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爱上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纪录片毫无兴趣，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我知道看的电影录像带（《星球大战》啦，《油脂》啦），还有恐怖片）以及电视上放的希区柯克的那些电影，都是有导演拍的，电影里面有情绪，也有风格。但我以为非虚构的电影都是没有导演的，就像小河流入大海一样流进了一个小屏幕。对我来说，那似乎太日常化、太个人化、太无聊了。
而现在，我绝对爱上了纪录片。它让我觉得充满活力，也让我保持警觉。我怎么会迷上了呢？过去这40年来，非虚构电影发生了什么？
我从1988年开始导演纪录片。当时我二十出头，有了一个想法，把这个想法发给了“第四频道”（Channel 4），然后就成为了负责人。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早期的短片中，但当我在剪辑室里看我的样片时，我觉得“那不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自己的样片缺少了一些东西。我在那些样片身上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也找不到电影的存在。
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自大过，所以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拍出什么电影，更没有想过要拍出什么好的电影，但当我看了第一条样片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纪录片并不是像河流一样一帆风顺的。不仅如此，我还意识到，我并不适合这个行业的工作方式。我的团队相当大，搞设备和技术的都是男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很好，但有一种“男孩玩弄自己心爱的玩具”的感觉，让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要么更加封闭自己，要么尝试打开自己，而我是后者。我在一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纪录片中担任副导演【1990年的《亲爱的戈尔巴乔夫先生》（Dear Mr. Gorbachev ），由伟大的英国导演麦克·格里斯比（Mike Grigsby）执导】。格里斯比有一种独特的电影声音或风格——长镜头，没有采访，配乐中夹杂着电台广播等等。声音很美，就像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的那些极具诗意的英国电影。多么好听啊，但不是我的声音。
后来我看了日本纪录片《前进，神军！》，就像一场充满创意的地震。詹宁斯和格里斯比的电影是超脱的、温柔的、让人产生联想的，而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一个士兵殴打老人的故事，因为这些老人或者他们认识的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杀了这个士兵的战友甚至吃了他们。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无礼，喜欢它的愤怒，喜欢它模棱两可的道德权威，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和另一位年轻的导演马克·福雷斯特（Mark Forrest）一起，导演了《另一个火车之旅》（Another Journey By Train），这是一部关于否认大屠杀的电影，我们带着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去了奥斯维辛，向他们展示了杀人的毒气室。这部影片产生了影响，在第四频道播出之前就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海报上，引起了轰动。
我喜欢这种争议，喜欢这种愤怒，但我也喜欢詹宁斯的诗意。也许我的电影声音可以是“愤怒的诗意”？
大概那个时候起，我就去深入探索了这个问题，因为正好有机会我成为了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的著作《想象真实：关于纪录片》（Imagining Reality: The Faber Book Of Documentary）的编辑。这本书并没有关注任何关于非虚构电影的常规理论的东西。作为一个新兴的电影人，我们用这本书来问一些创造性的问题——如何讲好一个纪录片故事？有什么好的技巧？不久之后，我成为了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并在其50周年之际，决定回顾展应该是“纪录片史上的伟大时刻”。有汉弗莱·詹宁斯，当然还有《前进，神军！》。当年回顾展中只有一位女导演，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她凭借《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获得了她的第一座奥斯卡奖。意识到回顾展中的女导演这么少，于是我从1997年起，开始发掘女性导演。
随后，我又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关于纪录片的转折点，进入了爱上纪录片的另一个阶段。事情发生在我看到苏格兰导演玛格丽特·泰特（Margaret Tait）的短片《可爱的母亲》（A Portrait Of Ga）时，那是一部5分钟的16毫米母亲肖像短片。它没有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没有新纳粹，但它在我看来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完美。我们看到泰特的母亲在户外，在奥克尼的风中，穿着结实的大衣和鞋子，吃着一块化了的糖果。而这是泰特自己拍的，没有摄制组，没有时间表，没有男人们对设备的迷恋，只有她一个人。
哇，电影制作可以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拍我的电影，对于我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内向的人来说，《可爱的母亲》让我感觉到了自由和创造力。而且，我意识到，影片是关于爱的。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对社会的攻击，而且——我在工人家庭长大，经历过三次战争——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我喜欢那些攻击性的作品，也拍过一些，但泰特的电影是一种艺术性的崇拜，是对平淡无奇日常的一封情书。
对平淡无奇日常的一封情书！这个想法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新的千年到来时，它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好像人生开启了两条并行的轨道，一个是在纪录片行业的大世界里，另一个是在我自己不断发展的小世界里。
在纪录片行业的大世界里，纪录片一直以来都与更有商业收益的虚构电影世界关系不大，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崭露头角。诸如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阿莱克·凯西西恩（Alek Keshishian）的《与麦当娜同床》（Madonna: Truth or Dare）、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科伦拜校园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和《华氏119》（Fahrenheit 11/9）等影片成为了纪录片主流。而我们很多人都从这股新兴的浪潮中受益。
而在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我成为了自己的摄影师。我在伊拉克拍摄了《第一部电影》（The First Movie），后来到世界各地取景拍摄《电影史话》（The Story Of Film: An Odyssey）。我喜欢这两部电影，喜欢取景，喜欢选择镜头。当我对拍片的热爱更浓厚时，我就把网撒得更广。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的影片中，还有皮尔乔·汗卡萨罗（Pirjo Honkasalo）的《三个忧郁的房间》（The 3 Rooms of Melancholia），关于在车臣战争中受影响的孩子们。我曾在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上担任客座节目制作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展示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典日本作品。每一次都让我增长了知识，也让我对纪录片的电影性有了更多的感触。
就像一棵树一样，爱也是要经过多年的生长和分枝的。我旅行得越多，越是意识到纪录片不仅是我的旅伴，也是我当初上路的原因之一。我从苏格兰驱车到印度，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像纪录片一样的冲动——远离中心、躁动不安、永远饥饿。
随着纪录片的主流化、我不断发展的电影风格（愤怒的诗意、乞讨式的）以及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戛纳电影节开始接受我的电影【《儿童电影史话》（A Story Of Children And Film）、《奥逊·威尔斯的眼睛》（The Eyes of Orson Welles）】，然后威尼斯、多伦多、柏林和其它许多电影节也都接受了我的电影。那让我提升了自信，也给了我一些权力，我一直在尝试明智地使用这种权力。
比如说，十年前，我不可能拍一部长达14个小时的纪录片，讲述许多被遗忘在电影史上的女性电影人，即使现在也很难。我最新的电影《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影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是在没有电视和电影机构的资助下拍的。如果它的篇幅较短，或者拍的是我们听说过的电影人，比如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凯瑟琳·比格罗（Kathryn Bigelow）或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也许会有一些资金，但这部纪录片的想法就是展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有点像玛格丽特·泰特的《可爱的母亲》：一种“低保真”的爱。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发现了很多东西，比如瑞典导演玛丽安·阿恩（Marianne Ahrne）讲述老龄化的纪录片《行走在老人的土地上》（Walking In The Land Of The Old），以及加拿大电影人安妮·克莱尔·波里尔（Anne Claire Poirier）的《国王的女儿》（Les Filles Du Roy）。以前我不知道这些片，而现在它们是我喜欢纪录片的原因之一。
《女性电影人》正在全球各地放映。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热爱纪录片，对我来说，以前对纪录片不关心，但现在它已经成为让我这样一个害羞男孩变得外向、开放很多的一种方式。
当然，当你接触到别的人、地方和故事时，你会被他们改变。我喜欢不再是以前的自己，纪录片教会了我，我其实没有什么不会变的本质，我会被别人的生活所吸引，为别人的生活而激动，因别人的生活而改变。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电影人，寻找自己的声音是件好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声音正在发生变化。我曾经讨厌评论旁白，后来我喜欢上了它。一开始我只用三脚架和广角镜头，现在我会用手持、长焦镜头、摇摇晃晃的镜头。几年前，我导演了一部叫《原子》（Atomic）的电影，里面有伟大的苏格兰乐队Mogwai的音乐。它没有任何的拍摄，只有档案，但它是对我们对核时代可能回归的恐惧的一种朋克式的表达。它在世界范围内放映，我也一直收到来自广岛、切尔诺贝利、考文垂大教堂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的影迷的来信。
《原子》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我拍摄新纳粹电影时的愤怒。我是在倒退吗？不，我想我永远都会有愤怒，我永远都会想拍出《可爱的母亲》那样温柔的电影。恨与爱，永恒的话题。《女性电影人》里有恨也有爱——“恨”伟大的女性电影人被遗忘，“爱”她们的作品。
我和好莱坞偶像劳伦·巴卡尔（Lauren Bacall）相识，她曾经说过：“这个行业很烂，是这个媒介太伟大了。” 多么真实啊。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恨与爱？而纪录片在电影这个伟大的媒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类型，比如西部片、公路片这样的类型，而是纪录片本身就有很多种类型。
纪录片占据着电影的半壁江山。
| 原刊于《帝国》(Empire)杂志2020年夏季刊 | 译者：小双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