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杀人犯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对性的克制.”
——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
前言｜近年来，由女性执导的恐怖电影已经不再是凤毛麟角的了。由此也引发了一股新浪潮，许多女作家也纷纷站起来，用强有力的声音支持女性作品，要求打破长久以对女性形象的刻意贬低。
神经学专家让-马丁·夏古（Jean-Martin Charcot）在十九世纪末完成的关于癔病的研究资料给人们留下了一堆女患者的照片，照片中她们以各种极端的、扭曲的姿势躺着，人们认为这些女人都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也使得她们在之后成为许多恐怖电影的主人公素材。
驱魔类电影也诠释了为何恶魔最完美的犯罪对象是女性，因为“女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和不洁的、脆弱的、不堪一击联系在一起。和恐怖片不胜相关的2016年的纪录片《自由号》（Liberami，2016）中，也出现了人们倍感兴趣的关于性别的内容。导演费德利嘉·迪·贾科莫（Federica Di Giacomo）记录下了在意大利教堂里进行的一系列驱除恶灵的仪式。电影中，还出现了一些大众心中固有女性形象的角色：邪恶的母亲、勾引已婚男士的女秘书、妓女，当然，还包括癔症患者。
由雷·詹尼亚克（Leigh Janiak）执导的2014年上映的电影《蜜月》（Honeymoon, 2014），讲述了年轻女子贝娅（Bea）从刚结婚的蜜月期，一直到后来改变的全过程。在最近的奇幻和恐怖电影中，妄想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恐怖元素——《存身》（Take Shelter，2011）、《科洛弗道10号》（10 Cloverfield Lane，2016）、《致命邀请》（The Invitation，2015）等电影都运用了这一元素。在《蜜月》的结尾，丈夫开始怀疑妻子，他认为和她一起生活的妻子已经不是原先的人了，而且还分裂成了很多个人。然而，它所要表达的可能也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女主人公身上产生的症状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她不再想扮演一个完美的、快乐的、脆弱的妻子了，婚姻中所出现的矛盾也让她觉得需要改变。贝娅冰冷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癔症具有的一种不稳定状态，这被视为女人典型的特征之一。《蜜月》里，丈夫的惊声尖叫不止象征着面前的妻子不是原来的妻子，也具有上述的双重含义。
《蜜月》是最近几年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影之一，它标志着女性执导的奇幻和恐怖电影开始盛行。《魅惑》（The Lure by 阿格妮斯卡·史莫珍妮斯卡 Agnieszka Smoczynska, 2015）、《爱之女巫》（The Love Witch by 安娜·比勒 Anna Biller,2016）、《致命邀请》（The Invitation by 卡瑞恩·库萨马 Karyn Kusama，2015）、《生吃》（Raw by 朱莉娅·杜可诺 Julia Ducournau,2016 ）、《鬼书》（The Babadook by 詹妮弗·肯特 Jennifer Kent,2014）、《女劫》（XX by 卡瑞恩·库萨马 Karyn Kusama，2017）、《永远闪耀》（Always Shine by 索菲亚·卡塔尔 Sophia Takal,2016）、《美国玛丽》（American Mary by 索斯卡姐妹，2012）、《先发制人》（Prevenge by 爱丽丝·洛维 Alice Lowe,2016）、《独自夜归的女孩》（A Girl Walks Home Alone at Night by 安娜·莉莉·阿米普尔 Ana Lily Amirpour，2013）等都体现出当代女导演们在对待性别问题上有趣的见解。
“女性视角，酷儿视角和黑人的、亚洲的、拉丁的、穆斯林的、被迫害的视角都是有必要的。这些声音讲述了另一种历史，没有这些声音也就不存在进步的希望。大体上说来，人都是渴望前进的。而权力机构和权威组织的愿望通常是与之相反的。”
——凯琳·库萨马（Karyn Kusama）
女性导演恐怖片早已经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事情了，但重要的是，这种电影如今不再是凤毛麟角的了。因此，这些女性执导的电影的意义也可见一斑，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记录的视角，使人们了解到女性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的经历以及困难。同时，它不仅打破了原本的性别规则，所创作出的关于女性题材的内容，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某些词汇的理解，比如：母性（《鬼书》）、青春（《詹妮弗的身体》）,《生吃》）、伴侣（《蜜月》,《致命邀请》）、爱的渴望（《爱之女巫》）。
新兴的女性电影人都会回归到最初那些一直伴随着女人的恐怖（和厌女的）标签：癔症、迷信、女巫。在2016年的《爱之女巫》中，安娜·比勒（Anna Biller）从七十年代的电影手法和女巫故事上汲取灵感，在电影里充分表现出女人对罗曼蒂克爱情的渴望。在某个片段中，其中一位角色解释了女人们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实施巫术。深入剖析的话，可以发现比勒表达出了某些与比拉·贝德拉沙（Pilar Pedraza）在《女巫、蟾蜍和妖魔》（Brujas, sapos, y aquelarres）这本书里所写的类似的东西：“除了获得快感和统治权，把所刻画出的东西和被他人标榜的东西塑造成主角，并为之所用。”这是视角的问题。在最新一期的《GQ》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德西莱·德·费兹（Desirée de Fez）（她曾写过一本介绍恐怖电影的文集，还写过关于锡切斯科幻电影节（Festival de Cine Fantásticos de stiges）的一些书），借鉴了《致命邀请》导演凯琳·库萨马（Karyn Kusama）的一句话：“女性视角，酷儿视角和黑人的、亚洲的、拉丁的、穆斯林的、被迫害的视角都是有必要的。这些声音讲述了另一种历史，没有这些声音也就不存在进步的希望。大体上说来，人都是渴望前进的。而权力机构和权威组织的愿望通常是与之相反的。”
《爱之女巫》（《The love witch》）的女主角伊莱恩（Elaine）一边调制着用尿液和经血做成的汤药，一边说道：“月经并不是件恶心的事，流血的女人反而是美丽的”。凯瑟琳·布雷亚（Catherine Breillat）早在2004年的电影《地狱解剖》（Anatomie de l’enfer）里也发明了卫生棉的特殊使用方法：把它放入一杯灌满热水的杯子中，就好比它是一袋茶包。我之前提到的话题：母性、月经、癔症、青春，都是最近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恐怖电影的一些主要元素，它们贯穿整部电影。所以，当我们提及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同时，说到导演朱莉娅·杜可诺（Julia Ducournau）在2016年把她的电影《生吃》搬上大荧幕，以及《切肤》（Dans ma peau by 玛丽娜·德·范 Marina de Van,2002）和《日烦夜烦》（Trouble every day by 克莱尔·德尼 Claire Denis,2001）这两部由女导演完成的剖析肉体的经典之作时也不会感到突兀了。
现代女性导演的恐怖电影中还伴随着女性表象的一种螺旋式特点，在男性执导的电影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2012年德鲁.高达（Drew Goddard）的《林中小屋》（The Cabin in the Woods），2015年托德·施特劳斯-斯古尔森（Todd Strauss-Schulson）《幸存的女孩》（The Final Girls,2015），这两部影片放弃了营造魔幻的氛围，转而全力塑造一种典型人物，比如“幸存女孩”（final girl）。卡洛·J. 葛洛佛（Carol J. Clover）在她的著作《男人、女人和电锯》（Men, Women and Chainsaws）中给主人公的形象定位为孩子气的，纯真的，他在做了看守之后，最终成为了一名杀人犯，并且为了向别人讲述他自己的的故事而活。在他的文章里，葛洛佛借鉴了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话来说明为何无性人的存在并不代表着贞洁的胜利，“女孩和杀人犯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对性的克制，”卡朋特如是说。
从这点上看来，时至今日依旧存在着一股在社会意识中抵制女性从恐怖片中崛起的潮流，他们试图彻底消灭那些藏在社会最阴暗角落里的天主教所营造的幻象，而这些人在守旧主义的面具之下，隐藏着的是一颗破坏社会和谐的心。
｜翻译：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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