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拍摄现场
在他过去十七年的电影生涯中，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一直致力于将电影前沿推向备受争议的新领域，尽管这样的努力必然会带来票房问题和审查的斗争。他从不遵循通向好莱坞成功的安全捷径，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不断突破电影的传统和禁忌。在很多方面，他的最新电影、宏伟史诗般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都是关于库布里克本人的隐喻。这部技术上完美无缺的电影耗时3年，耗资1050万美元，本可以只是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和奢华特效的超级巨作；但在天体物理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中的翘楚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合作下，库布里克将一部科幻冒险片提升到了寓言的高度–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不安的关于人类命运的形而上学猜想，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批评争议，成为全国各地的鸡尾酒会话题。作为一部不向观众妥协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给观众带来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迫使每个观众自己去解读它的深层含义和内在意义。它所传达的信息不是通过情节或标准的阐释性对话，而是通过形而上的暗示和视觉符号，让人们自己面对并寻求解释。
《2001：太空漫游》以几百万年前一个生动的–对某些人来说是神秘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场景开篇。起初，他是一个猿类素食者，和其它动物和平共处；突然他变成了一个肉食性和好战的原始人，为了捍卫领土的需要，和自己的邻居殊死搏杀。这种嬗变的宇宙推力是一块神秘的黑色石碑，它出现在猿人进化的关键时刻，显然激发了他采用骨头作为武器和工具的灵感。这些石碑在现实意义上是这幅画面的主角；它们像湿婆一样，为人类提供了善与恶的选择，就像武器工具所代表的那样–当欢快的猿人勇士将它胜利地抛向空中时，它就化作一艘飞船，悠悠然地接近一个卫星空间站。
现在转换到了2001年，另一块埋在月球表面下的巨石被发现–人类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次进化的飞跃。这块石碑向木星发送了一个刺耳的信号，一个由五名宇航员组成的团队（其中三名处于休眠状态）被派往那里，以确定神秘巨石的来源。但在旅途中，他们中的四人死在了哈尔9000（Hal 9000，该船无所不知且无所不在的计算机）的手中，他是如此的拟人化，以至于也遭受人类那种至高无上的狂妄自大之苦。剩下的宇航员大卫（David，凯尔·杜拉［Keir Dullea］）对哈尔的记忆电路上进行了机械性的脑叶切除术。
为了追寻另一块漂浮在木星卫星之间的巨石，大卫突然被卷入一个宇宙漩涡，将他通过内部和外部空间进入新的意识维度。最后，他从太空舱中出来，老朽不堪，白发苍苍，出现在一间阴森恐怖的摄政时期卧室里，卧室里摆满了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的画作、法国乡村家具和发光的地板。在这里，他见证并经历了他的生命从老年到衰老和死亡的连续阶段，这一死亡变成了一种神秘的重生，因为宇航员像第一位猿人一样萎缩干瘪，抬头凝视着床脚下的又一块巨石，他的床被吸收为太阳光的能量。作为新种族的第一位重生者，宇航员在最后一幕中是一个漂浮在太空中的宇宙胎盘–他那巨大的眼睛，今世的和来世的，转身看了最后一眼他已经永远离开的地球。
对《2001》的批评反应是激烈的，那些人宣称它要么是一部不合格的杰作，要么是一场绝对的灾难。“技术上和想象力上都令人叹为观止！”《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佩内洛普·吉利亚特（Penelope Gilliatt）写道；《华盛顿明星报》（The Washington Evening Star）称它是“一个华丽的、令人振奋的、心灵延伸的奇观”，库伊称它“让人眼花缭乱，令人百感交集”。但其他影评人也赞同《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影评人的观点，他称它 “不是我看过的最差的电影，简直是最无聊的电影。”《新领袖》（The New Leader）的约翰·西蒙（John Simon）则上纲上线地将这部史诗片斥为“一种太空版的‘斯巴达克斯’，更矫情的是，它还是一个毛茸茸上帝的故事”。但《村声》杂志的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是所有批评家中谴责激情最为强烈的一位，“它是反人类、反科学、反进步的……完全没有人性、没有灵魂的；是一曲关于未来的悲歌”。
尽管库布里克现在已经习惯了在舆论的暴风眼中生活，但是他早期的生活可没有这么动荡。他于1928年出生在布朗克斯区（Bronx），是一位现在仍在执业的医生的儿子。13岁那年，在父亲送给他第一台格拉菲（Graflex）相机后，库布里克成为一名爵士鼓手少年梦想的就此消失了。年轻的库布里克安静内敛，朋友不多，但他的摄影天赋却迅速绽放。1945年，在他从布朗克斯的塔夫特高中（Taft High School）毕业前两个月（平均成绩只有67分），他拍下了一张一个在一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去世新闻报纸中哭泣的报摊贩子的照片。他将照片寄给了《展望》杂志（Look），并为这种首次发表的作品得到了25美金的稿酬。此后不久，《展望》杂志给了库布里克第一份工作：他成为该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摄影师之一。
库布里克一直在杂志社工作到1950年，他还以每场25美分的价格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下棋，以补充他微薄的收入（他现在仍然是一名出色的棋手），但他对电影越来越感兴趣。他的第一部电影《拳赛之日》（Day of the Fight，1951）是一部关于获奖拳手沃尔特·卡地亚（Walter Cartier）的简短纪录片。它的全部制作成本为3900美元，但库布里克很快就发现他连这笔投资都收不回来。最后他以损失100美元的价格将这部作品卖给了雷电华电影公司（RKO-Pathé）。又拍了一部不被人看好的纪录片后，库布里克决定试试自己的技术和运气——去拍一部长片。他辞去了在《展望》杂志的摄影师工作，筹集了2万美元–主要来自他的父亲和叔叔–开始拍摄《恐惧与欲望》（Fear and Desire，1953），该片讲述了二战期间被隔离在敌后的四名士兵，在为了重新回到部队的斗争中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事。库布里克现在认为这部电影极为自负和业余的作品，但当时很多影评人给予了它好评，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敏感的处女作。虽然被所有的主流发行商拒绝，但《恐惧与欲望》在艺术院线巡回演出，最终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一部名为《杀手之吻》（Killer’s Kiss，1955）的商业谋杀悬疑片之后，库布里克开始着手拍摄《杀戮》（The Killing，1956），这是一部涉及赛车抢劫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剧。它由斯特林·海登（Sterling Hayden）主演，为库布里克赢得了第一次广泛的认可。正如《时代》杂志所言“现年27岁的编导斯坦利·库布里克在对白和镜头上表现出的胆识，比好莱坞自任性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以来还要大胆。”《时代》周刊随后称《杀戮》为1956年10部最佳影片之一，虽然该电影票房惨败。
库布里克并不甘心，他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事题材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前线血流成河的战场。这就是之后的《光荣之路》（Paths of Glory，1957），电影讲述了三个无辜的法国士兵在与德国人徒劳的交战中，被自己的最高指挥部当作懦夫处死的悲惨故事。在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的主演下，这部电影动人地描绘了战争的凄凉恐怖和空洞意义。虽然它的票房也不高，但却被普遍誉为一部重要的电影艺术作品，同时让库布里克名声大噪。道格拉斯对库布里克的才华印象深刻，请他执导即将上映的由他自己担任主演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那是唯一一部我没有完全掌控导演权的电影。”库布里克怅然回忆道。但《斯巴达克斯》被影评人认为是比标准的院线电影更为壮观的作品。何况它还在票房上大赚了一笔。
库布里克并没有安于现状，他已经选定了下一部电影：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性感、刺激的畅销书《洛丽塔》（Lolita）。因为电影中涉及的中年男人与性感萝莉之间的私情需要面对审查问题，但是库布里克并没有知难而退，他选择了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来扮演亨伯特·亨伯特，并选择了好莱坞当时尚名不经传的苏·莱恩（Sue Lyon）来担任女主角。然后库布里克明智地决定在英国拍摄这部电影，在那里审查干预的可能性比在美国本土更小。结果这部电影成了好莱坞历史上最高票房之一，而且好评如潮。当时担任总统顾问一职并兼做影评人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称《洛丽塔》是“一部辉煌而又阴险的电影，非常有趣又令人发指”。
早在《洛丽塔》的报酬入账之前，库布里克就已经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个项目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意外核战争的前景，而彼得·乔治（Peter George）的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恐慌。在与乔治的合作下–并得到了黑色幽默作家特里·索南（Terry Southern，库布里克和索南至今仍对索南的参与程度存在激烈的分歧）不确定程度的协助–库布里克制作了《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1964），取得了评论界的一致追捧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部电影黑色讽刺的反战信息触怒了一些冷战主义者和极右翼活跃分子，但影评人斯坦利·考夫曼（Stanley Kauffmann）将其描述为“自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1947）和休斯顿的《碧血黄沙》（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1948）以来，我能记住的最好的美国电影”。而《时代》杂志则宣称：“它实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作为美国电影界迄今为止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的导演之一的承诺。”
库布里克如日中天的职业生涯–随着他雄心勃勃发射到2001年的太空冒险进入了更高的轨道–使他成为好莱坞近乎传奇的人物，在那里，他赢得了同事们的倾心钦佩，赢得了同行导演和演员的尊重；在汀斯镇（Tinseltown，“好莱坞”的一个昵称），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曾与库布里克合作过（虽然并不总是和谐的），他说：“斯坦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为人和善。他聪明过人，是一个创造性的思考者，而不是一个重复者，也不是一个事实收集者。他消化他所学到的东西，并为一个新项目带来独到的观点和矜持的激情。” 柯克·道格拉斯则更直言不讳：“成功不能伤害这个孩子。斯坦利一直知道自己很优秀。”
为了探寻是什么让库布里克成为一个如此受人尊敬–又饱受争议的导演，同时也为了挖掘他自身和《2001：太空漫游》的复杂性，《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在伦敦郊外的优雅豪宅里采访了库布里克，这里距离米高梅位于博勒姆伍德（Borham Wood）的摄影棚很近，他正在那里拍摄他的最新电影–一部关于拿破仑的传记。采访者埃里克·诺登（Eric Norden）发现库布里克——是“一个消瘦、放松的男人，头发稀疏，黑胡子，眼神敏锐”——趴在宽敞草坪的躺椅上，俯瞰着他优雅整洁的花园。“当库布里克把一只擦破的鞋划在一条皱巴巴的裤腿上时，”诺登写道，“我首先请他解读《2001：太空漫游》里的形而上学信息。虽然他的回答让人捉摸不透，但他对太空冒险以及它所预言的人类命运的理解远不止于此，远远超出他将自己作为人或电影制作人的看法。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私生活太过沉闷，不适合谈论，也可能是太过有趣，或者除了他自己根本不关心别人的事。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是那些罕见的自我关注是多元的、非个人的人，对他来说，现在的真实不如可能的真实，他不是生活在有形的现实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心灵的未知国度里。”但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国度，诺登可能会补充说，因为库布里克的许多想象力推演都是建立在科幻迷们所津津乐道的理论和公式之上的。库布里克的预言超越大多数传统科幻小说的范畴，这是因为他关注的不是机械的外在因素，而是人类未来的哲学含义。
对于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争论，不少都是关于它的形而上的哲学象征意义的，这种有象征意义的镜头在这部电影中俯拾皆是——精致无瑕的黑石；地球、月球和太阳在黑石的干预下，轨道在每个阶段的结合对人类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千变万化的最后的时空大旋涡，它吞没了唯一幸存的宇航员从而使他获得重生，变成一个“星孩”，坐在一个半透明的胎盘里，向地球漂移。一个评论家甚至把《2001：太空漫游》说成是“第一部尼采哲学电影”，声称这部电影的最基本主题是尼采的人由猿进化而来，进而进化为超人的观念。那么《2001：太空漫游》的哲学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以下简称“库布里克”）：我从没打算过在电影中传达某种能用语言表述的主题思想。观看《2001：太空漫游》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体验，在两小时十九分钟的电影中，只有不到四十分钟的对话。我尽力去营造一种视觉上的体验，这种体验不能机械地用言语描述或归类，它是要用令人动情的富于哲理的内容来直接洞察和揭示人的潜意识里的东西。用思想错综复杂、晦涩难懂的麦克卢汉的话说，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媒介即讯息。我想让这部电影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主观体验，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这就像音乐一样，用语言去“解释”贝多芬的交响乐会大大削弱它的艺术感染力，就像在思想观念与欣赏鉴别之间人为地树起一道屏障。你可以自由地去思索和推测电影的哲学寓意，这种思索与推测就表明这部电影已经抓住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我不想给《2001：太空漫游》定一个框架，把它的主题思想用语言讲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样每个观众就感觉有义务要顺着我的思路去探讨这部电影的哲学寓意，否则他们就会害怕自己没有抓住电影的要领。我觉得《2001：太空漫游》如果可以算是成功了的话，原因在于它影响和打动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可能不会经常去思考这类问题：人类的命运、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以及人类跟更高形式的生命之间的关系。但是《2001：太空漫游》中的某些思想，如果是以一种抽象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话，甚至颖悟绝伦之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把它们当做毫无趣味的东西，归到某个适当的知识范畴里去。然而，他们在体验这种视觉上生动感人的场景时，他们本质里最深层的品质可能会与这部电影产生共鸣。
在哲学寓意和主题思想上，您不用给观众定一个框架，您能不能说说您自己是怎么诠释这部电影的？
库布里克：我不能说，原因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达·芬奇在《蒙娜丽莎》的底部写上：“这位女士在抿着嘴笑，因为她有好多蛀牙”，或者写上：“因为她隐藏着一个秘密不能告诉她的恋人”，今天我们还会那么喜欢这幅画吗？这会完全阻止观看者去鉴赏作品，会把他们的思想束缚在某种“现实”上，他们会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想这样的事发生在《2001：太空漫游》上。
亚瑟·克拉克曾说过：“你若看一遍就明白了整部影片，那只能证明我们失败了。”为什么观众必须看两遍才能弄明白它的深刻内涵呢？
库布里克：我不同意亚瑟的这句话，我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2001：太空漫游》里感受到的视觉体验的本质就是让人产生瞬间的本能反应，它不需要——也不应当需要——进一步去阐释。不过，一般来说吧，我得说任何一部好电影里都有些元素，能提高观众的兴趣，让他们再欣赏一次。人们第一次观看一部电影时，这部电影本身的冲击力会阻止它的一些振奋人心的细节或精微玄妙之处对观众产生全面的冲击和影响。一部电影应该只看一次，这套思想是我们对电影传统观念的延伸，这种观念认为电影只是短暂的娱乐，而不是视觉艺术。我们认为，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我们不应该只听一遍，一幅伟大的画，不能只看一遍，一本伟大的书不能只读一遍。但是电影只是近年来才从艺术这个领域里划分出来的——我很高兴这种情况最终在改变。
一些著名的影评家，包括《纽约时报》的勒娜特·阿德勒(Renata Adler)、《新领袖》的约翰·西蒙（John Simon）、《纽约》杂志的朱迪斯·克里斯特（Judith Crist），还有《村声》杂志的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显然都认为《2001：太空漫游》还不能算作艺术片，他们四个人都苛刻地批评《2001：太空漫游》，说它索然无味，矫揉造作而且拖沓冗长。对他们这种充满敌意的评论，您如何解释呢？
库布里克：你提到的四个评论家都是为纽约的出版物服务的，整个美国及全世界的评论家百分之九十五都对这部电影充满热情。有些人有敏锐的洞察力，有些人则缺乏洞察力，有些人只是从相对肤浅的层面上称赞这部电影，但即便是这些人，也能从电影中获得一些启示。只有纽约一个城市对这部电影真的是充满敌意。那些愚昧的文人学士固执地信奉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或许在他们内心深处就存在某种因素，使他们反对一切激进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有关宇宙的浩渺无垠和宇宙智能的数不胜数的奥秘的言论，都是异端邪说。但幸运的是，影评家的评论几乎对普通大众不造成任何影响。现在各地的影院都爆满，这部电影很快就会成为米高梅电影公司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这样去评价一部电影或许听起来有些草率，但是我认为，破记录的观影人数表明，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对这部电影一定是交口称赞，尤其是像《2001：太空漫游》这样一部与普通电影风格迥异的影片，它的好坏只能用上座率来说话了，难道《2001：太空漫游》不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吗？
说起《2001：太空漫游》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们能不能再回到它的哲学寓意这个话题上来——您同意那些评论家把它说成是一部深奥莫测的宗教电影吗？
库布里克：我要说上帝观念是《2001：太空漫游》的核心所在——但这部电影里的上帝不是什么传统的有人形的上帝形象。我不相信地球上任何一种一神论宗教，但我真的相信，一旦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光我们银河系就有大约一千亿个星球，每一个星球都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太阳，人类看得到的宇宙空间里就有大约一千亿个星系，人类就可以为上帝建构一个有趣的科学的定义。假定一个行星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运转，这个行星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冷，再假定太阳能与这个行星上的化学物质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化学反应，这样过上几万亿年，极有可能某种形式的生命最终会出现。有人猜想一定有数以万计的星球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生命，一部分这样的生命转变成智能生物的机率是很大的，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太阳绝对不是一颗古老的星球，对于宇宙年龄来说，太阳的行星不过是些孩子。所以，很有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星球上有智力水平低于人类的智能生物，还有数以万计的星球上有与人类智力水平不相上下的智能生物，还有些星球上的智能生物智能产生的时间比人类要早几亿万年。想想人类在区区几千年就在科技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这在宇宙年表中还不到一微秒——你能想象比人类古老得多的生命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吗？他们可能已经由大脑像贝壳一样脆弱的物种进化为永远不会死去的机器生物——然后经过无数亿万年，他们可能由像蛹一样的生物转变成纯粹由能量与灵魂构成的生物。他们的潜能可能会是无限的，他们的智力极高，人类都无法理解。
就算假定您说的宇宙进化之路是真的，那这与上帝的本质又有什么关系呢？
库布里克：这种关系是方方面面的——因为这些高智能生物会是宇宙中数以万计的比其落后的物种的上帝，这就跟对于一只能以某种方式领悟到人类存在的蚂蚁来说人似乎就是它的上帝是同一个道理。他们拥有所有神的双重属性——全知全能。这些智能生物可能在全宇宙范围内用心灵感应的方式交流，因此他们知道宇宙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听到任何智能生物的想法与意图，就像我们打开收音机窃听别国的机密一样。他们可能不受光速的限制，他们可以在宇宙中任意穿梭，他们的身影可以出现在宇宙中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可能已经完全掌握了物质与能量的知识并加以充分利用。在他们最后的进化阶段，他们可能发展到整个种族全体成员的意识都永生不灭的境界。我们可能会因为智力上的巨大差异无法理解他们，只能把他们当做神。如果把他们高度发达的意识在人类大脑中注入一丁点儿，我们只能解释说我们抓住了上帝的手。
如果这种智能生物确实存在，他们为什么会对人类感兴趣呢？
库布里克：他们也可能对人类没兴趣。但为什么人类会对微生物感兴趣呢？这些生物的动机和他们的智力一样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极其陌生的。
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这种无形的生物好像操纵了我们的命运，并且控制了我们的进化，尽管他们的动机有好有坏，或者既好又坏，或者没有好坏，都还不确定。您真的相信人类可能会成为这些高级智能生物的玩物吗？
库布里克：其实这些我一点都不信，我怎么会相信呢？仅仅去推测他们存在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人惊愕了，根本不用尝试去弄清他们的动机。重要的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人赋予上帝的所有特性都可以同样赋予这些生物体，他们在几亿年前处于跟人类同样的发展阶段，最后进化成某种与人类差别甚大的生物，这就跟人与他们最初在淤泥中出现时差别巨大是一个道理。
您描述的宇宙史中，可不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智能生物比您描述的这种纯粹是能量的生物更高级——或许您描述的能量生物跟他们的差距就像人类跟能量生物的差距一样大？
库布里克：当然可能了，在浩渺无边永恒不变的宇宙中，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我们甚至都不大可能弄懂这些可能性的最表层的东西。但是在人类准备要登上月球的时刻（1968年），我认为很有必要开放我们的思想，去积极推测各种可能性，不要再把思想局限在地球上。没有人知道宇宙中等待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一位天文学家最近写道：“有时我觉得我们很孤独，有时我觉得我们不孤独。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这种想法都是令人非常吃惊的。”我认为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宇航员。
您说有数以亿计的星球上有生命，他们比人类先进得多，但还没有进化成非生物形态或超生物形态。如果这种不像上帝的但科技却超级发达的物种主动与地球取得联系，您认为他们会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库布里克：关于这个话题，科学界和哲学界的观点都有极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与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相遇，即便我们基本上能够理解它的科技，也会因文化冲突给人类带来创伤与痛苦，他们会让人类失去自以为是的民族优越感，会完全粉碎人类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幻觉。卡尔·荣格在描述人类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接触时，总结过他的立场，他写道：“我们将失去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就像一个眼泪汪汪的老成药推销员曾经跟我说的，他觉得我们‘不再有梦想’……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志向和抱负，不管是智力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已经过时了，这使我们的精神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我个人不赞同他的看法，但他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我们不能草率地摒弃。
比如，在1960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远程研究委员会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甚至间接的接触——比如，我们可能通过在月球、火星和金星上进行的太空活动发现外星人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通过无线电广播与一种星际文明取得联系——都可能会造成人类严重的心理混乱。这份研究报告警告我们说：“人类学的研究档案中包含各种各样来自社会的很多例子，这些社会在宇宙中的地理位置都非常确定，当这些社会不得不与以前不太熟悉的，与它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联系时，它们就瓦解了。其他一些与别的社会联系后而幸存下来的社会，通常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为了生存，他们在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面都改变了很多。”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因为随时都会发现智能生物，还因为这种发现的结果还是“目前不能预料”的，所以政府发动科学家继续研究与外星人相遇对人类造成的心理上和智力上的影响是明智之举。看了这份报告，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这种研究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不过，尽管我也考虑到与外星人联系会对人类在情感上造成不利的影响和冲击，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以兴奋的心情与饱满的热情来看待这种接触。我觉得与外星人接触不但不会毁掉我们的社会，相反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还有另外一个积极的因素，所有的智能生物在科技发展的某个阶段都一定会发现核能，这是确定无疑的，这很明显就是任何一个文明的转折点。核能可以不用于战争而为某个文明社会服务，这样这种文明就不会毁灭自己，那么这个文明社会找到正确使用核能的方法了吗？还是它把自己消灭了呢？我猜想，任何一种文明，在它发现了原子能之后，还继续存在了一千多年，它一定是发明了某种方法与原子能和平共存，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也就放心了——它还给我们人类自己在拥有核能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不管怎样，说起文化冲突，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对此都只是几分钟热度，不会长期关注。报纸和电视会对这种文化冲突大肆宣扬，人们也会极其兴奋地关注它，但一两个星期后，公众的兴趣就会减退，然后联合国或者什么世界组织就会坐下来与外星人平静地讨论与协商各项事宜。
您认为外星人会很友善，这是为什么呢？
库布里克：为什么一个远远优越于我们的种族会费尽心机去伤害或毁掉我们呢？如果我脚下的沙子里一只智能蚂蚁突然向我发出一条信息，说：“我是有知觉的，我们聊会儿吧。”我十分怀疑我会不会冲过去一脚把它踩个粉碎。即便他们不是超级智能生物，只是比人类稍微发达一些，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们是友善的，或者最坏也是对人类冷漠而不感兴趣的。因为在我们太阳系内的外星人来探访地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能在太空中穿越无数光年的社会都必须具有非常高的技术水平来控制物质和能量。因此，它对我们产生敌意可能的动机会是什么呢？来偷我们的金子？石油？还是煤？很难想象有什么险恶的意图值得让他们从另一个星球不远万里艰苦跋涉来到地球。
尽管您说外星人会非常友善，但您必须承认在连环画和成本低廉的科幻电影中，外星人一般都被刻画成暴眼怪兽，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快速追赶着体形优美的地球少女。
库布里克：这样的描述起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低俗科幻杂志，或者可以说起始于1938年奥逊·威尔斯关于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电视广播及由此导致的集体发疯似的模仿与宣传，这些连环画和电影总是被人提出来支持下面的假说，即与外星人接触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威尔斯在那套电视广播开始时说的那些欺骗性的话，已经为公众思考将来几年的外星人生活定好了基调。我还记得这些话：“在巨大的宇宙鸿沟的另一边住着外星人，他们的智力与人类相比就如同人类的智力与丛林里的野兽相比一样，他们智力超群，但却冷酷无情，用艳羡的目光眈眈虎视着地球，慢慢地稳当地制定着攻击地球的计划……”当然，不管我们把这种生命形式想象成什么样的，都是有可能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疯癫的文明，或者颓废的文明，那里的外星人把疼痛提升到审美高度，他们可能是觊觎人类的角斗士或者是以折磨他人为乐的虐待狂，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的文明，他们可能想把人类关到他们的动物园里供他们观看，他们可能拿人类来做科学实验，或者把人类变成他们的奴隶，甚至把人类当成他们的食物。尽管我对此更乐观一些，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他们的动机到底会是什么。
我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提出的论点很感兴趣。他认为，我们期待所有可能的天外来客都是无私的，或者相信他们会有与人类类似的伦理或道德观念都是错误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戴森写道：“智能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有益影响，它在天空中遥远的地方创造出许许多多哲人，”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他继续写道：“智能可能是一个痼疾，它让人类漫无目的地进行科技探索，现在这种探索正势不可挡地横扫银河系，就像当初横扫我们自己的星球一样。”戴森总结道：“不管把外星人说成是在遥远的地方过着宁静安详生活的智力非凡的种族，还是把他们说成毫无理性有杀戮冲动的魔鬼，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为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好准备，并且根据这两种可能性进行研究探索。”
因此一些科学家警告说：“现在我们正努力尝试窃听其他太阳系的无线信号，如果我们万一真的收到了某个信号，我们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再做应答。”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发送广播和电视信号，任何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都可能早已收到了这些信号。因此，在最后做出分析时，我们真的在这件事上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要么会与我们取得联系，要么不会，如果他们与我们联系的话，他们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我们都难下定论，只能等待实践来证明。
即使最后证明他们是恶意的，他们的到来至少还有一个附带作用，那就是地球上的国家会停止内部争斗，建立统一战线共同保卫地球。我想是安德烈·莫洛亚在很多年前提出，实现世界和平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来自外太空的虚假威胁舆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我相信，我们当然不应该以预言的形式来看待与外星人接触的问题，也不应该因为害怕在外星球会发现什么不利的东西而对探访其他星球迟疑不决。如果外星人不与我们联系，我们必须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您前面指出智能生命极不可能在太阳系内的某个星球上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库布里克：从我们对太阳系内其他星球所了解的情况看，智能生命好像不大可能存在，因为这些星球的地表温度和大气层不利于高级生命存活。是不大可能，不是不可能。我不得不承认有些诱人的线索，让人相信太阳系内的某些星球上确实有生命存在，这与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例如，尽管科学界达成共识，排除了在火星上有智能生物存在的可能——这里的智能生物是相对于植物或低等有机生物而言的——还是有些令人尊敬的杰出的科学家持反对意见。犹他州立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法兰克·索尔兹伯里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声称，如果一个星球上有植物生存，那么理所当然会有更高级的生命靠吃这些植物生存。他写道：“从那些生命开始，只需再前进一步——即使需要很大的一步——就会产生智能生命。”
索尔兹伯里还指出，许多宇航员都曾在火星表面上观察到奇怪的光在闪烁，可能是巨大的爆炸引起的，一些爆炸还散发出大量烟雾。他还表明这些烟雾实际上是核爆炸。火星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那就是它的双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的奇特的运行轨道，这是在1877年首次发现的——就在同一年，极为巧合的是，夏帕雷利发现了他著名的但依然难以捉摸的“火星运河”。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博士，现任莫斯科斯特恩伯格天文研究所的射电天文学研究室主任，曾提出这样的理论，火星的两颗卫星都是火星人几千年前努力为逃避火星表面生物灭绝而发射的人造卫星。他的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火星的两颗卫星运行轨道奇特，与太阳系其他的三十一颗卫星运行轨道不同，其他卫星运转速度都比它们的母行星的公转速度快。火卫一的运行轨道还在莫名其妙地日益恶化，这颗卫星正逐渐靠近火星的表面。什克洛夫斯基声称，只有说这两颗卫星是空心的，上面两种情况才能解释得通。
什克洛夫斯基相信这两颗卫星是已经灭绝的古火星文明留下的最后遗迹。但是索尔兹伯里教授则更进一步，他提出这两颗卫星是过去的几百年内发射的。他指出，这两颗卫星是1877年由一台功率相对较小的望远镜发现的，而在1862年，科学家用一台功率较强的望远镜观察火星时却没有找到它们，而且那时火星还离地球比1877年相对近一些。他问道：“我们是应该把1862年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现存望远镜存在缺陷呢，还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两颗卫星就是在1862年到1877年之间发射的呢？”当然，现在我们没有答案，只有很多问题，但这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猜测。不过，总的来说，我不得不说，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火星上没有智能生物。
如果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那其他星球上存在智能生物在理论上有多大可能性呢？
库布里克：大多数科学家排除掉在外太空的星球上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因为这些星球的地表温度要么几千度要么零下几千度，而且它们的大气层是有毒的。我想生命有可能在那些有液态氨与甲烷的星球上产生并进化，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就拿金星来说，水手号探测器显示它的地表温度大约为华氏800度，这否定了生命分子发展的化学基础。月球上可能也没有土生土长的智能生物，因为它完全没有大气层——不管情况如何，就我们所知，月球上还没有生命，尽管我认为以硅酮为生命基础的智能岩石、智能水晶或智能雕像也真的不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还存在有感知的气态物质和成群的有知觉的带电粒子。你可能会发现这种生物根本没有科技，但是如果它们的智能可以控制物质，他们为什么还会需要科技呢？不过它们可能一点都不像人类，甚至不像远古的人类——对于全宇宙生命来说，人类生命的形式似乎是极其可行的标准形式。
您认为我们能在月球上找到什么？
库布里克：我想关于月球的前景，最令人兴奋的就是，如果外星种族曾经在遥远的过去探访过地球，并留下些手工制品让人类将来去发现，他们极有可能会选择把这些手工制品放在干燥而没有空气的月亮上的真空地带，因为在这种地方，东西不会毁坏，一个物体可以存放几千年。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人类就会到达离他们最近的卫星，到了这时，那些外星人就可以期待人类发现他们留下的“名片”——或许是一条问候的信息，或许是一个知识存储器，抑或只是一个宇宙通用的防盗器，发出信号告诉其他星球的生物另一个种族已经掌握了太空飞行的技术，这当然就是《2001：太空漫游》最主要的场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吸引人，那就是地球上会不会有另一种智能生物。约翰·莉莉博士对海豚的专项研究已经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资助，他收集到了大量证据，表明瓶鼻海豚可能与人有同样的智力，或者比人智力更高。（见《花花公子》1968年8月的报道《海豚智力之谜》——编者注）他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是因为海豚的脑部大小——它的脑部比人类的要大，而且脑皮层比人类更为复杂——还因为海豚已经进化出了广泛的语言能力。莉莉目前正在尝试解密这种语言跟海豚进行交流，这项工作已初见成效。美国宇航局很明显对此颇有兴趣，因为学会与海豚交流，对学习与其他星球的种族交流提供了先例，对学习与外星人交流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当然了，如果海豚真的是智能生物的话，它们的文化很明显是非科技的，因为没有一对对生拇指，它们永远都不能制造出手工艺品。它们的智能可能与人类的智能遵循完全不同的自然法则，这又给人与海豚的交流增加了难度。莉莉博士曾写道：“它们的智力很可能与人类的相似，只是思维方式特别奇怪……它们可能有一种新型的巨大脑部，与人类的脑部差别极大，我们可能在我们人类的有生之年都无法理解这种大脑的运作过程。”它们的文化可能使他们完全投身于创作诗歌作品或发明出抽象的数学概念，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它们之间可能用心灵感应来交流思想，以此弥补它们高频率的水下语言的不足。
特别有趣的是，海豚好像培养出了利他主义的观念，失事船船员被海豚搭救送上海岸，船员受到鲨鱼侵袭，海豚奋不顾身保护船员，这些故事绝不是无稽之谈。但是最近的科学进展不但指出我们如何对待海豚，还指出我们如何对付其他星球上的智能种族，为此我深感不安。海豚显而易见的聪明才智给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开始打海豚的主意，据报道海军一直忙于进行水下破坏实验，他们把一颗实战鱼雷绑在一个海豚上，当它靠近假想敌军的潜水艇模型时，他们就会用无线电引爆鱼雷。这些实验的真实性被官方否认了，但如果这是真的，恐怕我们可以通过海豚能够更了解人类而不是通过人类来了解海豚。在这方面，俄国人似乎比我们更进一步，这也有点反常。他们最近禁止在俄国海域捕捉海豚，理由是“海豚同志”是有感情有知觉的生灵，杀死它就像谋杀人一样不道德。
尽管飞碟之说经常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但关于飞碟可不可能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的问题，在科学界还进行过很多严肃的讨论，您对此有何看法？
库布里克：我最近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沙桑（L.M.Chassin）撰写的飞碟分析，他是一位法国空军将军，曾经是北约的一名高级军官。他认为，不管根据哪种法定的证据规则，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亲眼目睹飞碟的资料，这些资料均有可靠来源——天文学家、宇航员、雷达员等——有了这些资料就足以进行全世界范围的严肃而彻底的飞碟现象调查。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检查现存的证据，哪怕是一小部分，你就会发现那些提供很不真实的证据的人都被送到毒气室了（证据都是经过仔细验证的）。当然，全世界的所有政府都可能在严肃对待飞碟的问题，或许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秘密的研究，来判定这些飞碟的来源、性质及其动机。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可能不会公开他们的调查结果，因为他们担心公众会惊恐——我们之前讨论过与未知事物接触而导致的文化冲突的危险。这种文化冲突也是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一个要素，电影中，政府禁止发布月球上发现了黑石的消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我认为，空军蓝皮书计划承认有很多人们亲眼目睹的现象用常规的方法无法解释，众多目睹飞碟的事件中，甚至只要有2%就应该值得我们进行认真严肃的搜索和调查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经政府批准的在科罗拉多大学进行的调查既不严肃也不透彻。不过有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飞碟研究这个项目最后是配得上严肃研究这个称号的，它本来也就理所应当是严肃的研究。这个迹象就是艾伦·海尼克博士迟来的但却非常典型的转变，他自1948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追查飞碟的顾问，现在任美国西北大学天文学系主任。海尼克曾以官员身份藐视过对目睹飞碟现象的研究，现在他相信飞碟是值得优先关注的——正如他在《花花公子》（1967年12月）中写的——他甚至承认现存的证据表明飞碟与外星人可能有某种联系。他曾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深入研究得不出任何结果，我会非常惊讶。相反，我认为，自从人类的才智开始用来思考地球之外的宇宙世界以来，人类可能就一直在进行一场最伟大的探险活动。”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如果飞碟是真的，那么您认为它们是谁派来的，或者说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库布里克：我也不知道。有证据证明飞碟确实存在，但至于它们到底是什么还没有线索。一些科幻小说家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些飞碟可能是时空穿梭机，它们闪烁着在时间隧道中来回穿梭，它们是属于已经掌握了时间旅行技术的未来人类。我还知道生物学家伊凡·桑德森也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些飞碟是住在高平流层的某种活着的太空动物——不过我不太相信他的说法。这些飞碟也可能完全是自然现象，或许就像美国一位科普作家说的一样，是连锁闪电。但这也不能解释一些从可靠来源得到的照片，比如阿根廷海军提供的照片，它清晰地显示出球形的金属物体在天空中盘旋。你可能已经推断出，我对飞碟非常着迷，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个调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群见解偏激想入非非的狂想家的思想先入为主了，他们声称三英尺高的长着尖尖的脑袋的绿色类人动物已经驾驶着飞碟飞上了火星。这种狂想式的研究方法会很容易使人们不再接受我们在冒险研究飞碟现象的过程中得出的任何结论。
我认为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不愿去想，外星生物在我们的天空中侦察人类的动静，或许就像滑梯上的虫子一样观察我们，这也是尽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但公众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的一个原因。公众对飞碟不感兴趣的其他原因还有：这种想法太让人烦心；它会颠覆我们井井有条、宽慰人心、经过净化的偏狭世界观；这些宇宙飞碟距斯卡斯代尔有数光年之远。这可能是一种生存机制，但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可能使我们看不到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时刻——与宇宙中的另一个文明接触的时刻。
有一部分人怀疑飞碟来自外星球，在这类人给出的理由中，有一条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这种理论声称光速是绝对不变的，什么都不能超过光速。即使从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到地球最后都要走几千年。他们声称这就排除了星际旅行的可能性——至少对于有寿命的有意识和感知能力的生命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所能活到的最长寿命相对于这么遥远的距离也相当短暂。您觉得这种论调站得住脚吗？
库布里克：我觉得我们很难相信人类已经洞悉了宇宙的自然法则中最深层的知识。如果相信在区区几百年里我们就弄明白了大多数将来要知道的东西，未免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我认为，确信无疑地声称光束是宇宙速度的绝对极限是不正确的。我对那些教条式的科学法则深表怀疑，这些法则都是相对短命的论断。十九世纪早期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都嘲笑陨石说，他们的理论根据是：“石头是不可能从天空中掉下来的”。就在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升天的前一年，一位世界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还断然声明：“太空飞行纯属扯淡。”实际上，有些极其有趣的理论研究已经在进行了——其中一项研究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季拉德·范伯莱博士主持的——这项研究表明可以找到一些捷径使一些东西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超越光速。
另外，尽管光速限制的法则很难逾越，但总是有可能避开它的约束，就像阿瑟·克拉克提出的，可以通过时空翘曲来规避光速。但我现在想谈另一个规避光速限制的方法，这个方法稍微保守一点。如果我们与另外一种文明用无线电取得了联系，两百年之内我们在遗传工程学上就能达到新的高度，那时另一个种族就可以把他们的遗传密码通过无线电传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恢复它的基因模式，在实验室里复制出他们的一个人工物种——反过来他们也可以复制我们的基因。这些东西只有那些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对基因工程中实现的巨大突破一无所知的人听了才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实际上，即便我们无法达到光速，星际旅行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每当我们以太空旅行需要几千年的理论为由排除在太阳系外进行太空旅行的可能时，我们就在想那些与我们寿命相似的智能生物。我知道果蝇在二十四小时内过完它的一生——出生，繁殖，到死亡。人类的寿命对于其他宇宙中的生物来说，可能就像果蝇的寿命对于人类一样显得极为短暂。宇宙中可能有数不清的种族寿命是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对他们来说，到地球旅行一万年就像是在公园里玩一个下午，根本没什么好恐惧的。但是就我们人类自己的时间标度而言，几年内就应该有可能把宇航员冰冻起来或者想出什么冬眠似的方法来延长生命，这样在星际旅行期间，宇航员就可以冬眠不至于老死。他们可以在太空中度过三百年或一千年然后自动醒来，起来后，感觉与在地球上没什么不同，就如同睡了八小时一样精神饱满。
就是光速理论本身也可以用来支持长途旅行，爱因斯坦相对论里，独特的“时间膨胀”这一理论意思是说，当一个物体加速，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就会变慢。对于宇宙飞船上的人来说，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但是如果他们离开地球，比方说，五十六年，他们回来时只比他们出发时老了二十岁。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的话，一些科学家声称因为光速限制星际旅行根本不可行，我对他们这种言论不以为然。
您提到把宇航员冰冻起来度过漫长的太空旅行，就像您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冬眠床”一样，让宇航员进入休眠状态。您也知道，物理学家劳勃·艾丁格和其他一些人提出把尸体冷冻在液态氮中，直到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会复活过来。您对这个提议怎么看？
库布里克：很多年来，我对这个提议一直都很感兴趣，我认为这个提议卓越非凡，切实可行。其实，我相信在十年内冷冻尸体将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主要产业。我要向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投机者推荐它作为他们的投资领域。艾丁格的论证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尸体被低温冷冻在液态氮中，温度几乎接近零度——华氏零下459.6度时——并且储存在合适的工具内，它就很可能会在将来某个不确定的日期融解，而且尸体很可能还会复活，然后再治疗他的病，修复身体的损伤，这些病和损伤可能就是他以前的死因。当然，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下很大的赌注，我们没办法知道未来的科学是否会真的发达到能够治疗现在治不了的病，比如，癌症晚期，还有他们能不能成功地让冷冻的尸体复活，我们也不清楚。另外，尸体在冷冻的过程中也会被损坏，冰会在血液内结晶。除非尸体是在死亡时间精确的那一刻被冷冻，否则脑细胞会不断退化。但我们必须要损失什么吗？什么都不会失去——我们还能得到永生。我给你读一下艾丁格博士写的：“过去人们认为生与死的区别是简单明了的，活人会呼吸、流汗、还会说些蠢话，死人就躺在那儿，什么都不管，过一段时间就腐烂了，但现在就没那么简单了。”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仔细研究过冷冻尸体，这种观念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尽管每个环节都像刚提出时一样，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毕竟，无数的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又在几秒钟甚至几分钟后通过人工刺激心脏苏醒过来——在临床死亡三分钟后把病人救活与在三百年后把他救活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三百年的死亡在他的人生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值得庆幸的是，冷冻这个观念现在已经在科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国让·罗斯丹博士是一位受到全世界尊敬的生物学家，他提议每个国家马上开始进行冷冻尸体的研究，由政府出资，让每个国家的顶尖科学家来进行研究。他说：“因为我们每耽搁一天，就会有无数本来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进入坟墓。”
您有没有兴趣让他们把你自己冷冻起来？
库布里克：如果现在有恰当的仪器，我会感兴趣的——但很不幸，现在没有。很多组织现在正努力宣传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一边传播信息一边筹集资金来实施一项有效的冷冻计划——这些组织包括华盛顿寿命延长学会，纽约人体冷冻学会等——但是我们的冷冻生物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现在，所有现有的冷冻设备——只有很少的几个——都不够精致，我们依然看不到现实的希望，但这种状况是有可能改变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要记住，尤其是那些要彻底否认冷冻这个概念的，把冷冻当成是荒唐可笑和无稽之谈的人更要记住，就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年里，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种类繁多的致命疾病，曾经是人类的天灾，从天花到白喉症，实际上都已经通过注射疫苗和服用抗生素彻底消除了，而另一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已经通过药物，比如胰岛素，得到了控制——尽管还没有彻底消除。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有，心脏移植基本上已经是可行的提议了，器官库也在准备之中，到时候就可以把脾脏、肾脏、肺、心脏储存起来，将来进行移植手术时使用。
艾丁格博士预言说在严重的事故中死去的，或因内脏严重损伤致死的“被冷冻的人”在将来某一个医院复活过来，他就会像一块“疯狂的拼布床单”（由不同人的器官重新组装的人）。他的内部器官——心脏、肺、肝脏、肾脏、胃还有其余的部分——可能是他在实验室里被喂养时从其他人的供体细胞中移植过来的。他的胳膊和腿可能是“由微型发动机来指挥的无血纤维、金属和塑料制品。”艾丁格写道：“他的脑细胞可能大部分是新的，都是从将来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很少的脑细胞复制过来而重获新生的，他的一些记忆和个性特征可能不得不通过化学或物理微型技术印在新的脑细胞上。”未来科学家的主要挑战不是让他们复活，而是消除掉他们原来死亡的起因，在这个领域，因为有最近的经验，我们有充分理由继续保持乐观的态度。所以，任何人摒弃冷冻这个想法前，都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内取得的成就——并且认真思考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能获得什么新的成就。
如果这个计划确实能成功的话，那个被冷冻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他是在科学家的精心照料下成功复活的。您认为未来的科学家，即使有这个能力，会愿意让他们的祖先复活过来吗？
库布里克：这个……一个更发达的文明，甚至未来一百年的人类，可能不会喜欢二十世纪的人。但是，除非未来的文明已经实现了长生不老——这从科学上讲是可能的——他们自己也会在死亡时把人冷冻起来，每一代人，为了被他们自己的后代保存并获得新生，都会有既得权利来保护上一代的冷冻尸体。当然，如果三百年后，有人一下把我们全部弄死，也可能会让人颇感失望，不会吗？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人口爆炸。如果数以亿计的冷冻尸体突然复活，并跻身于社会中，那时地球上如果统计人口的话，会有多少呢？但是到将来科学家掌握了使他们祖先的冷冻尸体复苏的技术时，太空旅行无疑已经成为现实，其他星球将向他们开放，他们可以去居住。另外，巨大的冷冻设备可能被设在月球的阴暗面，来贮存数以亿计的尸体。问题很多，但潜在的可能性也很多。
反对冷冻的人称死亡是自然的，也是生命不可避免的极点，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也不应该违背自然法则。对此您作何答复呢？
库布里克：死亡就和天花、白喉一样，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一种病，跟其他的疾病一样，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几千年来，人类在阻止死亡前表现出的无能使人类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且这种无能为力还使人类强迫自己不加疑问地接受死亡，把死亡当成不可避免的生命终结。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就没必要再这样想了——也不愿意这样想了。冷冻只是征服死亡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当然不可能要每个人都在死后接受冷冻，那些想“自然”死亡的人可以选择去死，就像十九世纪那些想要受“上天注定的”罪而抵制使用麻醉剂的人一样。就像艾丁格博士写的：“对每个个人和选择不被冷冻的人我只能说——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下去慢慢腐烂吧。”
死人冷冻与复活只是可以改变社会的革命性的科学技术中的一项而已，展望一下未来,到了您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要展现的那年，您预见主要会有哪些社会变化？科学又会有哪些变化？
库布里克：或许到2001年时最大的突破是人类有可能会消除衰老。我们刚讨论了科学在征服疾病方面的稳定发展，可是，即使疾病都被人类征服了，衰老这一灾难依然存在。太多的人把衰老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死亡一样，但并不是这么回事。备受尊敬的俄国科学家库普列维奇曾写道：“我确信我们能够找到方法，把使细胞老化的机制像关闭机器一样关上。”著名老年学专家伯纳德·斯特雷勒博士认为不管单细胞动物还是复细胞动物，体内都没有内在固有的矛盾或内在属性，来阻止它们身体组织成为永远运转的自我补充的个体。
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开始走上抗衰老的正途了，那就是汉斯·塞利的研究，他在一本叫《钙化防御》的书中提出一个有趣的理由充分的论断：衰老是由体内钙的转变造成的——让一种有特效的铁化合物在整个身体系统内流通可以阻止这种转变，这种铁化合物可以排出和吸收钙物质，阻止钙物质在身体组织里渗透。塞利博士预言我们可能很快就能阻止六十岁的人发展到九十岁的身体状况。这还是有点轻描淡写，塞利本来还可以再补充说，六十岁的人可以几百甚至几千年保持在六十岁，如果所有其他的疾病都被根除了的话。甚至某些事故都不一定会对他相对的长生不老有什么损害，如果基因工程继续快速发展的话，即使一个人被一辆压路机辗过去，他的大脑和身体都会用他微小的组织碎片重新创造出来。
您认为如此巨大的科学突破会对世纪之交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什么影响？
库布里克：这几乎是不可能预测的。谁在1900年就预料到了1968年生活是什么样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科技的发展要比人类的行为容易预测一些。政治与国际事务变化太快，想稍微精确地预测未来的社会制度，非常困难，哪怕只预测十年都不容易。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将住在甘地式的天堂里，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或者也可能在新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下，或者可能还像现在这样混日子。不过，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毫无疑问，休闲的观念整体上——不管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会有所提升。
那娱乐方面有什么影响呢？
库布里克：我确信我们将会看到精致高级的三维立体电视和电影，还有可能发明出全新的娱乐与教育形式。你可能会有一台机器，只要轻轻敲一下你的脑部就会带你体验梦幻一般的经历，你会成为一部传奇故事或冒险故事的主人公。更有甚者，一个类似的机器可能直接会把知识像程序一样输入你的大脑，这样你就可以，比如，很容易地在二十分钟内学会流利的德语。目前，学习知识的过程既吃力又耗时，很需要有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研究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还是会冒一定风险的。我知道，在耶鲁大学，科学家在从事一项实验，他们在老鼠的大脑中找到了快乐中枢并用电极来刺激它，结果老鼠开始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一直持续了八小时。如果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能获得这种极度快乐，我们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群感官迟钝的僵尸，大脑整天用电线连接在快乐刺激器上，我们的工作则由机器来完成，我们的身体和智力开始逐渐萎缩。我们服用迷幻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快乐刺激器，还是迷幻药，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放松，使我们进入一种无拘无束的梦幻世界，但是它们也会造成同样的危险，它们会使人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自我沉迷的“苏摩”境界。（苏摩是古代印度宗教中的一种植物，会使人兴奋，也可能会使人产生幻觉。）目前还没有理想的药物，但是我相信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会研制出对身体、心理和基因都无害的药物，它能促进大脑开发，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增强我们的感知能力，使我们的感知能力超越我们现在已进化出的能力。
实际上，迄今为止，从进化的角度看，人最深层的感知对生存是不利的。如果原始人满足于坐在洞旁的一块石头上，沉醉于观赏迷人的夕阳或形状千奇百怪的云彩，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消灭掉与他竞争的物种——他也不会成为地球的主宰。而现在人类面临的境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有无限潜在的物质资源和科技资源供我们开发利用，还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利用。最后，人类是有机会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身及外部世界的——在不危害或妨碍整个物种进化的前提下。药物，如果明智地使用的话，会对扩展我们的意识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指导。如果服用药物只是为了刺激或者麻痹自己而不是为了提高洞察力，药物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到2001年就应该会有极好的药物供我们使用了，我怎么利用这些药物将会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您以前服用过麻醉药或其他什么所谓的扩展意识的药吗？
库布里克：没有，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药物对观众来说作用更大些，对艺术家没什么作用。我觉得，自身与宇宙合一的幻觉，对自己所处环境中的每一个对象都全神贯注，不管它有没有重大意义，完全沉浸在和睦与满足的氛围中，这些都不是一个艺术家的理想状态。这些药物会使艺术家们镇静下来，会扼杀他们的个性与创造力，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在他们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发生碰撞或冲突时，或者在他们思想动荡的时候，才会活跃起来。艺术家的超凡脱俗必须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他不应该在他自身与他潜意识的动机之间人为的制造障碍。我反对服用迷幻药还有一个原因，我所认识的服用迷幻药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分不清哪些是真正有趣刺激的事，哪些是吃药后，才产生的所谓的有趣。他们进入了一种极乐状态，享受着药物带来的“美妙”幻觉。他们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思维能力，不再关心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许当“一切”都美好时，就没什么美好的事物了。
您认为现在正如火如荼的性革命到2001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库布里克：这也纯属猜测。说不定那时人们会反对现在的性革命潮流，又返回到一种新清教主义的局面。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种药物催生的所谓性革命还会继续发展。通过药物，或者通过增强甚至机械地扩大潜在的超感应功能，每个伙伴都有可能同时体验到他人的感觉，或者说我们最后可能成为多性人，雄性和雌性的成分逐渐模糊合并继而交替变化。探索性体验新领域的潜能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鉴于以上这些发展趋势，您认为浪漫的爱情到2001年的时候会过时吗？
库布里克：很明显，我们现在都感觉，除了浪漫爱情之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容易建立亲密的而且令人满意的关系——目前，这种形式的亲密关系建立的时间相对来说离现在还不算远，具体地说是在十二世纪阿基坦的埃莉诺宫廷里建立的——但是最基本的恋爱关系，即使是被迫无奈的，在人的心灵深处已经根深蒂固，无论用何种形式去改变它，都是无法容忍的。想要规避这种原始情感形成的过程是不大容易的。从本质上讲，人还是有同样的男女一一相配的本能——爱、嫉妒、占有——这种本能的思想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中。也正因为这样，几百万年前，个人与部落才存活了下来。就是在现在这个被认为思想开通、无拘无束的时代里，在爱情这方面，还依然是传统的思想，浪漫的爱情还不会过时。
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现在的家庭体制是一种垂死的制度,您认为这种家庭体制到2001年的时候会不会进化成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体制？
库布里克：人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论据来反对家庭这一体制，这些论据充满智慧，震撼人心，令人钦佩——他们反对家庭体制内在所固有的独裁主义等。但是一旦你真正理解了家庭体制后，你会发现家庭是最原始最简单的社会单位，它是因人们发自内心的需要而建立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至关重要。你妻子生孩子时，你可能站在产房外喃喃自语：“天呐，多么沉重的责任啊！要承担如此可怕的一项义务，我这样做真的对吗？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你就会进入产房，看着你孩子的脸蛋儿——糟了！——那种古老的情感模式很快就占据了你的头脑，你的反应不再是你在产房外时的那种疑虑与后悔，你不再害怕承担做父亲的义务，你的内心充满了惊讶、快乐和自豪，这是具有遗传性的社会模式中的一个经典事例。这个世界上没有几样东西本身就至关重要，而且人们对其重要性也毫不质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重要到不易引起人们的争论或理性的争辩，而家庭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东西中的一个。或许人类已经受到科学和进化论等社会潮流的影响，思想已经过分“解放”。人类已经不再痴迷地信仰宗教，他们为他们的神的死去而欢呼。古老的单民族国家的那种对国家和君主誓死效忠的思想在逐渐消失，所有的社会道德价值，不管以前多么反动和狭隘，现在都在逐渐消失。二十世纪的人类就像乘着无人掌舵的小船，在未经许可航行的海面上漫无目的地漂泊。如果一个人要在整个航海过程中保持清醒的状态，他必须找到一个人要他来关心和照顾，对他来说，这个人要比他自身更为重要。
一些评论家在您的很多作品中不但察觉出一种浓厚的悲观情绪，而且还感觉到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比如，在电影《奇爱博士》的评论中，一位评论家做出这样的评论，他说除了电影的反战寓意外，对于人类灭绝一事，您的主导态度是冷漠淡然、无动于衷，这好像非常奇怪，简直就像是地球受到了某种病毒感染，正在被净化一样。他说的是真的吗？
库布里克：天呐，完全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不停地关心人类，是因为你看出了人类本质上的荒唐、脆弱与虚荣。对我而言，唯一不道德的东西是危及整个物种生存的东西；唯一绝对的邪恶是对物种的繁衍生息造成威胁，使其濒于灭绝的边缘。从最深层意义上讲，我相信人类的潜力和取得进步的能力。在电影《奇爱博士》中，我在探讨人类内在的非理性层面，这种非理性给人类造成巨大威胁，可能会毁灭人类。今天人类这种非理性依然非常强烈，人类必须战胜这种非理性。承认人类本性中存在疯狂的因素并不能暗示出我们要为此庆祝，也并不意味着要对治愈癫狂的可能性产生绝望与无能为力的情绪。
自从电影《奇爱博士》上映以来，在五年中，两大拥有核武器的强国，美国与苏联，实质上已经和解。您认为这是不是减轻了核战争的危险？
库布里克：根本没有。如果说两国的和解真会产生什么后果的话，这种使人们都感到过分自信的缓和（指苏美两国）会因为疏忽而增加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威胁。这一直是最大的威胁，也是最难对付的。核武器可能被使用的危险——或许会被一个实力逊于美苏的强国使用——如果说不比以前更大的话，至少也和以前一样大。因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混乱，全世界的人都在心理上适应了核能的存在，这着实令人惊叹。
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突发事件，可能会爆发战争，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这就使得那些头脑混乱、受到惊吓的人不得不快速做出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威胁依然存在，那就是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指挥结构，可能会有一个疯狂的人会挑起战争，或者国家之间使用核武器互相攻击，虽然核武器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至少也能毁灭大片地区，造成不计其数的伤亡。这当然就是《奇爱博士》的主题，我不能完全保证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某个地方或苏联红军的第一梯队的高层领导中就不存在杰克·利普尔将军的真人原型。
提倡发明和使用自动防故障装置来防止核战爆发的战略家向我们暗示，一个神经错乱的狂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便是对核武器指挥结构的所有核心人物进行心理健康测试，这种方法会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吗？
库布里克：不是的，任何一个在统治集团内升到高层的个人，如果受到严重的干扰，他都必然会有极高的自我约束能力，能够成功地伪装成符合他社会地位的人。这样的测试确实已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但是你必须真的是完全深陷于心理测试之中，才会在测试中背叛自己，而我们说的这种人都必须是有高度自控能力，具有病态人格的人，要不他们早就暴露了。但是，除了这些心理测试之外，你怎么去客观地评定总统的心智是否健全？谁都知道总统与总指挥对是否使用核武器有最终决定权。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有一个疯狂的总统，或者一个神经失常的总统，或者一个嗜酒如命的总统，在一顿狂饮之后，喝得烂醉如泥，一时心血来潮发起一场战争，这当然不大可能，不过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可能会说，这样一个总统会被他的助手们发现，他们会制止他的疯狂举动——但是现在总统的权力如此之大，谁知道他的助手有没有能力约束他的行为。如果说总统精神失常未免过于牵强，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可信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更令人恐惧，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进入白宫，成为一个下层员工。就拿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要的事来说，如果一个精神错乱的侍者把迷幻剂偷偷放入肯尼迪的咖啡里，或者在苏联有人把迷幻剂偷偷放入赫鲁晓夫的伏特加酒里，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吗？这种种可能都让我们不寒而栗。
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我们持续依靠大国间核动力的平衡来保持和平，而我们又明知核能可能会给全球带来灾难，这可能反映出人类有集体共同死亡的愿望，您同意他们的看法吗？
库布里克：不同意，但是我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镇定而淡然地接受达摩克利斯之剑（源自古希腊传说，用来表示时刻存在的危险）悬挂于他们头顶之上。人类是唯一能够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死亡的生灵，同时，他们对这一事实一般来说也无可奈何，而且他们也不能应对这种必死的命运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因此，成千上万的人经受着程度不同的焦虑、紧张及无法解决的内心冲突，他们经常表现为神经衰弱，整天闷闷不乐，生活中充满挫折与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挫败感与痛苦会不断加剧，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坟墓就在前面不远处等待着他们。因为能从宗教中找到慰藉的人越来越少，宗教已无法缓和人们渴求生存的欲望与生命必然终止之间的矛盾。我其实相信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核战争爆发的话，全世界的人将会跟他们一起去死，他们反倒会因为这种想法不知不觉地获得一种不合常情的慰藉。上帝已经死了，但原子弹依旧会持续存在。这样，在面对人必有一死这一可怕的事实时，他们就不会再感到孤独，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将陪他们共赴黄泉。萨特曾写道：一个将要执行死刑的人，如果你能找到一件让他快乐的事，那就是一个彗星将在第二天撞击地球，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灵全部毁掉。这也算不上什么渴求集体共死的愿望，也不是因为惧怕死亡带来可怕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带来难忍的孤独感，从而产生自我毁灭的欲望。人们常说：“要死一起死，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思想当然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种思想会平息人们的愤怒情绪，让人们对核军备竞赛熟视无睹，而人们的怒火与愤慨本来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振作起来，共同化解这一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敌对双方很少的几个领导者都已经认真做好准备，出于某种被误导的国家利益感，他们要用炮火把成千上万的人化为灰烬。
您是反战主义者吗？
库布里克：我不是很确信反战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以前我们为了避免战争向希特勒屈服，那算是道德高尚之举吗？我认为不是。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些惨烈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爆发，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现在越南的混乱局面，还有太多的宗教战争，这些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然而，使今天的局势与以前的任何局势都截然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毁灭整个物种的方法，或许还可能毁掉整个地球。要把这些编成剧本展现给公众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切都显得太抽象，而且不真实，就好像在说：“太阳要在十亿年后灭亡。”要想纠正当前的恐怖格局，需要进行的第一步也是最小的一步，就是要找到一种具体的替代格局来取代现在由恐怖构成的平衡格局——一种人们能够理解和支持的格局。
您是否相信某种形式的全能政府或某种激进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明智地高瞻远瞩地处理像核战争这样的问题？
库布里克：这个……现在还没有一种非常合适的制度，但我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制度来替代这些旧制度。有一个主意很吸引人，那就是让一群哲学家国王来统治世界上的国家，他们用仁慈的全知全能的家长式统治方法来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去哪找这些哲学家国王呢？就算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些哲学家国王，我们又怎么为他们物色接班人呢？不，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社会，尽管有其内在固有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毫无疑问是所有人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制度。我记得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社会制度，不过是除了其他所有更糟的社会制度之外才数它最糟。
有人指责您，说您的电影中流露出对民主制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强烈的敌对情绪，对机械自动化尤其充满敌意——您对这一主题似乎隐约有一种病态的迷恋。一些影评家声称这一点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尤为明显，在这部电影中，狡猾的反面人物哈尔9000电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唯一的人类。您认为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了吗？您觉得人和机器会为争夺统治权进行最后的决斗吗？
库布里克：首先我要说，我对机器并没有敌意，实际上，恰好相反，我很喜欢机器。不过，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机械化无政府状态，现在我们人类与机械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由于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这种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最终我们将不得不与机器共同占有地球，那时机器不管在智力方面还是能力方面都将远远超过我们人类。但是这种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如果人类能明智地加以控制的话——可能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财富，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展望遥远的未来，一种由有部分感知能力的电脑操控的机器人构成的亚文化可能会不断进化，直到有一天，这些机器人断定他们不再需要人类，我想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你或许可能听说过未来终极电脑的故事：科学家想了几个月，要向这台终极电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才好，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恰当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吗？”电脑一阵呼呼作响，灯光闪烁，然后从电脑中出来一张卡片，上面印着几个单词：“现在有了”。但这个问题还很遥远，我不会因担忧这样的问题彻夜难眠。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在家中使用烤箱与电视机，尽管我还不确信集成电话线路是否会成为家中常用电器，电话有时候会让我想起他们本身就会使人过上邪恶的生活。
谈起未来的电子学与机械学，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精心制作的小配件与太空飞行场景都如此逼真，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受到了一致的称赞——甚至受到反对这部电影的影评家的称赞——称赞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次主要的突破。这些如此出色的电影特效，您是怎么做到的？
库布里克：我们谈话的时间太短，我无法把具体的拍摄技术全说清楚，但是我可以说，为了制作这些特效，我们很有必要去构想、设计和策划全新的科学技术。这些工作花费了18个月，这部电影总共耗资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光特效制作就花去六百五十万美元。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感谢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欧布莱恩，他为这部电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我非常信任，允许我坚持拍摄这部电影，尽管拍摄这部电影有时候好像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很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拍这部电影，就是说电影中拍摄的每一个特效镜头都必须是完全令人信服的——这一点在以前的电影中是从未做到的。
多亏了这些特效设计，《2001：太空漫游》无疑成为整个电影史上对太空航行描述最形象的一部电影——而您却承认您自己依然拒绝乘飞机旅行，甚至连商用喷气客机都不坐，这又是为什么呢？
库布里克：我想这应该归结为对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的清醒意识，这种意识极其可怕。跟别的动物不同，人对自己最终的归属是有概念的，这种知道自己必死的能力会在我们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终究会死，对人终有一死这一铁定的事实，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丝恐惧，这种恐惧在逐渐地吞噬掉人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又是幸运的，我们的身体及身体需要的满足与身体功能的发挥，在我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意识到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我们仅仅存在几十年，这种意识会让我们的大脑瘫痪，而我们的肉身则缓解了这种可怕的意识与我们自身之间的矛盾。如果人类停下来啥都不干，整天想着：他即将死亡，他在宇宙中非常渺小，他的生命毫无意义，他是多么的孤独，他肯定会发疯，要么他就会变得麻木，产生万事皆空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他意识到他只不过是无法想象的浩瀚宇宙中旋转的一粒尘土上的一个微生物时，他可能会问自己：他应该费心去写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吗？他应该努力去维持生计吗？他应该劳心去爱一个人吗？
有些人认识到，他们无法领悟到活着到底有什么目的，在浩瀚的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球，在这个浩渺的宇宙中，他们的存在不会被多少人知道，也不会被后世记住，他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迫使他们产生万事皆空的思想，他们开始以这种消极的态度看待人生，最后他们很容易就会变得反常，头脑一片混乱。我非常理解，对于马修·阿诺德来说，生活是如何变成“漆黑的莽原……在那里，黑夜里愚蠢的军队厮杀纠缠……在那里，既没有真爱又没有希望、诚信或信仰，在那里，痛苦永无休止。”（出自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还有一些人对生命的意义无动于衷，他们不会因为生命的短暂而变得多愁善感，他们不过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与平凡，这种尚未成熟的早期意识剥夺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悄无声息的绝望生活”（出自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觉得活着就跟死去一样没有意义的原因。
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尽管思想都很狭隘，却的确使人们找到了慰藉，他们借助宗教来减轻死亡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但是由于牧师现在已经宣布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再来引用阿诺德的话：“信仰之海”的潮声“悲伤悠长的呼喊”着，在全世界都退落了，人类已经失去了精神支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不管以前的信仰多么荒谬，总能让人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现在人类已失去希望，他们的生存已经失去了目标。我们认识到人必有一死，而且死后不会升天或转世，这彻底粉碎了我们的信仰，实质上这种认识使我们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病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怀疑连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精神疾病如此严重。
如果生活是如此的漫无目的，那您认为活着还值得吗？
库布里克：值得，我们有很多人不管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都成功地面对了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对于这些人来说，活着是值得的。当然了，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有一种对外界事物的惊奇感，他们的惊奇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能力，可以尽情地体验快乐，哪怕是一片叶子的绿绿的颜色都会让他们欣喜万分。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他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会衰老，会死亡，这种对死亡和衰老的认识开始对他们的自我意识造成冲击，并且开始微妙地侵蚀他们的生活乐趣和他们的理想主义——还有他们原本以为的生命永生不灭。随着一个孩子逐渐成熟，在他的周围，他到处看得到死亡与痛苦，他不再相信人本善良。但是如果他相当强大的话——而且也相当幸运的话——他可以摆脱灵魂的衰退，重燃生命的活力。尽管他们意识到生命没有意义，也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生命没有意义，他们才能形成一种清新的使命感和对自己生命意义肯定的感觉。他可能不会重新拥有他出生时与生俱来的纯粹的惊奇感，但是他可以形成一种更为持久的感觉。关于宇宙最让人害怕的事实并不是宇宙充满敌意，而是宇宙的漠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忍受这种漠然，并且在死亡的地界内接受生命的挑战——不管人类能够使他的生活变得多么变化多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就是有自我实现感的。不管世界有多黑暗，我们必须为自己点亮灯光。
只要我们继续活着，而且知道所有人类的生命在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在一场核灾难中灰飞烟灭，不管作为个人也好，还是整个物种也好，我们还能够找到生命的深刻含义吗？我们还会有自我实现感吗？
库布里克：我们必须找到生命的意义，必须有自我实现感，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如果不改变人的本性的话，可能没有合理有效的方法消除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即使我们真的设法让每个国家都解除了武装，只剩下弓箭，我们还是不能够对人类施行脑叶切断术，以使他们彻底忘记怎样制造核弹头，我们也不能使人类彻底摆脱精神错乱，以便我们能够理性地使用核武器。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而且人类注定会精神失常，考虑到这两点，我敢肯定，在一个已经大规模裁军了的世界里，第一个积聚起哪怕一丁点武器的国家会非常急切地去使用这些武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在完全裁军了的世界里使用核武器的机率会更大，不过全球人类灭绝的机率要小些。而在这个军队都武装到牙齿的世界里，我们使用核武器的机率要小一些——但是一旦使用，全球灭亡的机率会非常大。
如果你尽力不用地球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悲剧性的悖论（人类靠核能来推进社会进步，核能反过来又对人类造成威胁），而是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它，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荒谬，不合常理。正如你所指出的，在一个疯狂而激情的时刻，人类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掉整个物种（人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地球上最后的一代。一次计算错误就会导致整个人类历史的所有成就在一团蘑菇云中灰飞烟灭，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使人类几千年来的渴望与努力完全终止。电脑的一次短路，指挥结构中的一个狂人，都会毁掉从人类产生以来的数以亿计的人留下的遗产，都会毁掉还没有出生的数以亿计的人的前途——这就是最终的种族灭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核能有消灭世界的潜在危险，核能的发现，也完成了人类蹒跚而行、步入宇宙的第一步，而所有的智能世界都必须走这一步。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是，婴儿死亡率在整个宇宙中正在逐渐形成的新型文明中可能会非常高。地球的毁灭在整个宇宙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除了对我们人类而言。对整个宇宙而言，这个星球的毁灭无足轻重。对于仙女座星云团里的一个观察者来说，我们人类的灭绝只不过像是天空中一根火柴划亮的一秒钟一样，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如果那根火柴确实在黑暗中闪光的话，其他星球上不会有任何一个种族会为我们这个种族哀悼，因为我们人类使用了一种力量为自己点燃了火葬柴堆，使自己葬身火海，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可以为众多星球点亮指路明灯的。何去何从就看我们人类怎么选择了。
｜原文发表于《花花公子》杂志1968年9月刊
｜译文说明：前半部分说明文字为@迷影翻译，访谈部分译文源自网络，译者不详，如有译者信息，还望告知！