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最早发表于《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1977年5月13日晚报版；之后添加了黑泽明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合照后重新发表于《索拉里斯》的宣传小册中；随后重刊于《Nihonkai Eigasha》1978年6月刊；再次重版是以《索拉里斯：在伟大地球上对自然的一种向往》（Solaris: A Nostalgy toward Nature on Great Earth）为题发表于1978年3月《影像论坛》（Image Forum）第八十期纪念特刊中。最后，这篇文章以《塔可夫斯基和〈索拉里斯〉》为题收录于《黑泽明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出版社，1988年，东京）中。此文日译英译者为Nostalghia.com 网站的日本作者佐藤公利（Sato Kimitoshi）；以下英译中译者为Cinephilia.net网站一位译者 @迷影翻译
在我首次去苏联访问时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Mosfilm）的欢迎午宴上，我第一次遇见了塔可夫斯基。他身材瘦小，看起来有些虚弱，同时又异常的聪慧，异常的精明和敏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特别像武满彻（Tôru Takemitsu）。只呆了一会，他就有些歉意得说了句“我还有些工作要做”就消失了。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得餐厅所有窗户玻璃都在颤抖。看到我大吃了一惊，莫斯科电影公司的老板意味深长得笑着说：“你知道另一场世界大战是不会发生的。塔可夫斯基刚刚发射了一枚火箭。不过，与塔可夫斯基的合作对我来说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我就是这样知道塔可夫斯基在拍摄《索拉里斯》（Solaris，1972）的。
午餐会结束后，我去了他拍摄《索拉里斯》的片场。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被烧毁的火箭躺在空间站摄影棚的角落里。我很后悔当时忘记问他，他是如何在片场拍摄火箭发射的。这套卫星基地的布景做得很是精美，应该是耗费了巨资，因为都是用厚厚的杜拉铝做的。
它那冰冷的金属银光闪闪发亮，我发现埋在设备里的电灯泡微弱地闪烁或挥舞着红蓝绿的光束。而在走廊的天花板上，有两个杜拉铝做的栏杆，上面挂着一个可以让摄像机在卫星基地内自由移动的小轮子。
塔可夫斯基一边带着我在现场逛，一边兴高采烈地解释，就像一个小男孩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展示他心爱的玩具盒一样。和我同行的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i Bondarchuk）询问他关于这套玩具盒的造价，听到塔可夫斯基的回答时他惊得睁大了眼睛。投资是如此巨大，六亿日元，以至于让曾经执导过有着宏大战争场面的《战争与和平》的邦达尔丘克都大吃一惊。
现在我才完全明白为什么对莫斯科电影公司的老板来说那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了。不过这也需要非凡的才华和超人的精力才能消耗这么巨大的投资。当他热情地带领我看着布景的时候，我尾随其后，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一直想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关于《索拉里斯》，我发现很多人抱怨它太长，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特别觉得开幕时中对自然界的描述过于冗长，但在主角乘坐火箭进入宇宙的卫星基站后，这些层层剥离记忆般与地球自然的告别，将他们自己淹没在故事的最深处，它们几乎折磨着观者的灵魂，就像是一种对地球母亲自然无法抗拒的乡愁，类似于思乡之情。如果没有开篇这一段对美丽自然场景的舒缓漫长的介绍，你就无法让观众直接感受到被“囚禁”在卫星基站内的人们所怀有的走投无路的感觉。
当天夜里，我在莫斯科的一个试映室里第一次看到了这部电影。它很快就让我感到一阵心碎的痛苦，同时激发出一种尽快回到地球的强烈渴望。我们一直享受着科学的非凡进步，但它究竟会将人类引向何方？这部电影成功地勾起了我们灵魂深处的恐惧感。如果没有它的出现，科幻电影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这些想法在我凝视屏幕的时候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塔可夫斯基当时就和我在一起。他坐在试映室的角落里。当电影结束时，他站了起来，带着一点怯意得看着我。我对他说：“非常好。它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塔可夫斯基腼腆地笑着，但很开心。之后我们在电影学院的餐厅里互敬着伏特加。平时不太喝酒的塔可夫斯基那天也喝了不少，他还快步进去关掉了餐厅里正在播放音乐的扬声器，开始声情并茂地唱起了《七武士》（Seven Samurai，1954）中的武士主题曲。
好像为了不甘示弱，我也和他一起唱了起来。
因为那一刻，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就生活在地球上。
《索拉里斯》让一个观众感受到了这一点，甚至只用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能告诉我们它不是一部普通的科幻片。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我们灵魂深处的纯粹恐惧。而它是在塔可夫斯基深刻洞察力的完全掌控之下。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人类未知的事情：一个人独自去探索的宇宙深处；卫星基站出现的陌生访客；时光倒流；死而复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悬浮动感；空间站主角心目中的家是湿漉漉的浸泡在水里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用整个身体挤出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中蕴含的汗水和泪水。而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日本东京赤坂见附外景地的拍摄。通过对镜子的巧妙利用，他将车头灯和尾灯构成的灯河叠加放大，造就了一座复古画面的未来城市。《索拉里斯》的每一个镜头都见证了塔可夫斯基与生俱来的非凡才华。
很多人都抱怨说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艰涩难懂，但我对此并不认同。他的电影恰恰表明了塔可夫斯基是多么的敏感。他在《索拉里斯》之后拍了另一部名为《镜子》（The Mirror，1975）的电影。《镜子》讲述了他童年时代的珍贵回忆，不过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又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心神不宁。是的，乍一看，它确实在叙事上看上去没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关于童年的记忆是不可能自主得以静态的、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安排的。
来自早期回忆的影像碎片经过粉碎破坏组成的奇特序列，给我们人生初期阶段带来了诗意。一旦你确信了这种真实性，你可能会觉得《镜子》是最通俗易懂的电影。但塔可夫斯基却保持着沉默，对此完全缄默不语。他的这种态度越发使我相信他的未来有着美好而又巨大的潜力。
对于那些准备解释自己电影一切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光明的未来。
｜感谢Cinephilia & Beyond重发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