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筒：9月8日，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举行。中国导演许鞍华获得了这一奖项，主竞赛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为她颁奖。许鞍华是威尼斯电影节史上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导演。
由许鞍华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第一炉香》，入围今年威尼斯影展非竞赛部分。73岁的许鞍华在颁奖仪式上说，在艰难的当下，这个奖给她及香港人带来鼓励，她想将这项荣誉带给香港，因为香港是她长大，并度过人生的地方，给她教育、生活经历及机会去实现自我价值，她会帮助年轻的电影人，令他们将来都能够获得终身成就奖。
7月19日，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生成就奖颁给两位杰出的女性电影人：导演许鞍华和演员蒂尔达·斯文顿。而许鞍华更是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作为华语世界最为重要的女性导演，许鞍华获得此奖可谓实至名归。
1947年，许鞍华出生于辽宁省鞍山，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则是日本侨民，她出生两个月后就和家人去了澳门，5岁定居香港，长大后先是进了香港大学进修英国文学，后来又远赴英国学习电影。
她终生未婚，也几乎未曾曝光过恋爱经历，尽管已经73岁，她从没有停止过电影的创作，几乎年年推出新作。某种程度上说，许鞍华几乎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奉献给了她的电影。至于为何拍电影，许鞍华坦诚道：
“在生活上，我没什么约束，不属任何宗教团体，无家庭，年纪、性别各方面都属于社会边缘人，但拍戏我就可以去做。而且我不喜欢任何权力，当然拍戏的时候，权力其实可以很大，但同时也可以很抽离。为拍戏，你可以不断做做做，做完就放手。可以说，理智客观而言，这个身份对我而言非常好，可以用来生活，为何要放弃呢？”
自己的人生经历，许鞍华很少提及，她用半自传性的电影《客途秋恨》来回应。片中张曼玉饰演的女主角和母亲心有罅隙，在陪母亲回日本探亲的旅程中，她才渐渐理解了母亲以及上代人的家国哀思……这也是许鞍华作品中少有的个人印记比较明显的一部作品。
和这部电影表现的相似，从英国回香港后，许鞍华就进入到当时最兴盛的电视台工作，做客很长一段时间的编导后才开始拍摄电影。1979年，那年她拍了处女作《疯劫》，讲述了一桩因为疯狂的恋爱而导致的凶杀案。该片被认为是“香港新浪潮”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一个狂飙突进的电影时代开启。
这一年，同时还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翁维铨的《行规》等作品。此后，谭家明、方育平等人也加入了这波创作风潮，香港电影的风气为之一振。创作上尽管仍然会兼顾市场的需要，但显然，对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改写了香港电影娱乐至上的面貌。
许鞍华在香港电影圈可谓一个异数，几十年来，似乎只有她持续保持着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历史的关注。不论是1980年代拍摄的《投奔怒海》《胡越的故事》，1990年代的《千言万语》，亦或是新千年前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近年来的《黄金时代》，她的作品里总有大时代里个体的挣扎，以及对社会时局的含蓄批判和思辨性。
许鞍华曾表示，自己从老师胡金铨身上学习到“拍电影要有视死如归的精神”，而她此后的创作也是这么做的。1982年的电影《投奔怒海》是许鞍华早期电影作品里最重要的一部，当时她才35岁。电影讲述了1975年越南统一后，一位左派日本记者帮助偶然结识的兄妹逃离极权统治的故事。这样一个题材在当时既切合时局，又颇有现实意义。虽然尽是香港明星扮演的外国人民，却恰恰契合了这正是一个中国故事的隐喻。因为无法在越南实地拍摄，该片实际上在与岘港气候相似的海南岛拍摄。由于彼时的政治环境，台湾当局会封杀在中国大陆取景的演员和导演，最终除了许鞍华，该片所以的主创都以化名出现。
篇幅不长的一部电影，却将南中国和周围复杂的地缘政治牵扯进来，足可以看得出身处香港的许鞍华内心的国族意识和历史观。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也奠定了许鞍华在华语影坛的地位。
1999年，许鞍华又拍了巨作《千言万语》，该片用邓丽君的歌串起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香港左派社会抗争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片子中另外一个比较吃重的女性形象则由香港著名左派电影人鲍方的女儿鲍起静主演，可谓戏里戏外都是历史。
电影的女主角则是许鞍华大胆启用的“艳星”李丽珍，她演绎一位在时代飘摇中被牺牲的女性，因为错爱一个社运领袖蹉跎了自己半生。这部电影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70年代到80年代末期。全片以女性的视角观察香港社运的变迁和衰落，当故事戛然而止，理想也随之覆灭。这样一部电影出现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颇有一些挽歌的意味。
2008年上映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是许鞍华晚期的一部高峰，此时的她将目光放回了香港本土。这个故事来自于香港的社会新闻，天水围地区接连发生家庭纠纷引起的案件，许鞍华就萌生了拍摄电影的想法。
这个地方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社会案件，与当地是香港低收入人士的聚居地有关，他们当中有不少从事诸如长途运输司机之类需要往返香港内地的体力工作。那时候，香港内地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也让一些香港社会的下层男性得以在内地娶到年轻妻子。但婚后生活的不如意，年龄和生活背景的差异等等，让这个地方上演了数个家庭人伦悲剧，引发惨案。
因为涉及新移民的状况，这些家庭惨案被渲染成具有隐喻性质的案件，天水围特殊的背景，这里曾被一些人士渲染出“悲情城市”的意味。许鞍华却反其道而行之，摄了一部温情脉脉的电影。
她在天水围地区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了被新闻报道遮蔽掉的日常生活。尽管存在着诸如离异家庭、不良少年、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但这里依然存在着属于普通人的人情温暖，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香港影评人协会评论该片“以轻盈抗衡沉重，用内敛诗意、生活味道、写实质感、诚挚温情与人文关怀重新建筑天水围城，再折射出我们实在经历的相关故事。”
此后，许鞍华又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讲述天水围地区的家庭悲剧，两部电影一正一反，彰显出导演强烈的社会关怀。电影的介入固然无法那么直接有效地改变社会状况，但却以某种曲折的方式给了观众思考的空间。
香港电影学者罗卡在1985年说过：“就文化的层面上看，许鞍华的作品标示了1949年以后出生的香港中国人的特色：立足中国香港、面向国际而寻根于中国的复杂性格，以及无可摆脱的乡愁和漂泊感。”
学习文学出身的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颇深。她是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多的导演，她拍《倾城之恋》，拍《半生缘》，又筹备拍《第一炉香》。尽管每一部都受到批评和争议，她依然乐此不疲。她还迷恋东北作家萧红，在萧红的人生里看见了和自己生命共振的东西，于是拍摄了《黄金时代》。前文《客途秋恨》则更是暴露了自己作为移民后代对中国大陆的特殊情感。
有意思的是，许鞍华选择的张爱玲都有着个人很强烈的趣味，她的兴趣点不在于张爱玲笔下的细腻丰富的男女关系，不在于人心深处的算计和慈悲，她还是落在小人物在大历史里面的遭遇。可以说《倾城之恋》《半生缘》乃至《第一炉香》既是情节剧，又是小人物的个人史。这些书中的女主角的遭遇不仅仅因为个人所托非人，更是因为时代的离乱。比较大部分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眼光总是超越身处的岛屿，浮城北望。
甚至，她安排《男人四十》的主角是一位中文老师，在中文式微的香港社会中，艰难地度过自己的中年危机。片中让人动容的不仅仅有老师对女学生“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对妻子深沉的爱意和责任，更指向一种更宏大的情愫。
男主角是一个沉默的角色，看上去有些书呆子，迷恋《赤壁赋》就专门买来关于长江三峡的碟片来看。但他的内心却翻滚着不同的情感：他的大儿子其实是妻子和国文老师所生，当年因为暗恋妻子，他承担了这件少女未婚先孕事件的所有后果。多年后，国文老师病重，妻子坚持前往照料，唤醒了他内心埋藏多年的不快。但随着自己也被性感且有才华的女学生吸引，了解到什么是心猿意马之后，他选择了理解。妻子说：“当年想要嫁给老师，现在只觉得他是一个等死的老人”，他们于是在老师临终前一起背诵了《前赤壁赋》……
这些看上去戏剧化的剧情在许鞍华的表现下都显得十分淡然，电影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更符合中国人的中年心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中无处不在的隐喻：衰落的中国文化与消失的三峡美景形成了男主角不可言说的愁绪，它们外化成一桩家庭危机，含蓄地表达了许鞍华的家国情感。
与《男人四十》的家国同构相比较，《女人四十》则反映了许鞍华骨子里的女性主义。在许鞍华这里，女性意识不仅仅在于对女性的书写和赞美，更在于她能发现男性导演一般所不能体察的日常之美。
相较于男性习惯的宏大叙事，女性更精于回归日常，以切实的身体经验来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女人四十》中，她将镜头对准被遗忘的“师奶”，展现一位四十岁的主妇生活里的一地鸡毛。
女主角阿娥是个泼辣的女人，天天在家庭和公司之间奔走，照顾丈夫、儿子和公婆。不料婆婆去世，公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阿娥只能将更多的精力用来照顾老人，却身心俱疲……
这是一部看上去市井气息十足的电影，内里关于生死的讨论却十分严肃。电影没有太多的技巧，被认为是许鞍华返璞归真的作品。电影的台词处处展现了女性对生活的坚韧和领悟：“你知不知人生是怎么回事呀？人生，是很有趣的。”
可以说，这是一部平民女性的个人史诗，她的经历是千万中年女性生活的缩影，许鞍华让日常生活里因为司空见惯而被遮蔽和遗忘的东西被人看见。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传统的中国人伦正在衰退，阿娥家庭的遭遇和代际之间的冲突也是由此而来。许鞍华没有拔高女性命运的悲苦，也没有渲染女性生活的传奇，这是她作为女性导演的自觉性和难得之处。
此后，许鞍华陆续拍摄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桃姐》《明月几时有》等涉及和表现中老年女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从“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在这些电影里，她们不仅仅是母亲，也是具有欲望和生命力的人。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陷，但不乏可爱和令人动容的闪光点。
其中低成本的电影《桃姐》以香港女佣为关注点，独辟蹊径。表现了香港历史中被人遗忘的群体，她们终生穿着白衣黑裤，为主人尽忠……这部电影挖掘了一位最普通的香港女佣人生中的最后岁月，既表达了对老龄化社会的关怀，又是一种以影像记录历史的方式。
许鞍华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心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即使在看上去更为“主旋律”的电影《明月几时有》都可以窥见一斑。电影表现了广东地区传奇的“东江纵队”的抗日故事，主角是一对母女，女主角是视死如归的革命者，而她的母亲尽管只是一位普通的农妇，却也意外卷入历史的历史洪流。某种程度上，电影是去政治化的，它无关乎民族大义，却关于一对平凡的母女，她们在动荡时代中如何以女性的坚韧坚守对彼此的信念。
乍看上去，许鞍华不同于今天的女性主义者，她没有轰轰烈烈的性别宣言，所拍摄的电影很多也与女性处境无关。但骨子里，她的电影是彻头彻尾属于女性的，她始终在用自己的镜头书写一部女性视角的历史，这历史既有大时代，也有平凡的日常。
许鞍华拍萧红，拍出了女作家的“饥饿感”，由于常年的颠沛流离，萧红经常处在一种吃不饱的状态。许鞍华从吃饭入手，拍出了传奇中的生活肌理。《黄金时代》的片名来自萧红的一封信，彼时她在日本贫病交加、感情也出了状况，却因为获得一点难得的写作空间，感慨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到来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选择这段作为萧红的总结，可谓许鞍华对萧红命运的理解。这些年，媒体常有关于许鞍华晚景凄凉的报道，说她终生租房，还要和年老的母亲同住，更有将她每一部新片渲染成最后一部电影。对此，许鞍华多年前就曾表达：拍戏会带给我名利，但现在这方面已不太重要。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反而担心自己的当下的生活可以怎样参与、投入，但同时又怎样可以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