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 Theodor Dreyer ｜©️Morten Bo
小时候，我被卓别林的长片《淘金热》（The Gold Rush，1925）激起了对电影的兴趣，它没有对话，在我看的那个版本里只有卓别林自己担任旁白。他的招牌舞步让我着迷不已。突然间我发现除了贝蒂·格拉布尔【01】和泰隆·鲍华【02】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电影存在。因此，我选择了继续钻研电影史。
俄亥俄州的托莱多（Toledo）公共图书馆存有保罗·罗德【03】第一版本的《迄今为止的电影》（The Film Till Now: A Survey of the Cinema，1930）。卡里加利博士【04】的剧照令人兴奋。通过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和各种租赁机构也只能看到少数的老电影，偶尔幸运的话，还能买到一些。当我把电影胶带托上16毫米的贝尔&豪威尔（Bell&Howell）放映机时，我被另一位伟大的电影大师所吸引——丹麦人卡尔·西奥多·德莱耶。
我从布鲁克林的里德&里德发行公司（Reed & Reed Distributors）找到了他《圣女贞德蒙难记》（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的剪辑版。尽管那只是一个缩减版，但我已然辨识出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影像美感。
德莱耶勇于创新到底做了什么呢？他破觚为圆，斫雕为朴，让被扼制了数世纪的《奥尔良少女》【05】传说走下神坛。这不是一种亵渎，而是用真实的艺术透视人性的内在。
1927年，德莱耶按照乔托【06】风格重建了鲁昂（Rouen）老城，并修建了教堂、护城河和塔楼；他让科雄主教（Bishop Cauchon）和其他审判官一起点燃了火柱。接着，他让圣女贞德绑在火刑柱上再被烧了一次。
《圣女贞德蒙难记》的逼真程度如此明显，以至于在真实事件发生五百年之后的1926年，当这个惊人的探究过往界限的影视化尝试——用一种毫无矫饰还原这件历史著名事件真相的方式——在纽约放映时，第一周就有两位观众受到惊吓猝死于现场。放映被取消了，天主教会（The Catholic Church）要求将所有镜头删除，尽管德莱耶忠实得遵循了审判的原始笔录。
当我获得哥本哈根大学的奖学金时，我很高兴地了解到德莱耶就住在大学附近。此外，从我踏上这个城市的第一刻，我就知道自己爱上这片地方了。学年看上去永无止境，而这里的冬天真的是冰天雪窑。
生活在哥本哈根的人们有一种庆祝春天和阳关的方式，一旦阳光冲破灰暗的云层，他们便会簇拥着进入趣伏里公园（Tivoli Garden），坐在某一家户外咖啡厅里，点上一杯凉爽的塔博格啤酒和铺上北极冻虾的黄油面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里此起彼伏的山毛榉绽放出翠绿的新芽，银莲花和其它绿色的植物散布在柔软的草丛中。天鹅在河流和池塘里悠闲的游荡着。人们开始向城郊的度假区转移。随着响亮的口号声响起，帆船徐徐驶入港口；戴着红帽子、挂着帆布背包和相机的学生们安闲自得地走在路上。克隆堡【07】金碧辉煌的铜顶几乎照亮了整个厄勒海峡。孩子们仰望着天空中展翅飞翔的白鹳，它们从温暖的非洲一路迁徙回归。寒冬的盖子已经掀开，丹麦人的热情欢欣踊跃起来。
正是在1954年如此舒适宜人的季节里，德莱耶着手准备这部新电影的拍摄，这是他长达十几年后重新开始拍摄的第一部新电影，也是他自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期拍摄《复活之日》（Day of Wrath，1943）后在自己的小国家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一年前的11月，一个我认识的人在哥本哈根运河旁的一家鱼店里看到过德莱耶，当天晚上他就飞去伦敦向约瑟夫·亚瑟·兰克男爵【08】寻求他职业生涯中最大项目的资助。德莱耶一直希望能拍摄一部有关耶稣生平的电影，而且在手稿和前期计划上已经花了数年时间，就缺他所需要的最后的一个细节，但是他无功而返。
德莱耶先生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好几个国家的制片人都希望他能够前去拍摄电影，但由于近代的政治历史原因，他并不愿意这样做。“当你看到过一些人试图摧毁你的国家时”，他解释说，“你不能在一两年后就忘记了这种伤痛。”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正直而受苦。丹麦政府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艺术家和坚守信仰的丹麦人，授予他当时国内最出色的电影院之一达格玛电影院（Dagmar Theater）总经理职位。丹麦演员兼导演本杰明·克里斯滕森（Benjamin Christensen）凭借1921年的电影《女巫》（Witchcraft through the Ages）赢得了国际性声望后去了好莱坞继续他的影视生涯，在那里他制作了诸如《走向撒旦的七步》（Seven Footprints to Satan，1929）另类题材的电影。他也得到了类似的表彰，在哥本哈根郊外的一家家族电影院担任管理职位。在德莱耶的指导下，达格玛电影院为观众组织放映了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大河》（The River，1951）、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红磨坊》（Moulin Rouge，1952）、日本电影《罗生门》（Rashomon，黑泽明 1950）和《地狱门》（Gate of Hell，衣笠贞之助 1953），以及美国电影《小逃亡者》（The Little Fugitive，1953）和《卡门·琼斯》（Carmen Jones，1954）。
1953年11月之后，报纸上开始一些风言风语，说德莱耶正在准备一部新电影，一部丹麦电影。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了解他的不屈不饶。他们觉得直到他找到资助启动他关于耶稣生平的项目前，他都不会再拍电影。为何他要一时冲动放弃他那部《耶稣的生平》（The Life of Jesus）呢？
1954年的早春，报纸上的大标题正式宣告了这部传说中的电影正是《词语》（The Word），改编自自殉道者、诗人牧师凯·蒙克【09】的同名神秘剧《词语》（丹麦语为Ordet）。令人费解的是，备受尊敬的瑞典导演古斯塔夫·莫兰德（Gustaf Molander）早在1943年就此改编过一部电影。
在我到丹麦两年前，我曾经写信给德莱耶，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弄到一份《吸血鬼》的胶片，他让我如愿以偿。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我已经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并且跟随我的指导教授艾瑞克·萨克斯多尔夫（Eric Saxdorff）在丹麦电影博物馆研究电影。
六月份的时候，德莱耶打电话给我说，他和妻子在位于哥本哈根和埃尔西诺【10】之间的海边小镇伦斯泰德（Rungsted）租了一座避暑别墅，问我是否愿意去喝茶并讨论下他的这部新电影。
没有丝毫犹豫，我回答说我可以即刻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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