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可以被称为一个社会讽刺家、哲学家、诗人、疯子、编舞者、人物肖像画家、心理学家、记者，是一部行走着的相机镜头、一位出色的色情作家，更是一个电影导演。他很显然是一位意大利人。需要花费海量的笔墨才能刻画出上述提及他的方方面面，但是，还是有少数的评论人和批评家不惮其烦得收集了拼图中的所有小块，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名叫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男子，凑巧的他还是一位意大利电影导演。
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按照他夫人朱丽叶塔·马西纳（Giulietta Masina）的说法——费德里科唯一会脸红的时刻是他说真话的时候。费里尼非常随和包容，友好待人，但他在访谈中喜欢顾左右而言它。不过在经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数以千计的访谈之后，谁又不会变成这样呢？他的回答通常是随机的，这要取决于他当时的状态。当他和来自英美或者北欧国家的使用英语交流的记者对话时，他常常会依赖翻译来进行，尽管他自己可以说流利的英语。经常发生的是，他当时给出的信息很多只是源自他漫无边际的自由想象。当一段访谈出现冷场的时候，他最喜欢说的关于他自己的童话故事之一是“有一次我跟着一个马戏团离家出走了……”。但是很快他母亲就会笑着说出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的，他确实参加了马戏团的演出，并且在演出之后得到允许随团去了十公里开外的另一个地方；只是后来几个朋友去把他接回来了。
然而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他的父亲是一位销售葡萄酒和食品的商人，经常出差；他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当他和弟弟还小的时候，他们租了一个小店，为过路人画即时漫画肖像。战争期间，当时像超人、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和米老鼠等美国连环漫画还没有流传到意大利，所以费里尼在一个出版社得到了一份工作，专门仿造这些漫画系列。他还参与了幽默杂志的工作，撰写滑稽讽刺剧；还经常跑去罗马，在威尼托街头（Via Veneto）给人画漫画肖像；又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了电影世界，先是当演员，然后是写剧本，最后成了电影导演。也算是美梦成真了。对于当时成千上万充满想象的年轻人来说，在战争期间的某个周六下午去影院看一场电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呢。
不得不承认，与其说里米尼（Rimini）是拉丁式的，不如说更像是拜占庭式的。他们和罗马人之间的区别就像是丹麦人之于芬兰人一样明显。整个亚得里亚海岸线一带的居民都比较保守内向，并且他们的幽默感更倾向于讽刺。费里尼在很多方面就是他故乡的典型代表。罗马人比较容易见异思迁，而我们的拜占庭朋友则有着更强的忍耐力和心无旁骛的专注力。
随遇而安是意大利人最伟大的天分之一，看看那个为了阻止法西斯和共产党而拼凑起来的基督教民主政府。它仍在蹒跚前行。但关于费里尼随性而为的说法则有点言过其实。坊间流传着不可磨灭的传奇，那就是他每天拍摄的场景都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临时提纲——类似于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的表演。只是传说并不是真实的。他的剧本其实在开拍很久前就已经写好了，并且经过多次润色修改，而最终拍摄完成的电影一般和剧本的吻合度都非常高。但在那些细节和涂鸦中，上演着他数以千计的幸运的即兴发挥，例如在拍摄《爱情神话》（Satyricon，1969）中“特里马尔奇奥的宴会”（“Cēna Trīmalchiōnis”）场景的前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要求布景师达尼洛·多纳蒂（Danilo Donati）在墙上用马赛克制作一副英勇的特里马尔奇奥的画像。他希望展示给拼贴马赛克的工人们看，如何才能做出一个清晰的井喷效果的画像。一直挺有耐心的多纳蒂也忍不住大叫：“我要拿什么东西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做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奶油糖果？哦，是的，就用这个了。”一辆卡车开去罗马采购了成吨的糖果，当时市场上的这些糖果是当附身符来卖的。就这样那副巨大的马赛克肖像于一夜之间完成了！除此之外，电影中的大多数首饰是用很多不同种类的意大利面做的。这些面镀金后被黏贴在一起。特里马尔奇奥的巨大红宝石胸针其实是一颗红莓硬糖。
与大多数意大利导演不同的是，在论及政治和政客时，费里尼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讽刺性。他的主张比大多数人都更为国际化。他主张所有人从小就要开始学习至少三门语言，除此之外，还要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就算你只能说某种语言的片言只语，但它仍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也许外面是漆黑一片，但你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空间和其蕴藏的可能性。
费里尼那些微妙的玩笑并不是能被所有人感受到的。在电影《鬼迷茱丽叶》（Juliet of the Spirits, 1964）中，由瓦伦蒂娜·格特斯（Valentina Cortese）饰演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一个清晨来到主角家中的花园里，她看到了草坪上的水珠中折射出来的阳光，惊叹着说：“……露珠，看看它啊！那是草坪上的钻石，像是被宣判了必须瞬即消失的钻石！看这些露珠啊！”但是就在她的身后，一只若隐若现的老旧的草坪自动洒水枪正卖力地工作着。这就像是费里尼在说：——人们想着当下所想，人们找到自己所愿。就像《八部半》中的那位评论家，非常肯定地告诉主人公导演，他所读到的这个剧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部电影。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你就会发现那部剧本正是电影《八部半》（8½，1963）。
有一些费里尼的幽默其实和剧本或电影都毫无关联。在电影《八部半》豪华水疗中心所有侍者都是《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有名衔的人物，而酒店的客人是他从养老院或穷困地区找来的普通老人。我认识起码一打以上的导演，也见识过他们的工作，但我仍然对费里尼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娱乐感叹为观止。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精彩的游戏，而他有着权衡一切的能力，对从自然景观到人物命运的把握都了然于胸；而他所从事的并不是为了感受权力，而是着迷于尝试让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可行性，并乐在其中。而费里尼与其他大多数电影导演的不同点在于：他不做任何裁决，而是把他所能找到的证据呈现出来。那是为了证明什么呢？他想证明的是：不存在任何裁决，而诉讼将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他想证明的是：那些不可预见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会主动现身；他想证明的是：没人是目击者，但是每个人都牵连其中。而陪审团离席去吃午饭了。
谈论“信仰”是危险的且不合时宜的，但是费里尼的作品中仍旧总是体现出一种“信仰”。就像他自己谦虚友善的为人一样，好像他在指出，不管怎样，总归还是有些东西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种无言的信仰，比基督教还古老，比时间还为久远，一种人类信条的多样性和坚固性的感受。并且理所当然的是，他总是站在诸神、疯子、诗人和妓女的一边，对抗以满足腐败官僚贪欲的虚假的圣言，按照这种圣言所谕，就好像官僚们的任务就是决定剩下的人们该如何去生活。如果人们认为被世人所知的一面的他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那么他的另一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充满渴望期盼寻找新“生活方式”（Modus vivendi）的探险者。
当费里尼在拍摄《八部半》时，他曾经在取景器的目镜上贴了一张随手写下的纸条：——记住，这是一部漫画电影。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费里尼会把所有的信件、纸张、付过的账单、便条等等撕掉并全部扔掉。他每天从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前开始一天的新工作。
｜原文出自《费里尼手绘——图片和文字选集》（Fellini Håndkoloreret — en billed- og ord antologi，Institute of Actual Art1978年出版）P68-72
｜翻译：静（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