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Denis
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is）坐在沙发上喝着凉茶。她出生于巴黎，跟随着身为公务员的父母在西非长大，身为作者电影导演的佼佼者之一，她坚持自己对于电影的追求，以及独特的美学风格。她的电影充满了安常守故的生活细节、个人经历和对殖民主义者侵略行为挥之不去的影响造成的难解心结。
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她作品的学生和忠实粉丝，我和丹尼斯通过Skype进行了交流，关于焦虑、《太空生活》（High Life，2018）和她在银幕上刻画黑人生活和灵魂的敏锐方式。
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以下简称“BJ”）：您好吗，克莱尔？
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is，以下简称“CD”）：我很好。其实我还真不知道。我有点累，被焦虑所困，不过还好，很高兴和你说话。
BJ：我也很高兴能和您交流。这种焦虑，我理解的。电影正在上映吧？我可以想象您应该也已经习惯了。
CD：没有，没有，似乎越来越坏了。
BJ：越来越坏？
CD：是的，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天真。至少我做到了，你知道的？如果我再也无法拍另一部呢？就这样一点点，人们也开始期待一些东西。我觉得情况会更糟。
BJ：当时我在（多伦多电影节，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些期待。人们之前听说这部电影很疯狂。但其实它并不是非常奇怪和脱离现实的。这只是您的作品而已。
CD：我觉得我的电影里存在一些温柔和人性，而这对我很重要。
BJ：再同意不过了，这也是我喜欢您的作品的原因。当人们说我的电影中存在着温柔时，我说这需要感谢克莱尔·丹尼斯。
CD：哦，拜托，我的意思是说谢谢你，谢谢你让人们相信可以制作这样题材的电影。我很喜欢你最新的电影。
BJ：非常感谢！您说您说英语会不太舒服，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我听到您的声音，那就是您说的英语，那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您回答的非常周到。
CD：我觉得我的思考也不会太快。即使用法语，我也不太快。
BJ：这是您在工作中发现的？还是您成长的方式？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很显然，它也让您成为一位采用与其他人相比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创作的导演。
CD：我想是这样的。成长于殖民时代末期的西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尝试着去理解我的父母、当地人、其他白人，以及尝试去理解作为旁边者身处自由运动想要终结殖民地的时刻。
也许很是幼稚，但是我想事情总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而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他非常乐观，尤其看好非洲的自由运动，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们自由的思考，基于独立的自由思考，而不是基于法国的立场出发。
当我13、4岁回到法国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与周边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一直受到不同的生活教育。我不能像周遭的亲朋好友一样，也许只是我觉得对太多法国的东西格格不入。于是，电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BJ：您提到了您父亲的乐观情绪，因为我能感受到，尤其在您拍摄非洲的作品里，有着一种应该发生的希望和存在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黑人电影人，我和朋友们经常讨论您在非洲大陆所拍摄的电影，以及对此的真实感受。部分原因是因为您个人的亲身体验，而且看上去您非常在乎，这一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
CD：我不仅仅是在乎，而是我知道，即使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了解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呈现的。我知道成为其他人所谓的主人是不道德的，这给了我一种永远的负罪感。
BJ: 您是13岁的时候回到法国，但直到您拍摄第一部电影时，我记得应该是……
CD：39岁。
BJ：我现在刚好是您当时创作第一部电影《巧克力》（Chocolat，1988）时的年龄。那几年发生了什么呢？
CD：我的青年时期并不太顺利。我结过婚，15岁那年就离家出走，我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不过如你所知，68年的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所有的事情都今非昔比了。
我开始对照片感兴趣。我碰到的一个人告诉我，我应该去试着去读电影学校。我花了三年时间在学校里，接着离了婚。我需要工作，当时的校长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因此我就成了助理导演。我喜欢极了。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否会只做一个助手而感到沮丧？不，刚好相反。那简直太棒了。我太希望自己能有出力的价值了。
曾经有那么一两次，法国导演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鼓励我去拍我自己的电影。最后，在和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合作《德州巴黎》（Paris, Texas，1984）时，突然我明白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将是唤醒自己在非洲度过的青春时光。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从《巧克力》开始的话，我将始终处于一种失衡状态。那些我必须要讲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就是如此。
BJ：《巧克力》是那种必须自我表达的体验吧？
CD：是的，但我不是以第一人称进行自我表述。我希望表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一群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不管是好或者坏的原因，我都想表达出这种负罪感，还有年轻的佣人决定不再为白人服务的那个时刻。
我记得非常清楚，伊萨赫·德·班克尔（Isaach De Bankolé，电影里主角的扮演者）的一些朋友劝他说，“伊萨赫，你不要去扮演为白人服务的佣人，那太丢人了。”我说，不，这才是主要内容。
BJ：您的电影成就了不少法国的黑人演员，特别是在巴黎的，伊萨赫是第一个，其后还有阿莱克斯·德斯卡（Alex Descas）。谈到和黑人演员的合作，我认为这和其他演员合作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之所以特别提及，那是因为在法国电影里，那些演员通常不会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CD：是的。伊萨赫现在在纽约。我和阿莱克斯一起看了艺术展览“黑人模特：从西奥多·杰里科 Théodore Géricault 到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Black Models: From Géricault to Matisse）。我告诉他这很奇怪，我觉得它应该被称为黑色的缺失，而不是存在，因为（黑色）太少了。
记得在我拍摄《35杯朗姆酒》（35 Shots of Rum，2008）时，有人真地为此感到奇怪，因为这部电影里根本没有白人出现。于是我想，时的，但是当你过街的时候，你可能就看到同样肤色的人。这不是我虚构的，人们有时候只是一厢情愿的视而不见而已。
BJ：我想换个话题，让我们谈谈时间。您制作电影的方式对我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我无法理解您是如何在时间上来架构您的电影，我曾试着写过，但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我非常努力地尝试去理解。《太空生活》有着任何人都愿意在电影中尝试的最长的时间跨度，但是我看过您的第一部电影是《荒唐周五夜》（Friday Night，2002），它又有着最短的时间跨度，而这两部电影都出自于您的想法。因此，我很好奇，克莱尔·丹尼斯到底是如何处理时间的？
CD：在编写剧本的时候，我就需要弄清楚一些时刻，如果我能看到能顺利完成这个一个时刻，我想，现在可以开始写了因为至少我有了这个时刻，我也很清楚这个时刻将会是理想成片的样片。
我也尝试制作图表——一般会在前一天——但是它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过于抽象了。我需要去感受这些时刻，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我不必说这个时刻是昨天发生的。我只需要继续，一片片的，就像一堵墙，它给我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我在拍摄时可以感受到的此刻此景的情感。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奇怪。
BJ：很完美了。这确实会有点奇怪，因为我已经看过您的大部分电影，但我仍在为之努力。在《太空生活》里您可以送任何人去太空，但您选择了那些杯社会遗弃的孩子。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扮演的角色康复后成为了父亲，但是不能回来了，这个设想富有深意并令人感动。看上去也是非常政治或激进。您知道这很疯狂吗？还是说只论及角色而已。
CD：我无法忍受死刑。对我来说它太不人道了。我知道是有人开枪杀人，但是为了组织化社会而让人们等待着被处决，这是一件极其残酷且无必要的事情，何况，它并不会使世界变得更好。
BJ：我想再次换个话题，谈论下像我的朋友艾米·西米茨（Amy Seimetz）这样出色的年轻电影人。我在萨弗迪兄弟（Safdie brothers）《好时光》（Good Time，2017，也是以罗伯特·帕丁森为男主角的）的戛纳放映时遇见了您。当您知道所有这些年轻的电影人都很钦佩您并从您的作品中汲取能量，您作何感受？您会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吗？
CD：当然没有。我以他人为傲，就以玛缇·迪欧普（Mati Diop，出演了《35杯朗姆酒》的一位女演员）为例，事实上她打电话给我说电影完成了。当然是她完成了一切，她其实并不需要我，但是我感觉这才是我引以为豪的。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年轻女人，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知道她想做什么，而我为之感到自豪。
BJ：是的，您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我想这是您应得的，因为当我和玛缇共进午餐的时候，她告诉我您（在您的一次美国之旅中）组织了她的短片放映，她说这对她意义非凡。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启蒙者，这点您应该要接受。
CD：是的，我接受。2017年我失去了母亲，生命如此短暂，世事难料。能够组织放映玛缇的电影，是我生命中做过的好事而已。
BJ：还有其它好事情。您知道的，当我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忧郁的解药》（Medicine for Melancholy，2008，讲述了居住在旧金山的一对年轻男女）时，有一段《荒唐周五夜》的音乐用在其中。我记得当时和配乐师迪克森·亨茨里菲（Dickon Hinchliffe）谈，他说，你可以使用这首歌，但是必须要征得克莱尔的首肯。这是在《月光男孩》（Moonlight，2018）之前了，您同意了。这个小家伙，你可以使用这首歌，但是您也知道没有什么人会去看这部电影。少数人看了，确实不多。
CD：你可以任意使用我的歌。我，我什么都不拥有。我讨厌这个说法。
｜原文刊于《纽约时报》2019年4月28日P22｜@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