夏特雷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和城市剧院（Théâtre de la Ville）里举行。“我非常确信今天我们在此经历的将会载入巴黎史册，不止是艺术史，还有科技创新史和电影史。”夏特雷剧院的艺术总监露丝·麦肯齐（Ruth Mackenzie）如是说。这位曾经负责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艺术项目的前导演阅历无数，但她依旧视“DAU”为千载难逢的“规则颠覆者”。
很多人则对此保持怀疑态度，“我坚信这个项目能够保持长期活跃的原因和创新无关，但它吸引了俄罗斯寡头的资金，为赫尔扎诺夫斯基提供了享受奢华和暴虐生活方式的机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说。
这个所谓的“寡头”并不是什么秘密，他就是俄罗斯亿万富翁谢尔盖·阿多涅耶夫（Sergei Adoniev），他于2008年入籍保加利亚。据估计他的个人财富约为8亿美元，主要来自俄罗斯的电信业务。他还资助了俄罗斯反对派报纸《新星报》，并将他的时间和财富用于文化和慈善事业。但就在本周保加利亚撤销了阿多涅耶夫的国籍。据司法部发言人公布的信息说那是因为他在20年前就因欺诈罪名曾在美国被定罪。
当我去巴黎参加发布会时，我遇到了玛汀·德安格莱扬·恰蒂隆（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女士，她在2016年担任赫尔扎诺夫斯基“DAU”团队的执行制片人。“DAU”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的娱乐而存在的”，她解释说，“就是一种在你离开之前你就已经知道的能令人愉悦开心的事。”在巴黎的展厅里观众们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验。你不是购买门票，而是被许可签证。你可以自己选择逗留时间，6小时、24小时，甚至无限时；你必须完成一个在线的心理测试问卷，问卷的答案会生成定制的私人行程。假设申请通过了，你会被要求将手机换成另外有两个目标地点的导航设备，目的地可能是有着400个座位的大礼堂，也可能是四层高的地下室。我参观了一个结合前苏联和林奇美学（Lynchian aesthetic）风格装修的空间：昏暗的走廊，苏式用品，更多的人体模型。一间房是1940年代的苏式客厅，还有一间就像是柏林市内的性用品商店。
你的设备也有可能将你导向一个放映处，会有提奥多·库伦奇思（Teodor Currentzis），以及像布莱恩·伊诺（Brian Eno，英国音乐人）、大举进攻乐团（Massive Attack）的罗伯特·德尔·纳加（Robert del Naja，英国音乐人）还有像剧院导演罗密欧·卡斯特卢茨（Romeo Castellucci，意大利剧院导演和艺术家）这些来访艺术家的演讲和演出。你还会被要求观看“DAU”的数字平台。最后，你会被带到小房间里和一位“主动聆听者”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对话人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拉比、牧师或者心理学家。
我问她这个项目有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方面，“当然会有的，作为一个艺术项目，在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创造的暧昧时空里，也投射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焦虑和自负。我认为这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它可以激活属于你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
她把问题抛回了给我，我提及到那个狱警虐待裸女的场景。她解释说，那是13部电影长片中的一个镜头，重点聚焦于这个女人，而她至始至终都没有被剥夺该有的权力。重要的是，这只是一场演出，“她知道随时可以停止，只要她说‘我受不了了’，那么所有人都会在停下来的。但她选择让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几乎是一场磨难。也许她从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没有和那位演员本人对话，所以这点也很难验证。
演员表也从侧面揭示了“DAU”的现实主义质感是如何形成的。扮演道儿子丹尼斯的是乌克兰Youtube网红Nikolay Voronov；两位同性恋人Sasha和Valer原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每天都做；片中娜拉母亲的扮演者就是演员Radmila Shchyogo的亲身母亲Lidiya。
道的扮演者提奥多·库伦奇思和我在电话中说，“关键是你如何做自己，但同时又不是你自己。”现在的他已经回归到日常工作，俄罗斯彼尔姆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艺术总监。“你处于一个环境中，虽然心知肚明那只是一个游戏，但却只有投入真实的自己你才能继续下去。” 他解释说。在2005年和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的一次见面后他受邀在“DAU”里扮演同名男主角。
他花了一年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之后又断断续续得在“研究所”里住了两年。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全天候生活在其中，有时只呆几天，有时是几周。没有人催促去回复电子邮件。当他和其他人离开“研究院”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惊觉怎么还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我们穿着从里面带出来的衣服继续生活工作。当我们外出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又一次的拜访。真实的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反而只是一个拍摄场景。”按照提奥多的说法，很多人在实验后继续住在DAU里，“我知道一些人，如果让他们必须决定是继续留下来还是回到‘未来’，他们情愿留下来。”
在研究所里，提奥多有一定的自由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但经常要配合剧情需要。不时会有人过来敲门，比如娜拉的母亲来访。有时候他会就一些事情和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讨论，但大多数时间里赫尔扎诺夫斯基根本不搭理他。
这绝对不是一次愉快的体验。“我确实有绝对的自由，但说不定‘克格勃’就会抓我去监狱。他们真的会对你严刑逼供。很多时候我感觉并不太舒服，但是这种不安一如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如果我们希望以假乱真，那就必须假戏真做。”
还有部分我交流过的人对赫尔扎诺夫斯基的这个项目并不太满意。许多前工作人员根本不愿意谈及项目经历。埃迪·迪克（Eddie Dick）就认为赫尔扎诺夫斯基是个自大狂，而且对后者在电影领域上的无知感到惊讶：赫尔扎诺夫斯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尼古拉斯·罗伊格，更遑论了解尼古拉斯的电影了。“他自大狂妄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对员工如同奴仆使唤，而每个人都要像伺候皇帝那样服侍着他。他说一无人能说二。”迪克帮助赫尔扎诺夫斯基拿到了英国的工作签证，但当他们再次在爱丁堡见面时，赫尔扎诺夫斯基却视之前拟议好的合作协议为一纸空文，这让迪克陷入了极深的困境。
2011年作家迈克尔·伊多夫（Michael Idov）在拜访了DAU后，为《GQ》杂志撰写的文章将这些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他提及赫尔扎诺夫斯基向很多年轻女子都提供了所谓导演助理的职位，其中的一个被问及性生活和是否愿意参与性行为的意愿，在她拒绝回答后，当即就被辞退。紧接着法国《世界报》（Le Monde）又提出了进一步的指控。一批新纳粹演员在马克西姆·马克辛科维奇（Maxim Martsinkevich，目前因殴打罪名被判刑）的带领下多次对美国艺术家安德鲁·昂德里杰卡克（Andrew Ondrejcak）施暴，当时安德鲁在里面扮演心理学家。《世界报》说，安德鲁表示自己太受伤害，无法就此发表评论。在“DAU”项目初期，关于这个狂野奔放、极富灵感的天才艺术家的神话光辉依旧；15年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如果这些针对伊利亚的指控属实的话，那么随着#Metoo运动的推动和像好莱坞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之流丑闻的曝光，人们对于之前传闻的看法也会大相径庭（这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参与此项目的那些公众人物知晓这些针对伊利亚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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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在深夜约到了和赫尔扎诺夫斯基交流的机会，他很激动地对上述言论表示了否定。我们在夏特雷剧院街对面的属于DAU内部的格鲁吉亚餐厅见面。他看上去挺年轻的，圆圆的脸，戴着眼镜，一头黑卷发，两鬓光滑，让我有点想起了金正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独断专横：很有魅力，不拘小节，也很健谈。先是咖啡，接着是威士忌，还有很多的香烟，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就科学、艺术、表演、政治和苏联等主题高谈阔论。
他告诉我，“DAU”符合最基本的幸福公式，它包含了四个基本元素：爱，工作，友谊和自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这是我最初感兴趣的。”然后是关于天才的本性，“对我来说，所谓天才就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他们就是神赐的礼物。”这就是为何他选择了提奥多·库伦奇思来扮演道的原因，因为提奥多具备常人没有的天才特质。
现年43岁的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是否认为自己也是个天才呢？
“不，绝对不是。我只知道我有很强烈的直觉。但是我不太聪明。如果我足够聪明的话，‘DAU’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会开始思考，而一旦开始了思考，你就无法完成这个了。”
作为一个独生子，赫尔扎诺夫斯基成长于在莫斯科的一个艺术世家，来往的都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安德烈（安德烈·赫尔扎诺夫斯基 Andrey Khrzhanovskiy）是一名著名的电影人，他1968年的动画片《玻璃琴》（The Glass Harmonica）是苏联时代第一部被禁的动画片。他的教父是名为谢尔盖·耶尔莫林斯基（Sergei Yermolinsky）的编剧，后者从小就和托尔斯泰有来往，还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好朋友。赫尔扎诺夫斯基承认他们享有文化上的特权，但并没有经济上的。尽管在赫尔扎诺夫斯基15岁的时候苏联就分裂了，但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苏联公民”。“当我入境英国时，边境安检上的表格上问‘你出生于哪里？’，我写了‘苏联’。”他补充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与其说“DAU”是在复现苏联时期，不如说是为了研究现在，“如果说只是一部童话，或者奇幻片或历史剧，那么我们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更为放松一些，因为那与我们自己没有关系。”苏联公民和“DAU”的参与者从始至终生活于极权统治中，而这正是我们现代人一无所知的。“今天控制我们的是手机。我们会说，‘哦，太好了，我又买了新iPhone了’。我们买了用来控制我们的东西。”他从桌上拿起自己的手机，说，“这个东西能了解我们吗？它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但是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正如我们无法接受坐在这里的时候，地球正在太空中穿越一样。”
但看起来复古的环境也是释放人性需求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事情发生的更快，自然风险也更低一些。这也是为何在人们脆弱的时候更能引起同理共鸣。在正常的生活里，你会因为成本太高而不敢继续体验。”
他说他从未在现场进行“执导”表演，但是会在场外和参与者做一些交谈，或者发起活动来吸引新人参与。“我只负责制定规则。如果规则出错了，那我就会修正。但我从来不会破坏规则。”
这是否表明他既是独裁者，又是导演？
他对这个说法表示了反对，说很多行为都可以被描述成为独裁。“你可以在家庭或公司里成为一个独裁者，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生活中的独裁者，然后摧毁它。”另外，他也拒绝了将他对演员的操作称之为极端行为的想法。他还特别指出现场不存在秘密摄影，“我邀请来的参与者并不是那种要去现场秀的人。你需要尊重他们。如果你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他们就会陪你一起走得很远。”
伊利亚还否认了他滥用权力来满足性需求的指控。我问他是否向受访者和试镜者询问他们的性生活。“当我为艺术部门和行政职位面试时，从不会问及这些。但对演员来说，我会讨论童年、父母、情感、爱情、性爱、友谊和死亡等等，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起工作的不是演员，而是真实的人。你和他们讨论的是生活，而不是表演技巧。”他并不为自己对待女性演员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不会的。对我来说谈论工作不存在男女性别区别。很显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情感区别，它本就属于美的一部分，而这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关于我的项目是有很多流言蜚语，”他继续说，“然而时间一长，众口铄金。但它毕竟不是真相。”他承认项目发生地在俄罗斯，并且有一个富有的赞助人，这些都对他帮助很大。他解释说是一个共同的朋友将他介绍给了阿多涅耶夫，因为亿万富翁提过自己喜欢赫尔扎诺夫斯基的电影《4》。而阿多涅耶夫确实也是一个完美的赞助者，给了导演一笔钱后（他说应该是在2500万欧元），就让后者独立操作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拍摄结束，五年里，我就见了他大概五次。”赫尔扎诺夫斯基坚称自己并没有无止境的预算，“我记得在我们一次谈话中，他说，‘你知道吗？伊利亚，或许你会觉得我比看起来的更富有。’”
“DAU”的铺张浪费看起来有点不太寻常，但是它的预算确实还不如一些好莱坞大片。乌克兰的人力成本比较低，而且相关的剧组人员数量也不多。除此之外，赫尔扎诺夫斯基还指出迄今为止他已经制作了13部电影，还会有更多将要上映。至于最终还有多少取决于公众接触了“DAU”之后发生的情况。到时候就要看赫尔扎诺夫斯基自称的强烈的直觉是否灵验了。
完成这个倾注了这么多心血的项目后，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计划：他要建造一个城市可以容纳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城市里的一切都将被记录，而且都是开放和透明的。也许他只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其他人告知你这个想法，或许你会觉得荒谬绝伦，但当它来自赫尔扎诺夫斯基时，那就很难说了。
｜翻译：@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