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ney Mara in Carol (Todd Haynes, 2015), a film prized by the new cinephilia.
旧迷影文化在过去75年内主导着电影文化，它起源并崛起于二战后的法国，它对作者导演（auteur）以及场面调度（mise-en-scène）有着狂热崇拜。这么多年来，这种迷影文化对欧洲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被认定为“喜爱电影”的一种霸权叙事。一件神奇吊诡的事：本土的东西已经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全世界通用的。
新迷影文化指出了旧迷影文化中的两件事：第一，这仅仅是全世界不计其数对电影的喜爱中的其中一种叙事而已；第二，定义旧迷影文化的作者们大多是一群少数人：白人直男。因此作为回应，新迷影文化想要呈现多元化的声音和主体性，以及呈现大量关于迷影者自身生活和经历的叙事。新迷影可以自如地同时存在于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是一种自我察觉的迷影，因为它把电影爱好者的社会情景（social situatedness）——也就是主体定位（subject positionality）——置于首位。因此，我必须补充一句：写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居住于美国的南亚裔直男，也是一位迷影者。
旧迷影的核心快感主要关于电影美学，而新迷影对快感有更广泛的定义：它不仅看重电影的美学体验，还有更多需求。它的快感来源于对世界的深层好奇以及批判性地参与其中。电影以全新有力的形式教导我们关于人类和非人类的世界。传统的迷影快感是私人的、个人的、向内的；正是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她那篇标志性的宣言里希望打破的东西。新迷影文化向外辐射，为其提供动力的是一种探求精神和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决心。新迷影文化所重视的那么多导演——女性、酷儿、原住民、有色人群——都对社会运动有兴趣，并且认为电影是更大的文化运动计划中的一部分，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已。相比较而言，很少有白人直男导演都拥有这种特性，这也同样不是巧合。
旧迷影的核心行为是评价，包括列清单、排序，创造出高低等级——这些行为对旧迷影文化来说非常重要，同时也广泛地被认为是一种男性倾向。（旧迷影的其中一本神圣作品，安德鲁·萨瑞斯Andrew Sarris的《美国电影》The American Cinema，完全呈现出这种冲动。）在电影文化中，电影的价值是从快感中而来，由于旧迷影把美学快感置于首位，因此长期以来电影美学都用来作为评价电影价值的关键指标。而对于新迷影文化来说，由于其扩展了快感和价值的概念，以生活、主体性、体验、边缘群体世界的电影自动就变成有价值的了。
作者论（auteurism）是旧迷影文化的基石。自从特吕弗提出一个观点“作者导演最差的电影作品也比非作者导演最好的电影作品要天生有趣得多”，作者论就成为了一个精巧的机制，用来不停地增加对少量导演的话语分析，而大多数作者导演都是男性。换句话说，作者论成为了一套“男性占座”式机器（manspreading，原意指男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经常大爷式双腿岔开，占据更多公共空间）。作者论长期以来培养出来的“非男性导演非常稀缺”这个迷思（myth）终于被新迷影文化推翻了。新迷影对于作者论有着矛盾的态度：虽然作者论迄今为止仍高度重视男性导演，但作者论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男性本质主义（male essentialist）。相反，作者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用来作为培养方法，来产出更多尤其是关于女性导演和非白人男性导演的分析、写作和对话。
旧迷影文化自称是开放而包罗万象的，其拥护者长期以来对广泛撒网感到满意，它涵盖了商业片和艺术片、当代电影和老电影、国内电影和国际电影，以及各种类型（genres）的电影范畴。尽管这是令人钦佩的冲动，但实际上旧迷影文化并没有像它承诺的那般包容。传统的迷影文化仍然更重视叙事性的虚构剧情片形式，其它有价值的形式，例如电视剧集、短片、网络剧集和视频、实验电影、甚至纪录片并没有受到和虚构剧情片同样重要的待遇。而边缘群体导演——也就是非白人或非直男导演——在制作虚构剧情片时面临更大的阻碍，因此被吸引去其它部门或平台。这意味着经常由这些导演所制作拍摄的非主流电影形式只能获得较少的关注。
新迷影文化接受了索梅尔（So Mayer）对于“再现正义（representational justice）”的呼吁，旨在追求真正的包容，拥抱尽可能最广泛的电影形式和艺术家（注1）。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导演和电影作品都给予同样的关注度，因为那样就会变成温和的自由派，“给各方分配同样的发声机会”。相反，由于旧迷影文化长期以来给予属于某些主流社会群体的导演更多特权，新迷影文化要将这些关注度全部投入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被边缘化的艺术家，以及对他们最友好的在制度层面被边缘化的电影形式。每一名迷影者的行为，包括说话、写作、引用、策展，一定同样也是介入这个不平等世界的一种行为。
旧迷影文化有种保守的、怀旧的倾向。迷影者的体验（尤其从儿童到成年早期）在这个人的一生中都被珍藏、神圣化、埋在心底。正如莎拉·凯勒（Sarah Keller）所认为的那样，迷影者经常体验到一种焦虑和防备感，当他们对电影的投入面临危险时，他们的快感就受到了威胁（注2）。举一个知名的例子：当女权主义者们发出号召，呼吁大家回避及减少对伍迪·艾伦（Woody Allen）及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这种人的电影作品的批判性及迷影性的关注，这个呼吁出现在了电影（尤其是作者论）文化的排序里，但他们遇到了来自保守势力的有力反抗。
新迷影文化意识到对艺术家和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一部电影的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而起起伏伏，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标准，也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在新知识、新意识、新的关注重点的影响下，我们应当永远对重新评估一部电影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甚至有可能要与之前欣赏的作品进行割席。在当下这个MeToo世界中，电影的全部语料库用新迷影文化的视角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旧迷影文化永远着迷于男性不良行为的再现：偏执的、主导的、恶毒的、残暴的。电影批评煽动教唆了这种不正之风，用一种欣赏性的语言为其背书、鼓励这种行为，并把它供上神坛。“黑暗的”“扭曲的”“挑衅的”“尖锐的”这些词更高频地用于形容由男性导演拍摄（或者关于男性）的电影，而非女性电影。新迷影文化对于这种过度再现既谨慎又厌倦，为了对抗它，新迷影提出一种关于拒绝的迷影文化，拒绝继续将女性服从于直男癌电影中。
你们应该通过种种担忧的声音认识到了旧迷影文化，他们声称当下的电影文化“太政治正确”“完全由道德驱动”“全部都是关于身份政治”。正因如此，迷影文化看似变得碎片化、个体化，电影爱好者社群不再像它曾经（自称的）那样团结了。
然而，对于新迷影文化来说，电影文化的这种团结是怀旧幻想的一种虚构之物，是被强加的虚假的普世主义所宣传和维持下来的虚构之物。只有给予某种身份（白人直男）高于其它群体的特权，欧洲电影文化才能在历史上建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幻象。当今旧迷影文化真正哀悼的是对于文化权威性以及主流身份群体影响力造成的（微小的）损失。
旧迷影文化和新迷影文化不仅仅关于实践，同时也关于意识形态。每一种迷影文化都有其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看世界的方式——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电影品味和感受力。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两种迷影文化并没有行成一种简单的“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二元体系。相反，它们都存在着，在每个迷影者身上都存在着，只是程度轻重有不同而已。
“围绕电影构建起来的生活”是传统迷影文化广泛认可的定义，而在当下，整个世界都处于混乱骚动，我们的地球就处于灾难的边缘，这种出于“对电影的喜爱”而形成的概念似乎不太负责，甚至有些自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完全与当今全球状况产生连结的迷影文化——能够陪伴它，跟随它一起移动、旅行。无论我们对于这种媒介有多么强烈的狂热，世界远比电影更大、也更重要。
注1：SoMayer, Political Animals: The New Feminist Cinema (London: I. B. Tauris, 2016).
注2：Sarah Keller, “Cinephobia: To Wonder, to Worry,” LOLA, no. 5 (November 2014)
｜原文刊于《Film Quarterly》2019年春季刊P32-34 ｜翻译：小双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