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德莱耶一起的夏天 #03：沙丁鱼和雪茄

午饭前，我们走过沙丘朝北海方向走去，它就在酒店后面约一百码的地方不停地冲刷着海岸线。坚固的混凝土墙帮助保护沙丘不被常年不断的狂风吹散。还有几个大碉堡作为纳粹占领时期的纪念品保留了下来。

“想象一下，”德莱耶说，“像老伯根这样坚强、慈爱的父亲对他的三个儿子感到了失望。大儿子米克尔（Mikkel）虽然有一个好妻子英格（Inger）和两个小女儿，但他缺乏父亲一样的信仰；最小的儿子安德斯（Anders），爱上了裁缝彼得（Peter Tailor）的女儿安妮（Anne）–这对老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另一个和他有着同样的信仰、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约翰内斯（Johannes），却变得精神失常。老伯根，这位原本充满乐观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开始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

他继续说道，“从约翰内斯这个人物身上，这部电影将找到它真正的风格。我必须在《词语》中注入一种可能出现奇迹的气氛，同时让它与日常生活保持联系。生命–生命必须是这则箴言。”

在远处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两艘渔船在与海浪搏斗。德莱耶攀上了一座沙丘。一片阳光像洒下的金子照亮了远处的麦田；云层还在下降。刚才还辉煌璀璨的金光似乎突然被关了起来，我们也开始走回酒店。

德莱耶剧组在餐厅简单的长板桌上坐满了整整三面。墙上挂着一张卡伊·蒙克的放大照片。曾在《震怒之日》中扮演儿子马丁的普雷本·勒尔多夫 （Preben Lerdorff），进来和大家握手，他将在这部电影里饰演约翰内斯。他那惊人的形象正如我们从那些艺术画作中熟悉的留着胡子的耶稣一样。他穿着粗糙的靴子和厚实的羊毛套衫。

我被安排坐在德莱耶的左边。另一边坐在来自皇家剧院的大牌老演员亨利克·马尔伯格（Henrik Malberg），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了。起初，德莱耶先生曾考虑让本杰明·克里斯滕森（Benjamin Christensen）来扮演老伯根。但是，正如德莱耶所说的那样，马尔伯格的“心态”使他成为了角色必然的选择。“这就是你认为某人适合这个角色的方式，你会看到他如何改变自己，直到他成为真实的伯格。”

亨利克·马尔伯格靠过来，将葡萄牙产的沙丁鱼递给我。“这些都是真正的珍宝，”他说，“但对我来说最宝贵的珍宝你可能想象不到。卡伊·蒙克在写《词语》时就考虑让我来扮演伯根这个角色。但是当时与我签约的皇家剧院却拒绝排演这部戏，他们认为《词语》需要小范围聚集得更近一些的观众，而皇家剧院有一千六百个座位。可是当哥本哈根一架小型私密剧院贝蒂·南森剧院（the Betty Nansen）同意演出该剧时，皇家剧院却不肯放我走。直到今天我还为此事感到不快，我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并将这次出演伯根的机会视为我个人的一种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庆祝一下。请吃我的一条沙丁鱼吧。”

我主动提及了古斯塔夫·莫兰德（Gustav Molander）的版本。德莱耶朝着北海和沙丘的方向看去，对此做出了简单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丹麦错过的东西。他将《词语》拍成了一部瑞典道德剧，而没有捕捉到卡伊·蒙克的精神。”

正如马尔伯格后来解释的那样，当莫兰德在1943年拍摄他的版本时，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 （Victor Sjöström）扮演了莫顿·伯根一角。那时候，斯约斯特洛姆已经不再亲自执导电影，他一直以来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出演，最著名的是他在1920年的《幽灵马车》（The Phantom Chariot）中的角色。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后来只做演员（在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等影片中出现），成为瑞典最前卫的角色诠释者。当斯约斯特洛姆在那部电影中得到这个角色时，对马尔伯格来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很快，桌子上就摆满了薄薄的黑面包和白面包、比尔森啤酒和牛奶、黄油、鱼、肝酱、鸡肉、火腿、奶酪、橘子酱和果酱，然后又被清理出空间用来摆放成堆的草莓和奶油甜点，最后又上了咖啡。

马尔伯格拿出了一盒哈瓦那雪茄，递给了德莱耶，还做了一个模拟的鞠躬姿态，“我们很高兴与您合作，德莱耶先生，”他说，然后握住了德莱耶的手–不再是开玩笑，而是真正的热忱–“我必须发表这个简短的发言让您知道，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很有信心。”

那时窗外远处的小山似乎被光笼罩着，剧组里爆发出欢快的叫声，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贴着窗户朝外看去。照映在小山上的光一闪即逝，小山重又陷落了黑幕之中。大家赶紧跑出室外看是否有天气变化的迹象。

我们不耐烦地等待着餐厅喇叭里传来的广播预报，“今晚将会再次下雨，尤其是日德兰半岛的西部地区。”当收音机关闭时，德莱耶又重复了一遍。他为马尔伯格点燃了一支雪茄，又试了下自己的雪茄。“好吧，我们必须得多喝点咖啡了，拜托你啊。”他对一个女服务员说。

他笑了笑，转向我说：“咖啡可以抚慰丹麦人，并使他们与上帝保持联系。为此我们充满了哲理。尤其是在日德兰，咖啡一直是主食，农民们还喜欢在里面加点白兰地。礼拜日的时候，他们聚集在彼此的家中讨论宗教-有时还读诗歌和戏剧。”

“你会看到他们没有忘记格伦德维格（Grundvig^[1]Nikolaj … Continue reading）的教诲，他是丹麦乡村农民的启蒙者。在日德兰半岛持续如此之久的寒冬日子里，一杯温热的咖啡就是最好的慰藉；他们每天都会围着它来做交流。卡伊·蒙克了解他的人民。”

“《词语》这出话剧开始的时候，”他继续说，“有一个一家人喝咖啡的场景。他们自然而然地坐着一起喝咖啡，分享彼此的烦恼。这样的场景对烦恼来说很是完美的。在按部就班的舞台上表演这个场景很理想。然而在电影中，你必须有所表现，不仅仅只是让一家人谈论约翰内斯，而是让他们有直接的行为。”

“一家人在夜里醒来；发现约翰内斯不见了。他下床走出了门外。他的父亲老伯根和他的兄弟米克尔和安德斯在沙丘上跟着他。在荒地的一座小丘陵上，约翰内斯向一群想象中的人布道；而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则在旁竖起耳朵聆听。我想这也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开始。”

“我和蒙克夫人讨论过这个改变；我会向她核实所有的细节并征求她的同意。因为我想公平地对待卡伊·蒙克的意图。所有的内涵都不能改变，我必须完全忠实于原著，就像我按照谢里登·勒·法努（Sheridan Le Fanu^[2]1814年8月28日－1873年2月7日，爱尔兰恐怖小说作家，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有《西拉斯叔叔》（Uncle Silas）和《卡蜜拉》（Carmilla）。）作品的灵感拍摄了《吸血鬼》一样。”

下午的天空依旧灰蒙蒙的，不过德莱耶却很平静地继续说，“当你赋予一部作品以不同的形式时，你必须使它重新焕发活力。你不能仅仅只是单纯地复制。你必须尝试赋予它全部的价值，让它流露出新的光芒。想想《堂吉诃德》。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3]1832年1月6日－1883年1月23日，19世纪法国艺术家、版画家、漫画家、插画家和木雕雕刻家。）、杜米埃（Honoré Daumier^[4]奥诺雷·杜米埃，1808年2月26日－1879年2月10日，法国著名画家、讽刺漫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是当时最多产的艺术家。）和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5]乔治·克鲁克香克，1792年9月27日－1878年2月1日），英国画家、漫画家，以画政治讽刺连环漫画闻名，后为时事书刊和儿童读物作插图。）都为它作过插图，坚持原作精髓的情况下每次都能挖掘出一些新鲜的东西。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创作了一首他最优秀的音诗之一，还有帕布斯特拍的歌舞电影^[6]指G·W·帕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1933年拍摄的同名喜剧歌舞片《堂吉柯德》，有想让费多尔·夏里亚宾（Feodor Chaliapin^[7]1873年2月13日－1938年4月12日，俄罗斯歌剧演唱家，男低音，曾在世界各国众多歌剧院表演，主演多部电影（如《伊凡雷帝》和《堂吉诃德》））出演名角的想法。所有这些作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们都没有辜负塞万提斯。”

他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你知道吗，卓别林曾经想拍一部关于拿破仑生平的电影，由西班牙歌手拉奎尔·梅勒（Raquel Meller）来扮演约瑟芬^[8]指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1763年6月23日－1814年5月29日，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后。。” 他用法语发音念出了这两个名字。

“但他得知美国某个大公司要发行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拍的《拿破仑传》时，他退出了这个项目。你不觉得这对卓别林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与其让一个普罗米修斯带领着大规模的军队下山，不如让他展示更多内心真实世界。”

他的目光短暂地停留在漆黑的天空，“所以我在拍《词语》就感觉我的电影也是蒙克的戏。我肯定这两者是可以相容的。有些人警告我不要尝试蒙克的这部杰作。我必须努力工作以便让他们满意。这意味着，当你下定决心时，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这个坏天气会过去的。最后一扇门会打开的。一旦这些室外场景完成，在摄影棚里我们就不会这样受阻了，尽管这里的任何延误都会让我们受苦，因为合同，每一个合同，都只持续到10月1日。1952年丹麦的夏天非常多雨，我们无法预料今年的夏天会如此糟糕。马尔伯格先生告诉过我，19世纪90年代他尚且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年–沉闷而潮湿。”

亨利克·马尔伯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要回去睡觉了，”他决定，“除非还有更多的咖啡，或者太阳马上出来了。睡觉是打发这种阴暗天气的好方法。总之，我得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要去文布（Vemb^[9]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西部的一个小镇）看一部叫《可爱的女人》（Adorables créatures，1952）的电影。你也一起来吧，华尔先生。”接着他一边用力抽着剩余的雪茄，一边曳步前行，“别忘了，”他回过头来叫道，“旅馆里只有一个浴室。”

德莱耶的助理杰斯帕·格茨查尔奇（Jesper Gottschalch）在旅馆里帮我找了一个临时房间。格茨查尔奇需要驱车前往前往灵克宾海港（Ringkøbing^[10]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西部的城市，目前属中日德兰大区；灵克宾始建于13世纪，当时是丹麦西海岸唯一真正的港口城市。），因为制片人塔戈·尼尔森（Tage Nielsen）借来给《词语》拍摄用的那辆老道奇车的弹簧坏了，必须修理。等他回来后，他会带我去乌尔夫堡，我可以把那边的酒店退掉。

德莱耶送我走到公路上。几分钟后，他将回到侧厅。在他的房间里，他要和安妮（Anne, 格尔达·尼尔森［Gerda Nielsen］饰^[11]译注：这里作者直接用电影里的角色名字来指代演员。）和安德斯（Anders，凯·克里斯蒂安森［Cay Kristiansen］饰^[12]译注：如上）见面，讨论电影里的爱情戏。两人都是没有任何电影表演经验的年轻的学校老师。不过德莱耶似乎并不认为他们缺乏经验会是一个障碍。

我问他们对话场景的结果如何。“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点困难。”他回答说，“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看，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在日德兰岛拍摄有声电影。风呼呼地吹进了麦克风，毁坏了整个音轨。这是另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不过我们必须成功。”

“安妮和安德斯会随着他们的镜头成长的，然后我们就坐等良机。这是蒙克剧场结构无法实现的场景，但是却很适合电影。我们并不总是使用完全相同的场景。”

他解释道，“例如我删除了约翰内斯未婚妻的故事，在卡伊·蒙克的剧本里称她为阿加莎（Agatha）。蒙克解释了约翰内斯疯癫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阿加莎试图挽救他的生命时被车撞倒了。这对夫妇刚刚参加了一场戏剧，那正是一出讲述了神迹让某个人起死回生的戏剧。约翰内斯，这个神学系就读的学生，在沉思于这个主题的时候走上了行车道。”

“当阿加莎躺在棺材里的时候，约翰内斯被发现试图召唤神迹复活她。他晕倒了，醒过来之后就认定自己是耶稣附身。最后当约翰内斯面对躺在棺材里、死于难产的米克尔妻子英格时，他的思想又回到了之前疯癫的状态。”

“我为了电影需要将这些都简化了。阿加莎很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删除了繁枝末节，保留了核心部分。在电影里，约翰内斯是一个执着的神学院学生，有些神经衰落。在临床研究中，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他已经偏执到了妄想自己就是主耶稣的程度。”

“年轻的约翰内斯就像伯根农场所有其他人一样，都非常爱戴米克尔的妻子英格。他相信自己就是基督，认为自己拥有创造神迹的力量；于是他竭尽全力希望能够实现神迹；第一次他失败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第二次的失败则让他崩溃，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耶稣基督。”

“在电影和戏剧中，真正的奇迹发生在约翰内斯恢复知觉之后。他当时已经恢复理智，不再癫狂了，他对赐予生命的话语很有信心，就像英格的小女儿一样。他们一起祈求上帝将英格从死亡中释放出来；这时奇迹就出现了。”

“‘道’（The Word，也就是“词语”）能显灵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信仰。卡伊·蒙克提升的不仅仅只是韦德索一个地方，也是整个丹麦。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他的精神带到世界各地。”

我们快步地走到酒店门廊里躲雨，可是德莱耶还是继续说，对眼前突变的天气和狂风视而不见，“卡伊·蒙克形容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是并不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他是一个不惜代价也要说出真相的人。最后，上帝的精神甚至超越了鲜血和真理。蒙克对着德国人大声指责，就像施洗者对希律王说出真相一样。”

“这样，就在1944年的新年后，纳粹终于把蒙克从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身边带走了；在我们经过灵克宾回哥本哈根的路上朝着锡尔克堡（Silkeborg^[13]丹麦日德兰半岛中部的一个城市）方向走时，会看到他被谋杀的尸体被扔到沟里的那个地方。在那里竖起了一个石制十字架，丹麦人每天都会在那里献上新鲜的鲜花。”

“在《词语》的扉页上，卡伊·蒙克引用了他从一个韦德索农民的遗孀那里听来的一段话。他当时想，如果我们都有像她一样的信仰，那我们可以相信她的丈夫或其他任何人了。她说：“是的，他最好的衣服都挂得很整齐，因为你真的永远不知道，他有可能在某个复活节清晨出现。”

突然德莱耶问我说，“现在你从骨子里感受到日德兰这个地方了吗？它比那边的西兰岛要原始得多。你看这里的土壤多么贫瘠。你看他们的脸被风侵蚀的沧桑。在大厅里，在你转去餐厅之前，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去年冬天被冲上岸的一艘波兰货船。每当铁钟敲响，这里每家每户都会派人出海，——这意味着有船遇到了麻烦或者翻船了。他们有一套制度：每个人都要签到值班，如果他不在，必须有其他人代替他负责。”

“雨小了，应该很快就要停了。你抓紧去办理退房手续吧。他们晚上可能还会生火。如果你快点的话，你还可以赶得及回来喝咖啡。”

他又停顿了下。“现在，您应该可以理解所有当地报纸上能找到的广告口号都是多么的独特和完美。事实上，在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与此具有相同意义的东西！”那是一种声明，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告诉我说：

没有圆桌咖啡就没有精神生活（NO SPIRITUAL LIFE WITHOUT CIRKEL COFFEE）

然后他快步走进侧厅，他要赶去和格尔达与凯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