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g of War：穿越战争的迷雾

美国导演埃洛·莫里斯 （Errol Morris）2003年的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讲述了美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福特汽车公司第一位非福特家族总裁、前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所总结的11条战争经验教训。这11条教训中，第9条“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很令人迷惑。

麦克纳马拉是肯尼 迪·约翰逊政府中的风云人物，头脑清醒，冷静沉着，分析力过人，口才一流，被称为“长腿的电脑”，与同样实用精英主义的年轻新政府完全合拍。虽然1960年底麦克纳马拉刚当上福特总裁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资格成为国防部长，但肯尼迪政府组阁筛选中，他的二战指挥官背景和以逻辑分析为本实用主义精神仍使他成为了国防部长的不二人选。那时风光不可一世的麦克纳马拉恐怕不会预料到自己因为走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今后将付出什么样的惨重代价。

在美国，越战又被通称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这与他作为军方鹰派形象代言人指点江山帷幄千里分不开关系。但在埃洛·莫里斯的《战争迷雾》中，85岁的麦克纳马拉与45岁时的自己对话， 似乎其在政府中的作用倒更是制约军方的中坚力量。比如，他高度赞扬了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中，肯尼迪如何力挫军方主战派，听从美国驻苏联大使勒外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的建议与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秘密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毁灭性核战。麦克纳马拉相信若肯尼迪不在1963被刺杀，美国是有可能在1965年底便从越南撤军，避免之后长达十年，屠杀约三百万越南民众，5万8千多名美军士兵的残酷越战。尽管在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上台后，麦克纳马拉与约翰逊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对越南增兵一事上意见不合，并最终导致其于1968年2月的离职（或者说被辞退），他在台上之时仍继续了其鹰派代言人的职责，并在离 职后对越战升级保持沉默，在轰轰烈烈的反战大潮中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众叛亲离。1965年一位Quaker反战组织的成员诺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在麦克纳马拉的五角大楼窗下自焚，抗议越战。1972年，麦克纳马拉在前往新英格兰州好望角的玛莎酒庄的轮渡上被一位乘客认出，那人差 点没把当时已56岁的老头子推下海。而麦克纳马拉唯一的儿子克雷格自学生时代便积极反战，二人关系扑朔迷离，是麦克纳马拉不愿面对镜头提起的伤心事。

在原时长近24小时的采访中，导演埃洛·莫里斯共总结出了11条防止争端升级避免核战的经验教训，如第1条，“理解你的敌人”；第5条，“成比例打击应为战争中的一条指导原则”；第8条，“准备好重新审视你的逻辑推理”等。《战争迷雾》获得了2003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莫里斯的事件重现风格（康奈尔大学宿舍从楼梯上扔人头骨测试撞击对人的冲击力）和在讲述二战中美军对67座主要日本城市进行火弹攻击，烧死烧伤近一百万平民过程中所采取的数字符号从天而降、用美国同等地名比较日本地名，快速剪切以致二者无法分别的手法等都实至名归。但我个人对此片唯一不满的一点是他对第9条，“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总结的重点偏移及篇幅过少缺乏深究。这一条经验教训不仅与其他的指导原则格格不入，倒更像是军方为了利益争夺战或恐怖分子为“圣战”所提出的托辞。

“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的出处原是美国“正义战争”理论的提出者，神学家兼哲学家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eibuhr）在1946年反思二战的责任论。尼布尔认为二战是美国的正义之战，但因为战争双方都偏离了一战中的不打击平民的“正义”原则，美国民众便必须学会接受这种道德负担，意识到“为了行善，有时必先行恶”。

但我觉得莫里斯在总结这条经验教训时忽略了一个实施方向的问题。尼布尔当年提出的行恶以行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回头思考，强调民众要接受一种责任感，乃至罪恶感，不要得意忘形，不应忘记战胜者给战败者的无辜平民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伤痛。麦克纳马拉虽然也是在回顾历史，但他的所有经验教训都是指向未来的，是为了给年轻一代提供参考，在核战时代降低军事打击的可能，为和平铺路。从以史鉴今的角度来看待这11条经验教训，这第9条显然格格不入。

回到麦克纳马拉的采访本身，他在提出行善先行恶的的问题时强调的其实是对“恶”的最小化：

“为了行善，我们必须先行多少恶？我们有特定的理想，特定的责任，意识到有时你必须行恶，但（尽可能）最小化恶的程度。”

把麦克纳马拉的“恶之最小化”与其他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尤其是第5条，“成比例打击应为战争中的一条指导原则”， 这全部11条便凝结一体，共同服务于他后来致力推行的“正义战争”理论，包括对大国核弹头削减和美国参与国际战犯法庭的呼吁。

尽管如此，麦克纳马拉提出“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并非偶然，他以此来在一 定程度上为二战美军的行为和后来的越战开脱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基本代表了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指导原则。在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探讨越战起因的《出类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1972）一书中，肯尼迪内阁的副国务卿，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外交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曾在私人日记中担忧肯尼迪精英一派的实用主义至上原则：“新政府缺乏一种有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坚定信念。”他认为这种一切依赖逻辑分析加减乘除的实用主义尽管在形势宽松时间充裕的正常时期大体总能确保正确答案的推出，但一旦进入国际纠纷边防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不以基本道德观念为基准，而用逻辑思维战胜一切的实用主义则往往会使一个政府缺乏远见，做出牺牲长远利益的错误行动，如1961年的古巴猪猡湾事件（1961年，肯尼迪错误的估计了古巴民众对卡斯特罗共产主义政府的支持，在CIA的支持下运送了1500名古巴流亡士兵入侵古巴猪猡湾，三天后入侵便被镇压。这不仅是肯尼迪新政府的重大军事失误，更是美国重大的政治失误。古巴革命政府和卡斯特罗的统治因此得到了巩固。）。

在肯尼迪进行党内提名的初选时，纪录片《初选》（Primary，1960）曾记录了他在康涅狄格州与民主党另一位候选人 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争夺提名的实况。其中，他在麦迪逊城关于必须挫败越共力量获取冷战上风力量的演说，基本就是对越南的宣战。《战争迷雾》中也多次使用多米诺骨牌在东南亚地图上被推倒的片段来演示肯尼迪政府在60年代初期所坚信的必须通过武力挫败越南共产党力量，从而牵制整个东亚的必要性。《出类拔萃》一书更提到了美国对老挝和越南两种政策的对比。肯尼迪本人虽然不同意对中国的排斥封锁政策，但为了在老政府面前显示出其对红色政权的强硬形象，以及即将到来的下届总统选举，他的公开场合演说仍延续了麦卡锡主义思潮，并继续论证越战的必要性。当然，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说法，肯尼迪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会“重新审视逻辑推理”，所以才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做出退兵的考虑。当然肯尼迪会宣布退兵的观点并不为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认同，但随着肯尼迪遇刺，这也只能成为永久的未解之谜了。

但无论如何，“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都是实用主义思想的一个代表。肯尼迪政府为了确保美国在冷战时期面对共产主义思潮蔓延战略上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便可以置越南的独立诉求而不顾；若不是长达十多年的越战造成了美国5万8千名士兵伤亡，在国内掀起了反战风潮，越南三百万人的冤魂恐怕才不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考虑其行动的道德砝码。在《战争迷雾》中麦克纳拉马谈到他协助柯蒂斯·勒梅将军（Curtis LeMay）对东京进行火弹轰炸，一晚便炸死烧死十万平民，他问是否美国不应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对平民的攻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若美军不打击日本的战斗意志，不彻底摧毁后方援线，美国就必须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对付为日本天皇誓死而战的日本军人，那到时候必须牺牲的便是美国军人。所以，所谓的“行善 先行恶”之真相并无善恶，最终都是你死我忘的选择，是利益落脚点的分别，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丑陋现实。

在詹姆斯·G·布莱特（James G. Blight）和珍妮特·M·朗德（Janet M. Langd）的《战争迷雾：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生的经验教训》一书的最后一章“威尔逊的鬼魂”提供了一组令人胆颤心惊的数字：在19世纪的战争中，平民死亡率是10%；二战中是50%；而二十世纪，也就是“麦克纳马拉的世纪”，平民死亡率达到了75%！然而每一场战争，不管是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楼，还是小布什政府的海湾战争，所有的发言人都打着为人民、自由、正义而战的旗号，滔滔不绝义正言辞。麦克纳马拉说所谓“战争迷雾”是指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变量越来越多，不犯错误简直不可能；但我认为这些战争具象迷雾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迷雾，一层掩盖战争背后利益争夺的真相，令统治者和当权派们一直讳莫如深的迷雾，那就是摒弃道德观的实用主义，那就是“为了行善，有时必须先行恶”的鹰派思潮，那就是用“人民”和“正义”来充当势力扩张挡箭牌的精英主义，那就是用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来为民众洗脑的极权思想。意识不到这点，战争迷雾终将挥之不去，“威尔逊的鬼魂”死不瞑目。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2009年7月6日去世，享年93岁。200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久的奥巴马总统，美国新希望的代表，在履行竞选诺言，承诺从伊拉克撤兵后，宣布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万到3万5千人，但同时设定了三年的撤兵期限。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对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就增兵一事的采访上，两位议员都不同程度的对三年撤兵表现出了忧虑，她们都认为美国必须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因为这事关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