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德莱耶《葛楚》在巴黎的首映式，（从左到右）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特吕弗和德莱耶｜©️DFI
1968年3月份丹麦导演卡尔·德莱耶（Carl Th. Dreyer）逝世后，丹麦电影学会杂志Kosmorama记者欧尔·米歇尔森（Ole Michelsen）采访了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这篇短小的采访发表于Kosmorama杂志1968年6月刊。
欧尔·米歇尔森（以下简称”OM”）：德莱耶的逝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以下简称“特吕弗”） ：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人(cinéaster)之一永远离开了！这个噩耗对我来说有点突然，因为半年前我还在巴黎遇见过他。当时他认为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好，还向我谈到了他的大部分电影。当时很难将他想象成一个将要过世的人，而且他心情确实很好，我是真希望他能够再拍摄一些电影。
OM： 他的作品对您自己的电影存在什么意义和影响？
特吕弗： 这很难说。我是在电影俱乐部和法国电影资料馆(cinématequet)里发现德莱耶的，特别是他的《吸血鬼》（The Vampire，1932)和《圣女贞德遇难记》（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而对他其它电影我还是有些距离的。他和其他伟大导演一样，他们的电影在巴黎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星期人们可以就看到《震怒之日》（Vredens dag，1943），另外《词语》（The Word，1955）在法国也算是一部经典之作。
我不能说，他作为一个电影人（cinéaste）对我影响很大。他工作中带着一种能量，是我难以企及的，远的就像是伯格曼工作时伴随着的能量一样，他就是属于这样一些电影艺术家中的一员，或许在这个世界中只能找出十个人。像布努埃尔、罗西里尼、伯格曼和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这样的人，人们可以认为，他们完全是被电影艺术掌握和选择的人，他们只拍摄他们想拍的电影，并且能够不做任何妥协地将电影导演们的梦想用最佳的方式变成现实。——我知道，德莱耶一直希望他的电影能在好莱坞卖座，虽然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不过或许正是这点成为他的一个优势，因为在所有欧洲电影导演中他是最不“好莱坞式”的一个。
我只能说，他去世的噩耗太令人心痛了！
OM：他想拍摄耶稣电影的梦想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特吕弗：在这方面他和其他所有那些伟大的电影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总是梦想着拍摄不可能完成的电影，就像奥森·威尔斯的唐吉柯德、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的《神曲》（Den guddommelig komedie）。
OM：尽管德莱耶有着北欧背景，不过他在法国得到的接受度和赞誉都远远超过他在丹麦的。您怎么样看待他与法国之间的这种联系呢？
特吕弗：首先德莱耶将他大多数电影选择在法国上映，而法国人在善于发掘天才和智者上拥有良好的声誉；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显得过于不忠和善于遗忘，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伯格曼和布努埃尔身上，当时身在墨西哥的布努埃尔景况不佳。德莱耶非常喜欢法国，几年前我们和他一起在这里相遇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开心和激动。完全是出于对他的敬意，那个下午二十几位从未在一个房间里相聚过的电影导演为了他而聚在一起，而现场德莱耶的谈吐令人叹为观止。
OM：那么您的意思是说，德莱耶认为自己的电影难以企及过于艰涩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法国人的认同？
特吕弗：并不需要如此。法国有很多像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这样的导演，我强调的是看他的电影在很多方面也会让人想起德莱耶，不过我也想强调下他们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地方。
OM: 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
特吕弗：哦，这很难在细节上进行表述，不过布莱松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演员合作。在表演中他更喜欢尝试保持一种中立，这不是德莱耶想做的。德莱耶，我觉得他更喜欢戏剧。不，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另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对我来说谈论德莱耶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发现他是这样一个导演，那就是想评论他的电影也很困难。有好几年时间我曾经作为影评人在刊物《艺术》（Arts-Lettres-Spectacles）发表文章，我有过唯一的一次难以下笔的狼狈感，那就是在我需要评论《词语》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如此完美，但与此同时却无法找到任何言语去表述它。我再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伦敦，当时我在那里拍摄一部英语电影。我对这部电影的一切感到惊讶，人们或许不需要去谈论技术细节，不过作为一个电影人而不是一个影评人的身份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瞬间，比如当电影里的主人公死了，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穿着星期天鞋子（Søndagssko, 指在周末或假日穿的鞋子），与此同时人们可以在电影的前一个镜头里听到鞋子发出的响亮的嘎巴声，那种鞋子人们是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穿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竟然几乎让我当场潸然泪下——这是较之于我难以企及的主题自身还要更高一层的东西。
OM：您的意思是，对于法国新一代的电影人来说，德莱耶存在着一种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普遍被人称为“新浪潮导演”的他们。
特吕弗: 对此我不太确定，即使在戈达尔早期的一部电影里就有对德莱耶明显的敬意，那是 《随心所欲》（My Life to Live，1962），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a）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就是《圣女贞德遇难记》，电影还在很多方面带着德莱耶式的安静和审慎。除此之外我很难确定人们在谈论某些影响的存在，不，德莱耶有部分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
｜原文发表于Kosmorama杂志85期1968年6月刊 P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