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年輕人在台灣拍片，大環境很困難，資金尋找不易，這也發生在德國嗎？爲什麼要幫助陳駿霖導演拍攝《一頁台北》？看過《海角七號》嗎？對它有什麼看法？
溫：我還沒有去看《海角七號》，如果我去看了就替這個票房又增加了一張電影票的價錢(觀眾笑)。我是會想去看，我對這樣的影片很有興趣，因為它可以幫助其他電影，這對台灣電影是很棒的一件事。有時候電影不需要評價很高，只要它能夠帶起其他電影的票房，就是好電影。在德國也是有這樣的現象發生，有些我根本不在意的電影替其他年輕的電影工作者開啟了一扇門。或許在全世界都一樣，國片在自己的家鄉遠不及在海外來得受歡迎，我的影片在德國就是這樣。(笑)
我覺得雖然資金對年輕的拍片者永遠是一項麻煩，但是缺少資金其實會刺激你的靈感，我看過有電影成本很低但是非常成功，卻很少看到大成本的電影最後拍出來有好的成果。現在拍電影，你有越多的資金就有越多的話不能說，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錢，你想說什麼都可以。
現在拍片跟我們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我們只有膠捲，現在的年輕人有數位攝影機，可以用很少很少的錢拍出很驚人的作品，這對他們來說是個未來的展望，因為不需要仰賴非常大成本的資金來拍電影。
關於陳駿霖導演，我看過他的短片《美》，也看過了劇本，對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非常有信心。其實我每一兩年就會幫助年輕導演來拍片，我也相信我對陳駿霖的投資是正確的。
侯：台灣的環境比較特別；一個行業如果銀行不介入的話，這個行業是很難長期存在的，因為每個行業的資金流動都跟銀行相關。在九○年代初期，台灣一年還有兩百部片子，以前更多，兩百多部，甚至到三百部。當時的資金來源基本上是因為片商他有戲院、有院線，他可以賺錢然後投資在影片裡面。還有他可以從銀行貸款，但他的貸款方式不是用影片去抵押，而是用土地或是房產，是用實際的資產去抵押的。
這跟西方譬如美國或法國是不一樣的，他們銀行可以去評估你的電影然後你用電影去貸款，有些銀行甚至還有投資。所以當市場不景氣的時候，除非你有家產，不然你沒辦法去貸款。新聞局當然有做了一些，但那個錢基本上太小了。假使你要到銀行貸款，假如沒有實際的土地或房屋的話，新聞局可以擔保，但是不見得能借得到，因為銀行還是要評估，他評估還是要看你有沒有資產。所以這個機制假使沒有建立，基本上電影永遠是處在一個很奇特的狀態裡面，就是你沒有一個常態。
那法國他們有抽電影稅要投入電影，每家電視台不管公營私營，要有百分之三的營業額要拿出來，其中百分之二要注入在法國電影裡面，百分之一可以投別的合作案子或是外國影片，這都是硬性規定的，他們建立了非常多的機制。還有CNN的申請，根據你之前片子的賣座程度，他有個點數累積，就依此看能申請多少錢進來。
所以這種機制假使不建立的話，坦白講，就是有錢的資本家可以玩，不然你玩不起。那電影只要市場好，資本家願意投入，有市場之後才有餘力去照顧年輕人。年輕人他沒有負擔、他的成本小、他的題材可以是非常個人，或是非常有他的創意的，這就像是一個大公司裡面的研發單位，但是大公司要非常賺錢才會有研發單位。
《海角七號》有它成功的一個背景，我認為小魏在年輕導演中，處裡演員是處理的最好的，而且他處理的是非演員，他處裡演員非常精確，你看了不會有隔閡，這是很重要的，然後加上片子整個勵志的傾向，從loser到整個站起來，這個過程是台灣目前大家的心理狀態，而且它又好笑。但是這個片子它不是常態。非常好的現象是它吸引了很多觀眾過來，讓這個行業開始重新受到注意，但是正常的資金流動機制沒有建立，還是不行。所以說《海角七號》只是目前的一個狀態，但是這個狀態要怎麼follow？我從以前講這個講到現在已經講太久了，我也只能講到這裡。
問：在拍攝劇情片和紀錄片上有什麼不一樣？
溫：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暗示了劇情片和紀錄片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你去說故事，一個是你去找故事。但是拍攝電影並不是如此，事實上這兩者是相互混合的，當然有些純粹的奇幻電影裡面所有東西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但是我並不是在拍那種電影，我的劇情片中常常會夾雜著真實，就算是紀錄片也可能會有類似虛構的成分。
像是我在拍《樂士浮生錄》的時候，我本來認為我是在拍一部傳統的音樂紀錄片，我們訪問、拍攝他們錄音的情況、拍攝他們在哈瓦那的生活、跟他們一起到阿姆斯特丹，之後我就回家開始剪輯。後來我聽到了他們要在紐約多舉行一場演唱會，所以我就找回我的工作團隊一起飛到紐約去拍攝，當到了紐約我才發現，我以為我是在拍紀錄片，事實上我卻見證了一則令人驚奇的童話故事。這些人來自哈瓦那、穿著擦的亮晶晶的皮鞋，卻在紐約的Economy Hall變成了披頭四，這根本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侯：我非常贊成溫德斯所說的，對我們來說技術是同樣的，但是整個過程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不太一樣的意思是，劇情片你是「再造」，等於是你有個想像然後再造真實。但是紀錄片是你怎麼「呼喚」，然後你呼喚的時候你是面對著客體、面對著人，有時候人面對攝影機的時候，他會假裝、他會不習慣，有些會說假話，但是說假話沒關係，你可以呈現在你的紀錄片裡面，但是你要用別的真實來對應，就是他生活上的細節或事物。
這對我來講太繁瑣了，而且侵入一個人的生活、侵入一個人的家庭或什麼的，對我來說很難，我每次到一個階段就會停，我知道我做的話會非常花時間。雖然我覺得在不願意侵犯的前提下，要想盡辦法做到是有趣的，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這個心情，因為我喜歡再造，因為我感覺再造真實是有意思的。「再造真實」實際上不是真實卻又等同於真實，意思是它像真實一樣獨立存在，我還著迷於這個，所以還沒有辦法在表達形式上去花力氣，譬如說去拍紀錄片。
我頂多幫人家做監製，譬如有一部片要拍一個勞工，但是那個家其實很多不讓你拍的，我就建議那個導演把一個攝影機給那個主角，讓他去拍他家裡的生活，然後你再拍別的，你就有兩個觀點可以來使用。我大概很會做這種判斷和監製，但是要我實際操作，要年輕。(觀眾大笑)
假使我拍的話，我知道我拍不到，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拍到，那可能呈現出來的形式跟我最早設計的完全不一樣，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point，不管拍紀錄片或是劇情片都會面臨這樣一個狀態。攝影機它是客觀的，我們是主觀的在看，有時候它紀錄了某些東西你不知道的，你是事後才會發現的，這是很有意思的。
溫：當你擺上攝影機你就創造了虛構。就像侯孝賢所說的，每個人都會想要去扮演某個部分，就算是扮演自己也是。所以說真實和虛構的界線是很模糊也很廣的，你很難去定義它。
我也發現他和侯孝賢電影中的演員其實都很像來自紀錄片，我相信他們都喜歡演員不要去扮演，而是去做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