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剧照｜©️DFI
丹麦日德兰半岛就像是从德国本土伸出来的一个大拇指，而韦德索（Vedersø）则位于日德兰半岛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为了到达目的地，我换乘了多次火车，其间还坐了一次渡轮，旅程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公交车。终于，我如愿以偿得到达了位于沃尔堡村（Ulfborg）的一家旅店。卡尔·西奥多·德莱耶和他的团队早已占据了韦德索地区及附近的所有空房。我是从位于西兰岛的哥本哈根出发，穿过了菲英岛（Fyn，也就是穿越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出生地欧登塞市），最后来到了日德兰半岛。
众所周知，丹麦是一个由许多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的每一寸土地都生机盎然。小渔港边排列有序的彩漆房子和铺开晾晒的宽大渔网，随处可见的茂密的山毛榉林是最适合小精灵的藏身之处，还有位于克拉姆彭堡（Klampenborg）的游人络绎不绝的皇家鹿园。巴洛克式富丽堂皇的哥本哈根市全是有着尖耸塔状和陡峭斜面的屋顶，精美葱郁的公园和熙熙攘攘的运河纵横交错，每到傍晚时分，自行车开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亮相。趣伏里公园午夜进行的烟火秀让夜空变得璀璨炫目。城市的郊外，是有着现代化公寓和热闹繁忙游乐场的工人生活区。远及农村，干净的公路边散布着大小不等漂亮的农场，一些房子还覆盖着古旧的茅草屋顶。零星点缀的废弃风车缓和了广阔无垠的平面景观。二战后的十年时间里，丹麦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不过有人告诉我，丹麦真正精神层面的一次变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夏末的夜晚，大部分的哥本哈根人都步行到了长堤码头（Langelinie），向一队英勇的海军士兵告别。船只一艘接着一艘地离开了海湾，驶向了远处的海平线。人们默默得站在岸边直到最后一艘船只从视线里消失。船队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丹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德国侵略者攻陷，而丹麦人在一个夜晚用渔船将犹太人渡海送去瑞典的英雄故事家喻户晓。它展示了生活在这片特殊“小土地”上的居民的英勇气概。一般来说，丹麦人总会保持愉快的心情，他们捍卫自己的社会权利，也以追求宜人舒适的生活而著称。
但是日德兰半岛的氛围在很多方面与丹麦其它部分有所不同。相对来说，它的地貌更为复杂一些。很久以前，为了建造维京人的舰队，覆盖在日德兰半岛上的大批橡树林被砍伐一空，让这片失去保护的土地饱受北海涛浪的冲刷和强风侵袭。土地因此而变得荒芜，逐渐成了一片片孤独疏离的荒野、沼泽和滩湾。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坚持着，并设法种植简单的农作物。在沿海地区，每个农民也都成了渔夫，靠这两种职业养家糊口。
在上个世纪，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开垦土地让土地再利用的运动日益兴起。具体的做法就是划出大片的壤土种上枞树，这样的部分就被称为种植场，或者植树林。二十五年到五十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茂盛的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时，人们可以砍伐掉一些枞树，去林还耕，开始种植黑麦，并留下其它枞树作为屏障保护农耕田。一代人的劳作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代……而且依旧持续着。在沃尔堡村的第一个晚上，我参观了村外一望无垠的种植园，对此备受鼓舞。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太阳穿透浓密厚重的云层隐约地探出头来。屋外阴风凛冽，我带了一口袋的小饼干作为午后点心。德莱耶传来了信息，约我中午时间在韦德索酒店见面。去韦德索还有几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路上我看到的农舍（其实很少）不像村里那些红瓦屋顶的房子，都是盖着茅草屋顶和草皮的；窗前摆放着一盆盆植物；房子的周边，花圃或菜园都被修整得带有些许日本园艺的韵味。
大部分土地都还是粗放的牧场，斑点牛、红牛、黑马还有棕马悠然自得地放牧着。这里几乎没有土地被转为耕地。途中经过一个叫斯达布（Staby）的十字路口边，孩子们在轻风中放着风筝。有四辆轿车和两辆卡车经过路口。我还看到了一只白鹳飞过。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将我从斯达布带到了韦德索。
韦德索只是一个小村庄；它只有一个车库、一家商店，没有其它太多建筑。卡伊·蒙克的教堂就坐落在一个微斜的小坡上，周边围着一圈白色的篱笆。像所有丹麦的老式乡村教堂一样，它以十字架的形状建造，外墙全粉刷成白色。它建于十二世纪，不过在马丁·路德的宗教变革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教堂的主体部分是由哥本哈根城市的奠基人阿巴沙隆主教（Bishop Absalon）的带领下修建的。
这是一座极为简单的教堂：一座高架阁楼位于入口旁的一端；在另一端则陈列着讲坛、洗礼台、洗礼碗和圣坛。它最多能容纳一百五十位信徒。一个毗连的房间应该是在教堂修建几个世纪后新加的，在连接的墙壁上凿出了一个小窗，这样礼拜者就可以看到洗礼台了。从高高的天花板悬挂下来的线上挂着一艘船的模型。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堂中，想象着当年卡伊·蒙克就站在那里宣讲、愤怒得高喊着反对纳粹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些电线当时的震动——它搅动了丹麦的这艘小船。
在德莱耶先生领着我走进了韦德索·克里特（Vedersø Klit）酒店入口的时候，他问我说：“你看到了吗？一缕阳光穿透了黑暗！” 我们在一张桌子边坐下，点了早餐咖啡。“我是上星期三到的，”他告诉我说。“一个星期内，我们只拍摄了三个单一镜头——都是连着拍的。”他搅动自己的杯子，眼睛里闪着亮光。“不过我还担心其中的一个镜头——一辆装满了黑麦的马车，翻过一座桥，从溪流河床的角度往上拍，它几乎太美了，不太适合留在电影里。”
他叹了口气。“你知道吗，我们总是要等一两天才能看到当天的作品。片子必须由沃尔堡村出发的火车送去哥本哈根的实验室，在那里完成冲洗后再送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在沃尔堡村的小电影院里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等待好天气，和计划新的拍摄。”
“现在我们必须要给你在这里安排一个房间，”他继续说，“我自己不得不呆在那个附楼里，就在后面，没有暖炉。我房间里的家具都是鲜艳的粉红色，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有些人不太幸运——每天都要从旅馆换到我们在附近租的私人住宅里。不过我听说，有些度假的人要搬走了。他们一整年都在期待着游泳的季节，我猜，现在他们找到答案了。”
他看了下阴沉灰暗的天空，指了指窗前的碎石上留下的一滩水迹。一辆灰色的小卡车贴着守护神电影公司（PALLADIUM）的标签。在它后面的转角处，停着一辆未卸的拖车，里面摆放着音响设备。除了它和旁边的两三辆车之外，此地空无一人。
“你知道吗？”德莱耶说，“卡伊·蒙克五岁的时候，村子里的一个小石匠死了。小卡伊跑到屋后的花园里，祈祷着那个人从棺材里复活。他相信奇迹，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
“对我来说，最好的信徒是孩子和疯子，因为他们的头脑不太理性，也不像我们一样需要受到客观证明的限制。他们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谁能说我们日常体验的世界是唯一的呢？小卡伊的奇迹失败了，但他的后半生一定是以某种方式继续为此经受心灵的折磨。”
“卡伊·蒙克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孤儿。他的老师都是牧师，而他的母亲更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正是她帮他选择了教职。三十年前，他成了韦德索教堂的牧师。他有空的时候就写剧本，然后把它们寄给了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剧院的回复，他向一个剧评家抱怨，结果剧评家建议这位渴望成功的剧作家回家写一篇关于丹麦农民的作品。卡伊·蒙克做到了，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出了《词语》。”
“在电影剧本中，我删去了只有丹麦人才了解的‘格兰特维基主义’（Grundtvigianism）和‘耶稣传教团’（Jesus Mission）的说法。因此，影片中两个对立的教派将被称为‘快乐基督徒’（Glad Christians）和‘酸脸派’（Sour-faced），前者是由伯格斯戈尔（Borgensgaard）大农场的主人老莫顿·伯格（Morten Borgen）为首，后者是由村里的裁缝、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彼得（Peter）带领。”
“全剧的重点都在于奇迹的发生，所以我也省略了蒙克关于‘后门’（back door）部分的内容——也就是说，在第二版的剧本里，在年轻女子英格从棺材里复活后，蒙克让医生抱怨说，他签发了一张错误的死亡证明。”
“没错，医生本来就不信教。但是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你不能存在着任何模棱两可的意义。如果奇迹不是真的，那整出戏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们走到外面研究了下天空。尽管北风劲吹，但天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你喜欢吃糖吗？”德莱耶问，“来一颗吧，是从挪威山上放养牛的牛奶中提炼出来的，那里长着最甜美的草。它可以做成最好的牛奶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