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病房悄无声息。但直觉告诉我，每个人都醒着。窗外也是寂静一片，只有雪花在默默飘落，形成厚厚的积雪。1986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霜冻。当然，作为一个坚忍的民族，俄罗斯人早已习惯了严寒和匮乏。但这一次，寒冷却似乎永无止境。每天清晨一醒来，人们听到的就是天气预报的坏消息：又是-40℃。
1986年已经接近尾声，眼看就要迎来新年庆祝活动。然而，看看我身边这些同命相怜的人们，却无一例外地都很悲伤和阴郁。是的，谁会愿意在病房中迎接新年呢？屋外的霓虹灯光映进病房，整个房间都泛着淡蓝色。隔壁铺的男人手臂骨折了。他看上去很强壮，头发乌黑，说话带乌克兰口音。这时，他低吟一声，翻身冲我躺着。我看到了他的脸和闪烁的眼睛。他冲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我试图用小晶体管收音机寻找一个能听的电台，比如那种会播放小提琴或钢琴演奏的音乐频道，但一直没有搜到。所有能接收到的信号都很吵闹。毕竟，整个欧洲都在庆祝圣诞，节日的喧哗霸占了全部电波。然而，在病房里，我听到的却是另一些声音 ：病床发出的嘎吱声，隔壁屋的抽泣声，护士们的说话声、走路声，还有她们手中金属托盘里注射器和针头碰撞的叮当声。这时，短波里传出了一个信号非常微弱的电台节目。在节目中有个男人正用带着口音的俄语播报——是那种确信、实事求是的语调，听上去是在表达准确无误的信息。
“巴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去世……”。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说，塔可夫斯基去世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问，“他是你的亲戚吗？”“不是。”我说。我离开病房，来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楼梯的角落里哭了好几个小时。准确地说，不是我，而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在流泪。眼泪止不住往外涌，我感到呼吸困难。那几个小时里，我的大脑空白一片，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仿佛挣扎于某个痛苦的道德困境，又像是撒旦在狂暴中将我推倒。而之前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我甚至开始让自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毕竟，之前也有过塔可夫斯基去世的传闻。但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这一次，直觉告诉我，塔可夫斯基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但我究竟是在为谁而哭泣？或者说，是在为什么而哭泣？是他吗？是他。是我自己吗？是我自己。
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学生。我总回答 ：不是，绝对不是。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没有崇拜过他。我也不会去接续他的工作，因为艺术家总要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塔可夫斯基选择的路，只有他自己能走。他知道自己要跨越哪片丛林。于是，他努力清除路途中的障碍，朝着指南针的方向，一直向北走——最终走向死亡。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俄罗斯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至少，每个有信念的俄罗斯人都是。
每个俄罗斯人在灵魂深处，不管是出于自主选择，还是出于被迫，都在“努力穿越自己的丛林”。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奋斗，同丛林中的阻碍作战，一路上付出这样或那样的牺牲。有时，我们会碰巧在森林中发现一片阳光之地。那里浆果充盈、草地柔软，往往让我们迷失其中，忘记找寻“希望之地”的初衷，而是选择了在死寂的丛林深处寻找新的方向和契机。于是，我们再也回不到最初简单却诱人的人类幸福。
俄罗斯是“灵感”和“启蒙”之地，欧洲则是“智慧”之地。作为值得被同情的国度，在俄罗斯，每个人都需要帮助。因此，我们很容易发掘内心深处温情脉脉的浪漫情怀。俄罗斯人很难掩饰自尊心，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性格。与其说这一点让俄罗斯人看起来充满攻击性、处世不圆滑，倒不如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性格（不过，这民族现在还存在吗？）。俄罗斯人一无所有——什么都匮乏，未来还会继续匮乏下去。俄罗斯人很穷——他们的钱像是存在了满是破洞的袋子里，总是找不到。从物质角度说，老一代的俄罗斯人倾向于过一天就是一天，这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但在灵魂深处，他们却一直在寻求上天永恒的援助之手。但究竟谁才是救星呢？上帝，天才，还是革命者？
我们的车行驶在列宁格勒的街道。车里冷极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我记不清那天他穿了什么，只是隐约记得有些不太寻常。于是，我对自己说，或许只有他才敢那么穿。他到底穿着什么？还是想不起来。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怎么能连这个都忘记？
后来，我们到了教堂。大家都在等我们。教堂司事是个很友善的人。显然，他知道塔可夫斯基的名字。我们一起做了礼拜。司事跟我们说，“这些是沙皇的坟墓，这些是异邦人留下的踪迹。看，就是这些。你们再看这里。这里的青铜刻字都已经不见了。还有一些游客，一边口口声声谈论着艺术，一边就把纪念碑上双头鹰的脑袋扯掉了。”
塔可夫斯基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想带回去作为模型，制作皇家武器的青铜复制品，然后在黑市上卖掉。现在这些东西很受欢迎，通常都很好卖。”司事说。“其实这不能算是俄罗斯现象。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这样的小偷。”他补充道，听起来仿佛是一个周游世界的人，努力在为自己的祖国说话。随后，他将我们带到了教堂的内殿。
我们走到了一架布满灰尘的旧马车前面。这个场景让人感到阴郁，于是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司事打破了沉默。他说，“当年，就是在这架马车里，革命者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现在看来，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其实，他的很多举措都是进步的，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杀他，就是要扔那些炸弹。这架马车被原样保存了下来。人们说那时门上和座椅上都溅着沙皇的血……”
教堂里很冷。我们走过的地方，鞋子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留下短暂的湿脚印。大理石板擦拭得很明亮，没有一丝灰尘，映出洒落进来的冬日阳光。我们踏着越来越窄的旋转楼梯来到教堂的尖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终我们停留在一扇装着红铜配件的小窗口前。我们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随着吱吱嘎嘎的声响，勉强推开了这扇窗。伸头向外看，我们看到了冰封的列宁格勒。
那一年也是寒冬。我们站在教堂楼顶向远处遥望，可以看到几公里之外的景象。那一瞬间，我们似乎迷失在对眼前景象无休止的思考中。或许一辈子都会这样。不过那天真的太冷了。塔可夫斯基安静地站着，看着这座被冻坏了的城市。我们距离地面有100多米高，但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这次只是在履行例行的参观义务而已。
为此我有点生气，甚至怀疑我的这种不悦已经表现在脸上。毕竟，为取悦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教堂让我们上楼顶。我本以为，他会为此而感激我。但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却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没有表露任何情感。而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站在高处向下俯瞰这座西化的俄罗斯城市的经历。同时，我也不会忘记他回到车上对我说的那番话。
暖和起来之后，他说：“当我意识到是命运选择了我，我就平静了。曾经我也需要面对诱惑，但我抵制住了。在那之后，我就开始相信命运，愿意去完成命运交给我的任务。”宽檐的黑色帽子、长款的黑色风衣。一个在穿着上略显浮夸的男人在酒店大堂里踱步。显然，这身打扮略为隆重了。每个经过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两眼。
我们站在大堂另一侧等塔可夫斯基。这是列宁格勒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早晨，连酒店门厅都显得格外阴暗。我们看到了一个还没睡醒的坏脾气门童。大堂里满是刚煮好的咖啡的香味。按照约定，我们今天要去列宁格勒大学，但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那个穿着隆重的男人正在报摊前晃悠。这时他走到青铜吊灯下面，灯光映照在他脸上。看得出来，他脸上带着笑意，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他是个疯子。他的电影只是自我卖弄。他太傲慢了。他的那些所谓作品，对苏联人民来说毫无用处。他自以为超越了他的前辈，其实只是疯了而已。他的电影看起来特别不自然，都是一些远景，连个正常的角色都没有。华丽的辞藻听起来刻意十足，仿佛是硬生生被塞进那些被虐待的演员口中。伪哲学不过如此。“那些相信他的人应该劝他清醒清醒，摆正自己位置。”这基本上就是苏联著名导演马尔连·胡茨耶夫（Marlen Khutsiyev）对《镜子》的评价。即便是那些同样被主管部门的压力甚至暴力所折磨的同行，也将怒火投向了《镜子》的导演，将他批判得一无是处。而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塔可夫斯基的信念。他是神？天才？革命者？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俄罗斯人。
某些电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及其天赋，就像性无能的人对性能力的嫉恨一样，致命且难以消除。对塔可夫斯基泄愤很容易：只要打着“国家”的幌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便为自己“诚实”的愤怒辩护——毕竟，这群人代表着“整个苏联人民”的利益和道德标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光辉愈加闪耀，他们的愤怒和敌意就愈加明显。每分每秒、年复一年，他们都在代表“国家和人民”拒绝他。他们不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即便创作环境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电影是门艺术。
让我重新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代形式包装下的电影，算是独立艺术吗？我的观点是，当代电影暂时还不能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它更像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性别特征尚不突出，同现实世界中的形式、类别、阶级的关系也尚不明显。显然，电影对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的过分依赖让电影工作者们沮丧不堪。在国际电影市场上，人们有时会鼓吹“综合艺术”的概念——也就是说，电影可以融合各种艺术形式！可惜没有人能保证，这种大杂烩能升华出什么崭新的成果。即便如此，伟大的当代导演仍然发现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只属于电影艺术的品质：时间。
他们将时间的流逝作为重要的主题来研究。虽然“时间”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依然需要依赖戏剧手法去表现，但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电影时间。这种时间被视觉手段创造，只能存在于电影艺术中，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呈现或复制。毫无疑问，塔可夫斯基在努力创造“真正”的电影艺术。这种电影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极其个人化的观念感知和导演个性的表达方式。没有多少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很少。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做的，就是摧毁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先驱，或者表面达成和解，然后再想办法取而代之。
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丧失了谈论艺术的权力，因为我们已经将它彻底框死了。毕竟，那些符合惯例和传统的老生常谈的东西，往往才让人看着更舒服。虽然塔可夫斯基无意攻击任何异议者，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对他的同行（也是他的同胞）造成了威胁。他们嫉妒他的成就，害怕未来他可能发挥出的无限潜力。毕竟，塔可夫斯基已经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有了这种关注，他终有一天会取得胜利。
｜此文选自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我的不朽已然足够》（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2020年1月出版）一书，翻译：仝欣｜曾刊于微信公号“看电影看到死”（ID：movi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