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兰波
2019 年10 月中旬，在平遥影展的“小城之春”厅，我站在万玛才旦导演的身边全程观看了《气球》，这是一部讲述生活在青海藏区一家人面临“计划生育”政策和信仰之间矛盾的电影，延续了万玛才旦一贯的主题：藏人在新时代逼近后，灵魂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放映厅里座无虚席，作为国内首映的第一站，《气球》在这里接受了影评人和第一批观众的热烈喝彩。我则注意到了万玛才旦继《撞死了一头羊》后，在影像语言上的全新拓展和升级。吕松野掌镜下的青海湖畔格外迷人，尤其是片中老父亲灵魂一路奔赴转世的长镜头，处理得诗意又有想象力，略为悲怆的背景音乐落幕后，我无意转过头来，瞅见了万
玛才旦眼中倒映出的一丝闪光。
13 年前，万玛才旦作为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接受过《今天》杂志的一次采访，彼时的他谈的基本还是自己的从影经历，从藏地的一个村落到大学，然后一直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奋斗历程，当时的他只有寥寥两部作品——《静静的嘛呢石》与《草原》，这两部片子充满活力，作者性十足，已经奠定了今日万玛才旦电影的气质和风骨，虽然略显粗糙，且看得出来拍摄经费和经验带来的制约。
13 年后，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序列里又诞生了七部之多，而且屡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影像的精致质感更是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但万玛才旦对电影捍卫自己族群文化、警醒族人的现实意义丝毫没有动摇，相反，他只觉得做得还不够多，还不够好。
万玛才旦自觉肩挑着知识分子的职责，守护着今天日渐衰落的藏族文化，电影和文学都是他的武器，发声呐喊，从而延续这一脉来自世界屋脊的香火。
《今天》：这次在平遥看了《气球》，我觉得“轮回”的意象，是你电影和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和意象。这个最重要的藏区元素在你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里就开始体现，只是不像《气球》这么深入，包括《老狗》里也有，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样去完善这个意象和强调这个意象的？
万玛才旦（以下简称万玛）：我觉得主要是佛教跟藏地、藏人的关系的一种体现。佛教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因果”，承认“轮回”，觉得人的灵魂不死，可以转世。当你在讲述一个藏人的故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自然地进入到你的叙事当中。
所以，藏人的思考、行为，就是基于这点的一个结果，你要基于这些做你人物的设置、情节的搭建。在我的小说或者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就像《气球》这部电影的故事，也是基于这些建立起来的。
《今天》：片中还涉及到家庭矛盾的剧情处理，因为担心影响已过世父亲的灵魂转世，最后激发了夫妻之间的对峙，是要孩子还是不要？
万玛：如果在一个正常的藏族社会，那它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主人公不会遭遇那样的困境，但是，在当下，当灵魂遭遇现实的时候，人在那种处境当中的困境自然就凸显出来了。一方面是信仰，相信轮回，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另一方面是现实，它跟你的信仰有冲突。所以信仰和现实的对立关系，以及人在这种对立关系中遭遇的困境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今天》：你刚才最后几句话，就涉及了藏族文化跟汉族文化两者文明的一些渗透、交流，包括有些矛盾的地方。在《老狗》里，包括后来的几部片子里，都在描绘和纪录藏区“打破旧习俗，树立新文明”的感觉，在《气球》里，甚至直接用镜头对准了那个计生标语。但现在全球文明有个趋势，就是保护原生态的文明。你觉得现在汉族文化的这种渗透，是否是对藏族特有文化习俗的破坏和削弱呢？
万玛：这种现代议题，我觉得只局限在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范围内讨论，还是稍微有点小，这是一个全球各种文明都在面临挑战的时代。任何民族，无论你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或者一个弱小的民族，它都需要面对和处理此类问题，无论是强大的汉族还是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藏族都不例外。
在当下，藏族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怎么去保留自己的文化，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比如汉族，它有一个支撑这个文化的人口基数，有很强大的社会资源，比如说权力，有这样一些基础的东西支撑着，再谈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就会好很多。
比如说汉语言，除了在中国国内，在国外也在通过很多途径方式来推广，比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而一个相对弱势的民族，它想传承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就要面对很多得困难，很多时候，会处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面对残酷的现实，很多人就会做出很现实的选择。
比如说送小孩上学，以前大家自然地就把小孩送进藏语学校，或者以前寺院也可以算是一个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孩要出家，进寺院后，起码要读书识字，再做深入的佛学的学习。而现在的藏人，当面临现实的挑战和困境时，就会做出很现实的选择，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小孩，一般会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因为家长觉得那样孩子才有将来。
《今天》：他们会有纠结吗，做这种选择的时候？
万玛：知识分子家庭一般都会有，普通的家庭，一般也会有一些纠结，但最终还是会从实际出发，会做出更实际现实的选择。我们上学那会儿，初中毕业后如果能考上中专，就能分配到工作，就有所谓的铁饭碗，没有什么现实的压力，学习藏语文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再后来，如果你进了藏语文为主的学校，中专毕业后几乎就找不到工作了，现在，哪怕你大学毕业、硕士毕业，都面临就业难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藏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那毕业之后，可选择的岗位非常有限，越来越少。
《今天》：那对于藏语言和藏区文化，有些什么方法在拯救和保留这些传统？
万玛：汉语，当有一批新的词汇出现的时候，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比如通过大众传媒，以及权力机构去推广和规范。藏语，在以前也是很规范的，所有藏区的作家，卫藏、安多、康区的学者和作家所使用的词汇和书面表达基本是一致的，互相之间的书面交流没有障碍。
但是现在，书面语言区域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了，安多、卫藏、康区的学者或者作家会自然地用带着他们各自的方言和语法结构、表述方式等特点的书面语言去书写，那种共性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了互相之间看不懂的情形。
同时随着一些新的词汇的出现，比如说苹果手机、可口可乐等，一些民间机构会把这些词汇翻译成藏文的词汇进行推广。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权力机构统一去推广，各用各的，很难做到标准化。
总之，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拯救和保留的方式其实很难。
《今天》：插个题外话，现在iPhone 或安卓手机里面，它们有藏文的系统，或者有相关的app 嘛？
万玛：iPhone 比较方便，安卓手机还不是那么方便。我觉得，iPhone 的藏文系统的发明和推广，对藏语的推广还是很有帮助，尤其在当下，很多人可以直接在iPhone 上输入藏文，这对藏文的传播和推广还是很有帮助。
《今天》：但是，这也是另外一种世俗化的切入？
万玛：语言不世俗化，很难延续下去，很难生存。
《今天》：刚才的问题中，除了语言和文明外，还有习俗的问题，家庭生活、婚姻的问题，比如说《气球》里面由避孕套带出多生孩子的问题。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语言和文化，能不能讲讲这方面的冲击呢？就是两种文化的渗透和交流，还包括家庭、平时的丧葬婚嫁等方面的冲击，你的电影基本上是跟这些事务有关，在世俗化和信仰的冲突上，呈现了一些具体的事实和案例。
万玛：这个比较明显，可能身处其中的人不是特别能感觉到那种变化，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很明显，甚至就像被放大了一样，把一切变化都看得很清楚。比如说信仰，以前的话，念经就得自己念或者请僧人念，但现在录音机、唱经机一读、一放、一唱，就完了，大家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觉得这样很方便。
《今天》：你说的这个“方便”是贬义吗？
万玛：有一些贬义和嘲讽的意味，还有一种荒诞感在里面。比如说以前点酥油灯，必须是真的用酥油，现在电灯泡一安、开关一开就灯亮了，就等于点酥油灯了。这种例子太多了，都是方便之门，方便怎么来。
再比如说婚庆、丧葬这些事，我小时候，谁家要办婚庆、谁家老人要过个八十大寿什么的，一般就在过年期间，从过年前就得准备，要准备很长时间，光煮肉可能就得煮个两三天，还要把器具摆起来，很庄重，很有仪式感。现在大家都图简便，叫个班车，到县城订个餐厅，最后买单就算完事了。
《今天》：这个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万玛：随之带来的就是一些观念的变化。
《今天》：我们举例来说，《气球》里面就讲计划生育，而藏人觉得生命的诞生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这其中的冲突怎么解决？
万玛：对藏人来说，生育是一件很自然、很神圣的事情。这次去威尼斯电影节做首映的时候，一些观众谈及这部电影，说片中的议题跟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有相似性，他们的宗教也反对堕胎和节育，所以他们对这部电影很有感触。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跟现实有关系。以前生几个小孩，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自生自长的过程，生出来，过几年就自然地就长大了，如果活不过就夭折了，也会被看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活下来的，长大的就把小的带出来了，自然地成长。每个小孩根据他的天赋和禀性，家长也会做一个选择，可能这个小孩体弱多病或生性有一些禀赋天性，觉
得跟佛有缘，就自然地送去寺院出家做修行人。
但是现在，一方面计划生育影响着，制约着生育；另一方面，现实的压力也摆在那里，牧区农区一对夫妻可以生三个小孩，但他们现在养育两个小孩都非常难，这点，我觉得藏地跟汉地基本是一样的。把小孩送到小学，再上初中，再上大学，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自然的，因为现实的种种压力，就是让你生其实你也生不了的。现在藏地一般家庭都是两个小孩，生三个小孩的都很少，一方面是政策，一方面就是现实的压力让你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今天》：如果遇到在《气球》里展现的那些矛盾时怎么办？比如说第三个小孩已经怀上了，然后因为转世的问题又不能堕胎，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的真实事例的话，那该怎么处理？
万玛：这就是一个两难困境，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电影里说的就是，男女主人公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是信仰层面的压力，男主人公信仰转世，他坚信他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父亲的转世；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压力，你要生出来就要面临处罚。这样，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我觉得女主人公的为难也就为难在这个层面上。
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话，那就只是一个现实层面的压力。可能就仅有来自政策的压力，可能家里条件不好，可能罚款或者小孩上不了户口，或者将来上不了学。这种事情很多，咱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
《今天》：对，汉族基本面临这样的压力。这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想通了，就打掉了；有些人可能就生下来了，交了罚款之类的，总有一个解决方法。但电影《气球》设置的是一种双重的压力，他们若要违背自己的信仰的话，那就是很残酷的事情。
《今天》：像类似这样的题材，或者你关注到的这些问题，你怎么在小说和电影中来分配这些题材，还是说都会涉及？
万玛：其实我小说拍成电影的并不多，首先要看这个小说是不是适合改编，2000 年之前，我也出过小说集，但没有一部拍成电影，我觉得它们大多不太适合改编。而像《气球》，我觉得它是一个适合改编的小说，《塔洛》也是，它确实适合改编，这可能跟我从事电影工作之后，潜意识受电影的影响有点关系吧。
《今天》：那你怎样看待文学和影像互相的改编和嫁接呢？怎样处理这两套不同的语言体系，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实际的冲突或现实中的困难？
万玛：整体上，我觉得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文学是文学，电影是电影，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有些小说是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的，第五代导演改编过很多的小说。
但是，那时候的改编跟现在的改编又有点不一样。那时电影的文本其实不是很发达，编剧很少，尤其那个时候的导演自己动手写剧本的能力也有欠缺，所以大家都把目光放在小说上，在小说中挖掘一些适合电影的素材，像是找到一条捷径。
你看到那些小说的改动其实也很大，像余华、莫言的小说，都被第五代导演改编过，对比着看，你会发现改动还是挺大的。我自己觉得，找到适合的切入点是很重要的。从篇幅上讲，我觉得中篇小说最好改编，它天然就具备了改编的一些元素。
《今天》：剧本的要素。
万玛：对，中篇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其规模和复杂程度，一旦搭建起来，就很容易改编。短篇小说我觉得还是缺一些东西，主要是因为篇幅。如果把一个短篇小说的字数限定在一万字左右的话，剧本大概要三四万字，在原有基础上需要扩充很多东西，除了原有的人物和情节等一些基本得东西，还包括一些意象的设置。
《气球》也是，它原本是一个短篇，把它扩成一个电影长片，就得加一些东西，一些人物设置、情节点需要丰富；另外在改编过程中，作为一篇小说，文学性的东西很多，但有些不太适合影像化表达，这样要么就得去掉，要么就要做一个适合影像的转化工作。
像《塔洛》，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转化工作，有些地方，观众看小说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包括一些对话和情节，但是把它作影像化改动的时候，在脑海中想象这个画面，你可能会感觉到那样的对话和情节很夸张、不太自然，所以得把那些东西果断地去掉。有些地方则要扩展。像《塔洛》里面，塔洛在山上的那个部分，小说描写很短，几句话就带过了，塔洛上山，过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什么的。但电影里如果直接接一个过场，然后塔洛直接回来的话，塔洛出走的动力就不够，没有形成心理上的一个依据。所以，在《塔洛》里面，我们就尝试完全不用台词，完全是通过影像来展现他在山上的生活处境、他自己的孤独状态。这些，我觉得就需要靠影像来实现了。
《今天》：你之前创作的基本上都是短篇和中篇，有没有创作长篇的计划呢？
万玛：有可能，我有时在写一些中篇、短篇时突然会有灵感，就有这种冲动，想写一个长篇，但也不会太长，大概就15 到20 万字的一个小长篇。我不会提前定题材，也不是那种提前准备大量素材再去创作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即兴的创作，写小说也是，当有了一个灵感，就希望集中精力，一两天时间赶紧写完，就像一个抖包袱一样。我喜欢这种创作方式，长篇小说也是，可能会做一些前期的工作，但希望比较短时间内就完成。
在主题上，还没有特别确定的，但肯定不像电影。电影因为种种原因，受到的限制、审查比较多，主题相对比较单一，比如大家觉得我好像老是在拍藏族的传统文化如何面临现代文明和文化冲击挑战等等，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的电影和我的小说其实完全不一样，涉及的方法、内容，千差万别。
《今天》：2019 年出现了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中之一是波兰女作家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她的小说里面有一套神话体系和民间传说的杂糅，再加上对生命本质和对社会的深刻认知，把宗教、预言、神话这些体系全都融合起来。这个潮流好像还不仅是出现在2018 年，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美文学的传统之外，包括非洲，他们都有这种趋势，好像要变成未来文学的一个主流。你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往现实主义方向走。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现实主义表述已经很多尝试了，现在可以回过头去处理更本质、更原始的藏区神话的那套东西，将西藏独有的神话隐喻的体系，反映在自己未来的作品之中？
万玛：这个其实一直就有。可能从我的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到更多，我受到的民间文学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小时候还没上学之前，就听到很多民间故事，然后把这些听到的故事讲述转述给别人听。这是一种文化传统。
现在，这种传统正在慢慢消失，能讲述神话和历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然后愿意听这种讲述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在我那个年代，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口头叙事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传承途径。
《今天》：小时候经常听到什么故事呢？
万玛：很多呀，一些普通的民间故事，里面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和哲理。还有佛经里面的故事，通过一些故事来通俗地讲出一些佛教的理念，比如释迦牟尼本生传里面通过舍身饲虎的故事来讲施舍的理念，从而让这种理念深入人心。
在文学创作上，我确实受到了太多这样的熏陶和影响，后来在兰州读硕士时，因为我读的是文学翻译专业，必须要做一些文学翻译实践，就把小时候受过很大影响、西藏最经典的一部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完整地翻译了出来，还出版成书。那些故事里的叙述语言、对话，都非常地简洁，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今天》：那你想过用电影来反映它们吗？比如说拍一些藏区的史诗性的题材，或者神话题材。
万玛：电影肯定也想啊。确实有很多好的题材，但是电影跟现实的关联太强了，一方面它会面临审查的问题，我想到一个题材，首先要想这个能不能通过，这几年我主要拍现实题材的藏地故事，也是跟审查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实现的可能性，比如投资等等。
藏地题材还是一直处在、而且越来越处在比较弱势的位置，中国电影的主流市场，其实是一个以汉语为主的电影市场。你想把一个史诗性的西藏故事拍出来，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这样的尝试也一直在做吧，比如说《撞死了一只羊》，其实就有一些尝试在里面。《气球》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对死亡的描述，如果只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它可能就不会太费力地表现那些东西。
《今天》：是的，很诗意，很梦幻。
万玛：在这部电影里，老人去世之后，用很非现实主义的方式处理，会增强那种仪式感。藏传佛教讲人从死后到找到自己灵魂的出口中间要经历一个中阴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在送老人去火葬场的路上，就通过那样一个影像，表达藏人对死亡的那种理念。
《今天》：是的，但多了那个意象的话，就多了不同的意味。
万玛：对，其实在做这样的尝试，包括接下来的一个项目，叫《永恒的一天》，是一个大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的电影，讲一天里面一个人经历了他的一生，从少年到青年、中年、老年，一天里面经历四季的变化，从宏观上讲，他其实又是整个藏地的百年历史的浓缩。这也是藏地文化带给我的一些灵感启发吧。
万玛：在中国，怎么说呢，大家都比较强调现实主义，觉得现实主义是很高级的东西。但藏地文学传统里面，其实不是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东西，看古典藏族文学作品，里面其实充满着幻想和隐喻，认为这是比较高级的东西。
《今天》：但它其实可以在探讨现实问题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出口。
万玛：对，包括藏族一些很著名的短篇也是，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的时候，会用寓言的方式。藏族文化，在处理题材的方法上，与汉地文化相比有不一样的观念，觉得很直白和很现实地写是不太高级的。
比如，藏族有一部很著名的文学作品叫《候鸟的故事》，它讲的是这个猴子和鸟类之间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议，后来通过智者的斡旋，顺利解决了。这其实是在讲一段历史，古代吐蕃和尼泊尔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但是藏族作家没有直接描述这场战争，而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把这场战争描述了出来。读者在看这个故事时，如果不了解背景，把它纯粹当作一个动物故事看，其实也很生动，但有了对背景的了解，就会有更深的了解。
所以，古代藏族作家在潜意识中就觉得这样的叙事方式很高级。古印度文学也是，藏族文化藏族文学跟古代印度文学、文学尤其是梵文文化、文学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学修辞学的时候，就得把古印度诗学概论里面大概两千多种修辞方法都要一一学完。这些修辞方法里面写实的东西其实很少。
《今天》：既然在文化上有神话体系的渊源，为什么这几年，尤其是从《老狗》开始，你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以前的《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那时关注藏人信仰和心境的挣扎，相比之下，现在更关注藏人的家庭、社群、生活，包括藏民的整个现状，这一创作上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万玛：可能就是对藏民族现实处境的一些思考和担忧。很多藏族知识分子出于一种责任感，自然地会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关于藏语、藏文的发展和使用。在牧区或者在农区，就像《静静的嘛呢石》描述的一样，语言文字发生了什么样的悄然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一开始是不会有意识到的。有段时间的藏语，一句话中比如要使用五个词汇，但有三个是汉语的词汇，已经到了那种地步。语法结构虽然还是藏语的语法结构，但构成那个句子的主要的词汇都是外来词，这样慢慢地就把语言的结构、语法破坏掉了，想想都后怕。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所以电影创作的侧重点就放在了对藏地现实的关注上。
现实中，因为大家也在担心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也在力图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在语言方面，寺院的一些僧人和社会上的一些学者，他们自己花钱、募捐，把已经渗透到藏语当中的新词汇整理出来，定期地翻译、规范，然后做成书，发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做一些补救的工作，确实也起到了一点作用。
《今天》：这是民间行为，对吧。照理说，应该是政府主导来做这些事情，学术界也要承担整理和维护语言的职责。
万玛：对，主要是民间行为，政府相关机构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效果还是不太理想。卫藏、安多、康区，大家用的词汇有差别，没有一个权力机构强制去推广，这种差别就越来越大了。
《今天》：就是基于这种危机感，你才越来越向现实主义的路子上走的吗？关注整个群体，然后上升到拯救藏族文明的高度。
万玛：一方面是确实有这样一种危机感，另一方面，我会把它当作一种天然的使命。在做电影的时候，我会自然地把自己和这个族群的现实处境联系起来，这可能也是我关注现实题材的原因之一。
但我的小说就完全不是这样，跟现实的这种关联就很少。这个跟创作时你选择使用的语言也有关系。比如说我用藏语写作的时候，就像电影一样，对现实的关注就会多一些；但用汉语写作时，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就不会涉及太多现实的东西。用小说唤醒藏族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源
《今天》：藏区那边看书、看小说的人还多吗？
万玛：还是挺多的，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藏区可以卖到五六千本吧，你看内地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一般的文学作品的销量基本也就这个数。所以写这类题材，还是会考虑让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的，希望大家看了会有一些反思吧。解放后，藏族文学明显受到汉族文学的影响，也有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出现。比如说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等，藏文小说中也有，跟当代汉语文学的脉络其实是一样的。
《今天》：它引发的影响呢？
万玛：大家会反思很多东西呀。比如说关于“信仰”，关于“迷信”。有一段时间觉得你有信仰就是迷信，觉得宗教就是迷信，当时老百姓们搞不清楚“信仰”和“迷信”的区别，当说你有“信仰”的时候，就会说成你有“迷信”。
《今天》：这种现象跟政治运动也有关系。到了现在，因为不像原来那么激进，藏族人也能正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根源，抛去迷信这种说辞，有它自己所珍贵和独特的地方。
万玛：这种意识可能会越来越强。但在越来越强的同时，处境也会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身份的觉醒，慢慢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现实的处境就在那儿。比如你知道母语很重要，你自己不学的话，别人更不可能学，很难传承下去；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压力就在那儿，要生存，不得不妥协。就像家长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孩子将来考公务员，有一口饭吃。你学藏文，你的出路就很少，所以自然就选择了汉语。
《今天》：但是你的电影里没有一部直接描写这些现实，是什么原因？
万玛：这个当然不能直接描写，因为审查。或者会换个角度去说，但是不可能太直接地去呈现。在小说里面，可能还会稍微带到一点。有人曾经就对我的一篇小说提过一些意见，说里面民族意识太强了之类的。
《今天》：是部什么样的小说？
万玛：一篇讲藏语语言危机的小说，主要是讲大家没有意识到母语的重要性。责任编辑后来跟我提到这个事情。这种审查，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今天》：也逼迫你用影像更加关注现实。
万玛：尽可能地去关注现实吧。
｜原文刊于《今天》杂志124期2019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